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忘年交——在我的老家辽宁阜新，住在我们家前趟房的王老爷子。
认识我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是个中学退休的老校长。据他说他祖上是满清贵族的包衣，而他是个县太爷的庶出儿子，奉天师范音乐系毕业。他教了一辈子的书，当过右派，蹲过牛棚。可谓一生坎坷，历尽浮沉。到老了还是脾气倔强认死理，至死不改。
有一次跟我聊天时他感慨，自己脾气又臭又硬，是个老古董。我说他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头脑比我这个年轻人反应还快，哪里像老古董？而且难得的是温文尔雅，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个坏脾气，比如对我就很和蔼嘛。老爷子嘿嘿一笑，双眸瞬间精光一闪，说：“我得留个活口啊。”见我瞪大了眼睛，老人家又恢复了儒雅的样子，跟我解释说这还要从他文革挨批斗时说起。
在那个人鬼不分的混乱年代，因了他的这个耿直的臭脾气，说了些真话，得罪了不少人。更有人认为他不团结革命同志，傲慢自大，右派的帽子当然是跑不掉的。结果虽没要了他的命，却剥夺了他教书育人的权力，一竿子把他打到堪称穷乡僻壤的塔子沟种地去了，整整十几年他都没再走上过讲台。村里虽然没人为难他这个落难的秀才，可他内心的苦闷和不甘却没人能知晓。
山上庙里的老喇嘛和他算是聊的来的朋友。就在他落实政策、摘帽平反，又可以回到学校重拾教鞭的前夜，来给他送行。往他手里塞了串念珠，盯着他说：“你啊，别人一辈子都到不了你跟前。”哎呀，王先生一愣，心想这老喇嘛怎么突然这么说我？我哪儿得罪他了？再想仔细问究竟，那老喇嘛已经摇着头走了。
回城后，老先生拼了命的忘我工作，想把失去的时间再抢回来，也因为他杰出的工作成绩，得到了上级的称赞和认可，最终光荣的走上了校长的工作岗位。他响应国家号召，在他的主持工作下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教育革新。为课程建设、人才培养都倾注了大量心血。虽然他毕生矢志桃李，扶掖青年、提携后学，但是因为他严格认真的治学态度和刚正不阿的性格，又像从前一样得罪了很多人。一直到退休，他都是孤独的，身边始终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有甚者，听到他即将退休离开的消息，学校里竟然有人喝酒庆祝，额手称庆再不会见到他这个老古板了。没想到，当年老喇嘛的临别赠言，竟然一语成谶。
退休后，老先生赋闲在家。没想到对他为人古板不近人情的评价已经名声在外了。邻居们都有点怕这个严肃的老头，谁都不愿接近他。也只有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小屁孩儿因为一次机缘巧合认识了老先生，常常向他请教学问。更喜欢他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广博的见闻，没事就往他家跑。听他谈天说地，品评古今中外，真是成了我莫大的享受。也因此博得了老先生的喜欢，认了我这个忘年的朋友。
说到这儿老先生叹了口气说：“其实我并不是天生就是这么古板的。但是，治学不严，无以成学。对侵入校园中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不严，就无法实现教育公平。为了我毕生的理想，即便没人理解我，又算得了什么？我是无怨无悔的。其实，我内心里也不承认自己是不近人情的老古董的，和你交朋友，顺便也可以让别人看看，我王某人还是容易相处的，有邻居的小朋友一直在讲我的好话。”
我知道，老先生毕竟是心中憋了一口气。其实他和谁交朋友，那些不理解他、诋毁他的人已经看不到或者不关心了。但是，就为了一个“严”字，老先生失去了最宝贵的年华和机会，继而使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备受误解和孤立，这个“严”字也成了他心中难以愈合的伤口。
多年前，我离开家乡到北京闯世界的前夜，王老先生来给我送行。他颤抖着手给我整理衣领，语重心长的告诉我要努力工作，凡事要学会忍让，对人不要太过较真。我分明看到了当年那个指点天下、风华正茂、大步走出奉天师范学院的王先生已经远去了，面前这位温润如玉的老者，慈祥的面容带着点点不舍，一如一位送别爱孙的老爷爷。真想扑到他怀里，偎在他身边，不走了。
王老先生已于十年前仙逝，享年八十七岁。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忘年交、我最好的老朋友王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