《人口创新力》这本书主要介绍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将如何对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以及中国等新兴国家在与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创新竞争中如何取得优势。 

首先说人口与创新的关系。18 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学理论，他认为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率下降，而无法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也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不过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马尔萨斯关于「过多的人口会拖垮经济」的观点被证明存在局限性，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经济。

1990 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知识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事实上，20 世纪初，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就将创新研究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提出「创造性破坏」的观点，他认为创新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熊彼特将创新分为五类：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供应来源创新和组织形式创新。《人口创新力》这本书则按照创新的复杂程度，将创新分为前沿创新和适应性创新，并且作者在这本书中将侧重点放在了前沿创新上。

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创新产出？

创新领域的学者给出过多种答案，比如研发投入、教育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等等。1990 年，迈克尔·波特提出了国家竞争战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某一产业要想获得成功，需要具备四种因素：要素禀赋、需求、产业间的联系以及竞争，这也被称作「钻石模型」。而这四大要素其实都离不开人口，不管是人力资本、市场需求还是产业和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人口都是经济活动和创新活动最重要的优势来源，而这其中，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年龄结构和人口分布都是影响创新的核心因素。

历史上美国的崛起就离不开人口对其创新的促进作用。1850 年，英国和德国已经是世界工业强国，美国还只是一个农业国家。不过美国从那时开始大量吸收移民，其人口很快超过西欧国家，这些人口为美国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尽管，近年来随着机器人在生产中的大量应用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不少观点认为人的作用将大大降低，会逐渐被机器和算法所取代，人口数量将不再那么重要。

但作者认为，人口对创新的影响将日益突出，原因在于：

（1）百年之前人类的生存受到资源和环境的限制，但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限制正在降低；

（2）对于经济越来越重要的服务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依赖于人口规模优势；

（3）由于创新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思想的碰撞，创新仍然依赖于人；

（4）尽管有鼓励生育政策，但许多国家的生育率仍在持续下降，老龄化对于创新的负面影响愈加明显。

那么，人口将通过哪些途径影响创新？

人口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影响创新：（1）规模效应；（2）聚集效应；（3）老龄化效应。

首先是规模效应，即人口的绝对数量。

市场规模的大小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状况。以互联网行业为例，国内市场规模大的国家更加有利于孕育出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尽管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更近，但相比于标准化更加统一的工业制造业，互联网这类服务业更加受制于各国市场上独有的文化、语言以及商业习惯，因此，服务业企业要想在外国市场上取得成功会更加困难。

在一个网络效应发挥巨大作用的行业，赢家将是那些能够最先吸引大量顾客的企业，即先「圈地」或「吸引流量」。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能够看到，美国和中国这样本国市场巨大的国家，出现了最为成功的互联网企业。

第二个是聚集效应，即人口的地理分布。

人类所拥有的知识越来越庞大，要想取得牛顿和爱因斯坦那样颠覆式和划时代的科研成果已经越来越难。我们也很少再见到「孤胆英雄」式的创新者，现代的创新活动越来越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特别是跨学科合作。在人才的聚集效应下，有创造力的人聚集在一起能够产生化学效应。在产业集群中，地理距离相近的企业或科研机构的员工能够更加容易找到其他人进行交流，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是网络等媒介无法取代的。

不同背景的优秀人才在一起工作，知识溢出效应会更加明显。这种效应可以联系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你是选择去北上广深工作还是去二三线城市工作？

尽管房价飙升，但许多人仍然选择前往一线城市工作。人才的集聚效应正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能够不断吸引人才的原因之一。作者认为这种集聚效应会趋于自我强化，这就导致，人口越密集的地区，其创新力越旺盛。类似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在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的《大国大城》一书中找到。

第三个效应是老龄化效应。通常来说，老龄化会带来五大挑战：

（1）不断增长的养老负担对国家财政预算状况形成挑战；

（2）导致劳动力短缺，降低生产力；

（3）内需减少；

（4）储蓄降低；

（5）以上情况将导致国家实力减弱，世界格局重新调整。

但老龄化带来的最根本且最不可弥补的弊端，是整个社会创业和创新精神的减弱。

历史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颠覆性创新往往出现在初创企业，而成熟的大型企业更多的是进行改良式创新。

创新和创业活动充满风险，年轻人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有更强的动力去尝试高风险的活动，是最富有创造力的群体。一个人在 30 岁到 40 岁这个阶段是最有创造力和创业精神的时期，他们不仅有足够的经验，精力充沛，而且能够保持较高的认知能力和学习新知识的欲望，而在此之后，各种技能和身体机能都会逐年下降。

反观老龄化社会，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数量明显较少。同时老龄化还有阻挡效应，老年人会阻碍年轻人的活力，比如企业的高级职位多数都会被年长的员工占据，挤压年轻人上升的空间，整个社会也会变得更加保守。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 90 年代以后的日本，老龄化使得社会的活力降低，创业和创新精神下降。与之相比，中国、美国和韩国的人口结构更加年轻，也更加具有创业精神。

以上便是第一个要点，即人口与创新的关系。

那么，如何从人口的角度来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创新竞争？

按照《人口创新力》一书的观点，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不会再像以往那样重要，经济竞争将更多地体现为创新的竞争。创新竞争不是零和竞争，因为创新不仅对创新者有利，而且对其他国家也会产生正向的外部效应。

但是，这种竞争依旧是个高赌注的游戏，因为世界上只会出现为数不多的创新中心，而这些创新中心一旦形成，便会吸引新的优质资源来到这里，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坦白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人才和人口的竞争。

日本是第一个受到严重老龄化影响的大型经济体，许多学者都把日本作为研究老龄化的最佳案例，希望从中获得启示。

现在，日本属于超老龄社会，2017 年日本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 27%，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比例最高，被看作是最年老的国家。老龄化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在日本社会很显著地体现了出来：许多日本企业里，四五十岁的员工数量多于二三十岁的员工，论资排辈在员工晋升过程中成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年轻员工晋升速度减慢，企业行为趋于保守。年轻人缺少创新创业所需要的经验和社会资本。

对比 2010 年美国和日本的十大高科技企业时，你可以发现，美国的十强企业中，有八家是在过去 30 年里成立的，而日本则没有一家。作者认为创业精神在日本十分缺乏，老龄化效应明显。

与日本类似，欧洲同样面临较为严重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尽管实施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但这一问题依旧困扰着欧洲，抑制欧洲国家的创业精神。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欧洲曾经孕育出西门子、宝马、奔驰以及众多奢侈品牌，但是，为何欧洲却没有出现一个大型互联网企业？

作者认为这主要还是市场规模的问题，单一的欧洲国家规模都比较小，在成长速度无比重要的互联网行业，欧洲互联网企业在本国获得的规模优势有限，为单一国家开发的网站或 APP 也难以在研发支出等方面与美国或中国的企业竞争。即便欧盟内部已经形成统一市场，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使得欧洲服务业市场依旧呈现出分散化的局面。这就是上面提到的人口的规模效应。未来在与美国和中国的创新竞争方面，欧洲的前景并不乐观。

美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移民传统，生育率保持在较为合理的水平，庞大的国内市场成为美国服务业和信息技术行业的一大竞争优势。当这些行业的企业在美国市场上实现规模经济和产品完善后，再进军到其他国家的市场。

印度是经济增长迅速的新兴经济体，其出口产业尤其是 IT 外包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鲜明的竞争优势。同时印度拥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仅次于中国的总人口，而且人口结构合理，相对来说更为年轻化。尽管印度的基础设施落后、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严重，但仍可比较看好未来印度的创新竞争力。

最后说回到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对于创新来说是一个优势，特别是对于互联网等服务业来说，可以首先凭借本土的商业成功来积累先进技术和雄厚财力，再谋求走向世界。

除了广阔的国内市场，人口众多加上国内教育水平的提高，让中国能够不断地培养出优秀的科研人员，形成大量的人才储备。人口的规模效应的优势在中国体现得也较为明显。

在未来政策方面，应该更加重视优化人口结构。面对人口老龄化和较低的生育率，需要进一步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

关于人口方面的公共政策建议。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发达国家超低生育率的原因：

（1）在高收入国家中，孩子的教育受到高度重视，同时成本十分高昂；

（2）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参与率稳步上升，女性不再被限制在家庭生活当中；

（3）现在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娱乐和休闲方式，人们用来抚养孩子的时间减少。

根据《人口创新力》一书的数据，中国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其他金砖国家，而且比部分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还低。一部分原因是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人口增长迅速，许多国家都实施了直接或间接的限制生育政策，比如中国、越南、韩国和新加坡。

但作者认为，中国生育率低的根本原因还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情况也在中国逐渐出现，比如抚养孩成本上升、女性受教育程度上升、女性劳动参与增多等。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生育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呈现出负相关。

与低生育率同时出现的，是结婚数量的下降：2017 年中国的结婚登记数量比上一年下降了 7%，并且连续四年出现下滑。同时离婚数量比上一年增长 5.2%。很多年轻人都表示，结不起婚更生不起孩子。即使政策放开，但住房、生活成本、育儿成本、教育成本的压力依旧是生育的阻碍。作者呼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人口结构。但人口政策不仅仅涉及生育政策，还需要教育、财政等一系列配套措施。

在书中，作者也给出了其他鼓励生育的政策：

首先是进行财政支持。即对有孩子的家庭发放现金或减税。一些发达国家拿出 GDP 的 1% 到 5% 给有孩子的家庭补贴抚养费用。比如英国、德国、法国都会每月给予有孩子的家庭一定的现金补贴。孩子越多，补贴越多。不过发达国家的数据显示，虽然补贴能够起到促进生育的作用，但是需要比较大的财政支出。

面对低迷的生育意愿，作者建议中国应拿出 GDP 的 2% 到 5% 用于鼓励生育，也就是至少 2 万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多，但分摊到中国2亿多儿童，每人每年也仅1万元左右。

第二，要对日托和教育进行支持。中国现在缺少专业的托儿所和托儿服务，除了请专业的保姆或家中老人来帮忙看护孩子，很多年轻母亲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做「全职太太」。这就让不少年轻女性产生顾虑，而选择不生孩子。

教育是育儿过程中一个巨大的成本，作者建议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学前教育。同时，作者建议加大对大学科研的资金支持。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投入占 GDP的比重在全世界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中国需要更多的创新科技人才，因此，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必不可少，整体教育投入还有 2 万亿元左右的提升空间。

第三，应该继续推进城市化。如上文所述，人口的聚集有利于思想的交流和创新的提高。作者建议应该扩大城市容量，促进人口的聚集效应。同时为了能够让人们可以在大城市安居乐业，除了推出引进人才政策，还需要改善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效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包括学校、医院和住房等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