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儿童节对我们这样的成年人来说，已有一点久远。小时候过的一些儿童节，有的已经淡忘。只有在儿童节那天发生一些愉快或不愉快的事，触及到自己幼小而脆弱的心灵，才会记忆犹新，没齿难忘。

上世纪九十年代过六一儿童节，对于这些平时没有什么零食的乡下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企盼，值得高兴的事。那个年代，大家都很穷，大队部的小学还是会在六一儿童一节，给每个小学生发几个水果糖，以庆祝孩子们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

那天，我们心里真的很激动，满脸喜悦，话也比平时多些，同学们见面像小麻雀一样叽喳喳说个不停。那天说得最多的是今天会发糖，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发多少，这是每个小朋友最热衷讨论的话题。小孩子比较纯粹，掩饰不住今天有糖吃的莫大喜悦的心情。只是到放中学了，还没有放糖，唉。

那个叫刘小四的男生，本来就调皮捣蛋，生性好动。见迟迟不发糖，眼见这都下午了，他有些等不及了。他说“我去办公室问陈老师，看什么时候发糖啊”说完就一路小跑去了办公室。听他这一说，我也忍不住好奇，跟在了他后面。

等他从办公室出来，遇到我说“你快去，我刚问陈老师什么时候发糖，陈老师抓了这些糖给我”说了，还把手里的糖摊给我看。他笑得脸上都乐开了花…当我满怀期待的跑到办公室，看到那些老师我不敢说话。陈老师瞟了我一眼，看到她那张严肃甚至有些不高兴的脸，我吓得没敢说话，扭头就跑了。

终于上课了，陈老师开始发糖了，每个同学都发了八个水果糖，也叫洋糖果。我特意看了一下刘小四，老师照样发了八个糖给他。我从小就特别敏感，一直在想刘小四和我一前一后去办公室，老师给他一把糖，对我态度冷漠。陈老师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论成绩，我比他好，论听话，我也比他听话，他总是在老师上课时接下句。那不仅仅是几个糖，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认可，是荣誉，是最高的奖赏。

陈老师虽然是女老师，平时严厉，不苟言笑。唯独对刘小四和颜悦色，下课时，还会和小四聊上两句。陈老师对刘小四的特殊的好，很长时间象个谜一样困扰着我，没有答案。

再大一点，我们大部分同学都转学了，去了镇中心小学了。一是大队的老师，多数是些民办教师，农忙时，那些老师还要回家做农活，教学质量可想而知了。二是我家离大队小学，都是些田间小路，在中途，还必须要跨过一条大沟。

大沟不算太宽，但很长，是一条南北横贯的人工沟，干旱时，灌溉庄稼全靠它了。那条沟，没有桥梁，涨水时，只能脱下长裤，蹚水过沟。很多家长担心小孩被水冲走，都纷纷转学了。

镇上的中心小学，跟大队小学相比，气派多了。高墙庭院内，一排排青砖黑瓦的教室，明亮宽敞。校园内，青松挺拔，郁郁葱葱，花坛内月季花骄艳似火。老师也比大队多好几倍，除了几个青春四溢的年青才俊，还有那几个上海老知青女老师，身上有说不出的韵味。这些老师是校门园里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那年的六一儿童节，隆重热闹，学校上午搞汇演，有唱歌，还有舞蹈，发糖更是不在话下。那天上午，同学们沉浸在这欢乐的海洋里，童真无限，欢快得像一只只小喜鹊奔走跳跃。

下午上数学课，我还沉迷在这节日的欢乐中，思想开小差。那个上海女知青，我们的数学老师，猛得用手中的教鞭狠狠的敲着我的课桌厉声吼道：“你被分到最差的小组，上课还不好好听讲”我心里猛得一惊，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原来我的这一组是成绩最差的一组，转学到现在，这些天没有一个人吿诉我，我所在的第四组是这个班成绩最差的组。天啦！那天在放学回的路上，我哭了一路，那个看上去慈祥无比，笑容可掬的班主任，我最爱的语文老师，居然把我分在最差的组。

后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调到成绩好的组。自从，我上课全神贯注听讲，按时完成作业，不敢有丝毫懈怡。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作文从以前的不得要领，到班里的必读范文，成绩稳居班级前三名。我不但被调离了最差的组，不止被安排到中间最好的位置，老师慈爱，同学友善。我在镇中心小学度过了最美好的童年。

那个曾经困扰我很久的刘小四被陈老师喜欢的事仿佛也有了答案。刘小四的父亲，是我们镇上的镇长，俗称一把人。刘小四搀着他父亲的手，一脸骄傲，在放学的时会偶遇。

看着镜中斑白的双鬓，想起海子说：“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终都要和稚嫩的自己告别…”

告别是成长的苦行路，也是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