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考研那年，我们考研小组里有个叫做蒋悦的姑娘。
起初我们在一起复习，占了座，她的位置时常是空的，因为她太忙了。老乡群聚会，因为有个特别铁的哥们儿在，推脱不了，应了，回来后自习室已经关了门。那边又有研讨会需要她在场，刚坐下就丢下书本救场子去了。
日子越来越接近九月司考，也越来越接近一月份的考研。
我们报考的那个学校，每年以变态的招生数量和极低的录取比例，让大部分人望而却步，且不说它金光闪闪的招牌，对无数学子来说，光是浓郁的民主自由氛围已经让人心驰神往。
爱她的人削减了脑袋想往里挤，成绩差的不敢去，成绩好的早就保研，不舍得去拼一个未知的可能性，于是像那些中不溜秋的，或者是像我这种高考发挥失常，余愿未了的人，还愿意与它死磕一回。
全国三个名额进复试，本就是与全国名校中有实力的佼佼者竞争，最后进复试的人，可以说是千里挑一了。
八月份的时候，因为家里出了事，这姑娘二话没说就买了机票，回了趟家。那时候我复习得早，看书算是认真的。同组的另一个姑娘和悦悦在同一个院，她想了想，对我说，我觉得她没问题的，感觉是个很有冲劲儿的一个人。
这也能感觉得出来？我不太明白她因何得出的结论，但大概了解，她说的可能就是一种爆发力吧。
九月的时候，我们已经复习了将近大半年了，熬过冬天，又熬过春夏，漫长的战线给我们带来的是身心俱疲和说不上来的懈怠和迷茫，后期，因为身体不太好也一度想过放弃。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懈怠过，至少我不能保证。
那时候我们最熟悉的场景是——
“你背到第几遍了？我才背到第8遍。”
“我也就比你好一点，第10遍吧。”
这件事后来被我们当作段子来讲。
因为考研的试题是主观题，需要涉猎大量的学术论著，考试范围如大海捞针，即使最后能够闭着眼睛随手挥就满满几大页的学术论文，卷面整齐，错字都少有。但其实也没什么好骄傲的，更多的其实是心酸无奈，因为我们深知，不可能每个人都成功，毕竟有严格的比例限定在那里。
悦悦从家里回来后，便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收起了之前的随意和迷茫，整个人像打了鸡血。
后来听说好像她的奶奶出了事儿，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怎样，没敢问，但我想，她一定是在心里默默地作下了一个决定，至于这决定是否最终影响了她的人生，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时常透过那面宽阔的窗户，看到她骑着自行车路过图书馆负一层的自习室，框里装着考研的大块头，全身裹得毛茸茸，像个小松鼠般，低着头使劲儿踩，与北京冬天的妖风较劲儿。她去的方向是第三教学楼，那栋她曾经撂下一半书本的复习教室，也那栋传说中学霸们争相占座的风水宝地，据说考上的大神比较多。
考研的那天，我和悦悦住在一个校内的学生酒店里，出门右拐就是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酒楼。北京的冬天是灰蒙蒙的，树丫光得没有了叶子，空气干燥，嘴唇每天要裂开八瓣。
晚上复习的时候，我已经躺下睡了，悦悦还在床上一本本快速地过一遍所有的资料，哗哗的翻书声惊心动魄，那种斗志是旁人没有的。
考研结果出来的时候，悦悦考了那届的全国第一，复试之前，她约我在堕落一条街吃烧烤，她眉飞色舞地和烤肉师傅套近乎，少盐少孜然多加辣椒，谢谢您啊师傅。
尽管刻意显得精神，但她的脸色很差，她撑着头，硬挤出笑脸，“压力好大，还有很多资料要去看，都熬了好几天了，撑不住，眼皮一直在跳。”
我看着她勉强撑出的笑容，明白看起来轻松的事情，其实她在背后也付出了很大的心力。
考完那天，我们在食堂二楼的校外用餐区域点了一碗看起来色泽美味的韩国冷面。周围路过的人似乎都显得与众不同些，毕竟他们才是才华与勤奋兼备的天之骄子，一看就是一张张聪明而温柔的脸。
路过百年大讲堂的时候，我想起和悦悦说起话剧时，两个人双眼中迸发的火花，这是一段缘分的开始，也是一段缘分的结束。
考完那天我们小组最后去了一次酒店外面的小餐馆，大家在餐桌上依依惜别，云淡风轻地准备各奔前程，我们聊了很多，唯独没有聊那次考研，一个字都没有，不知道是默契，还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逃避。
那次我的感冒史无前例地严重，一回到学校就倒下，于是那个冬天，除了四处找药店时路过的那家卖糖葫芦的老人，我的记忆里，真的也没有别的色彩。像是一个飘渺的雪夜里做的一个梦，我竭力地想要忘记，却始终怀念那种零下10度的清冷，让人鼻腔瞬间冲入冷空气般的清醒。
我没有告诉那个叫做蒋悦的姑娘，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她，并不是在考研小组里。
那是一堂闷热胶着的民法课，十八岁那年的青葱岁月中，我坐在最受欢迎号称是罗马法小王子的老师的课堂的第八排第一个座位。
在那节慕名而来，熬夜抢课，汇聚的人山人海里，我看见一个小麦色皮肤的姑娘，白色镂空短袖中伸出一截细细的胳膊，那只胳膊的主人朝后面的人甩着民法笔记，她的情绪和这天气一样，极有爆发力和能量。
那时，我想，能这么风格鲜明地在大庭广众下撂摊子，得是多么自信和强悍的人。我抬起因为疯狂记着笔记，而被汗濡湿得手臂，微微张开的嘴，那一瞬间忘记了合上。
悠悠的电扇底下，有一阵暖风，穿堂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