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撮花椒的交情
方大爷是今年深秋才入职的，成了我们公司传达室的门卫。
尽管他走路时身体扭动，不那么稳健。但足以胜任开关大门和登记来访的工作了，可以完成我们公司门卫的全部职能。
我们成为同事之前我就认识方大爷，他以前在附近的菜市场有个小小的酱料摊，从我搬到这附近住，家里的一切酱料就都来自他家。
说起来，从去年秋天就没见到他了，就连酱料清仓甩货，都只用了一天。
挂出“最后一天，赔钱卖”牌子的时候，我正在他家的酱料摊前买新鲜花椒。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知道卖鲜花椒的地方，就是方大爷这个小摊位了。
老家邻居张三爷的家没有真正的院墙，除了与我家共享的那面土坯矮墙，其他两面墙就是密麻的花椒树。这两面花椒树墙烹调着周围十几户人家每日每餐的味道；小时候在老家，每到做饭的时候，周围都是花椒过油的香气，所以我对花椒的味道有着很深的情感；妈妈从不让我炒菜，只交给我一些简单的活，比如捣蒜泥；因此，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花椒吃法，是把一两串鲜花椒和蒜瓣一起捣碎，加点生抽，做成花椒蒜泥；花椒的麻香中和了蒜的辣冲，又让整体味道变得有了层次，配水饺配面条配馒头配煎饼，与一切面食都是绝配。
我问方大爷为什么赔钱卖，他含糊作答，身体不好之类，就忙着招呼其他“抢购”的客人了，看起来也不像身体有恙。第二天，摊位果然就空了，只剩下一个干净的地面。
方大爷还真是说一不二。
方大爷的摊位就在一进门的左手边，空间很小，小到只有一辆小三轮车那么大。与其他摊位“菜台高筑”、“开疆扩土”不同，方大爷直接把一辆老旧的三轮车固定在摊位上，在车上镶嵌了很多个可以放置或悬挂酱料的梯形小货架，货架虽多，但高低有序，酱料摆放也整齐规矩，整体看起来像公园里精心设计的一个装饰小品，在菜市场的混乱背景下显得很别致。
不管客人要什么，方大爷都能准确的定位。
摊前没人的时候，经常见方大爷坐在菜市场外面的小板凳上，戴个老花镜，捧着本书，认真的学习，说成学习，是因为他看书的时候又写又画，还贴上便签，常常见他扯着花花绿绿的便签尾巴翻来翻去，像极了我读高中时候，翻看课后答案的样子。
眼镜是方大爷的看书必备工具，他用一根黑色皮筋把两条眼镜腿拴住，皮筋与眼镜自然的组成一个闭环；看书的时候皮筋箍在后头上，要是听到有人喊买东西，他就先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镜腿，把眼镜往下一滑，让它撑在鼻头上；寻着声音，从眼镜上方看过去，先确认是不是幻听；如果真有人来，就把眼镜从鼻子上摘下来，直接挂在脖子上，起身去招呼买卖。那眼镜就听话的伏在身前，就连弯腰都不碍事。
知道他腿脚不利索，但没想到就连起身这样的简单动作都需要分成两步完成：先用手撑住膝盖，屁股抬到弯腰的状态稍微停一下；然后再慢慢直起腰。嘴上用劲的表情暴露了他的吃力，伴随着藏在嗓子眼的一声低沉的“嗯”，就像一声叹息，好像买他的东西是对他的为难。
知道方大爷腿脚不好，我心里再急也从不催他。毕竟，我是欠着他人情的。
我第一次在菜市场见到有鲜花椒卖，毫不犹豫捏了一小撮，装在塑料袋里；脑子里瞬间闪过很多个适合用鲜花椒调味的菜；我没有多装，知道它过一夜就会脱水变干，然后炸开，沦为干花椒，这一小撮已经足够做好一大桌的菜了。
我自己都觉得买的太少，有点不好意思，伸手递过去的时候，还特意强调“买多了吃不了。”
方大爷也不劝我再添点，方便凑个整之类的，反倒说“大姐，就这点，拿去吃吧，吃了我就不用惦记了。“说的好像是我在帮他忙似的。
“这是我家院子的花椒树上长的，没有农药的，拿去吃吧。”他没有接过去称重，而是摆了摆手，示意我收回手来。
方大爷为人谨慎又客气，男的分年龄，叫老弟或大哥，女的则统一叫大姐。听习惯了方大爷叫我大姐，以后再去天津被大爷大妈叫姐姐，我也就不尴尬了。
我厚颜无耻的吃了方大爷两个秋天的鲜花椒。
“干花椒好找鲜花椒不易寻。”张大爷几乎每次都这么说。
为了还他这份花椒之情，我只好成了方大爷家的忠实客户。但我并没有机会还清，方大爷家的酱料质量好，日期也新鲜，价格还不比别家高。即使没有受到这样的恩惠，我也会自然的选择他家。
如果说我和其他买酱料的人有什么不同，就是即使是清仓的最后一天，方大爷还特意留了一撮鲜花椒给我。
虽然跟方大爷认识了这么久，有着两年鲜花椒的交情，但是我们并没说过什么除买卖酱料之外的，多余的话；也未曾有过除了在他的酱料摊前，其他的交集。
我们的交情就只是一撮花椒的交情。
现在我们在同一个院子上班，相隔一年多又见到方大爷，很意外也很亲切。他和老家的张三爷有着相仿的年纪，知道他们的身体都没有多么不好，我也像心疼一个老朋友一样放心；虽然不是花椒成熟的季节，我依然高兴见到他，毕竟让我惦记的并不全是他的花椒。
这样的交情，就像投进泉水池中的一块石子，缓缓流淌的泉水以近乎静默的姿势，轻柔的洗涤着石子，这静默的姿势，就如同生活中没有留下深刻印记的人；脑海中那么一点小小的印象，就像微微流动的水，淡薄又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