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抢掠

最常用这种方式的就是少数游牧民族政权了，由于他们不善于耕种，以游牧为生，每逢灾荒年大量牲畜冻饿亦或因疾病而死，他们就会南下入侵中原，从汉人那里夺取粮食和补给。

比如汉朝时期的匈奴人、唐朝时期的突厥人等等，他们除了大规模打仗时抢掠汉人粮食作为军粮，平时也不断小规模骚扰，夺取物资“补贴”生活所用。

这种方式除了我们熟知的少数民族的抢掠和骚扰，中原地区每逢大乱、各势力争夺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

比如，诸葛亮北伐曹魏时，曹魏在陇西的新麦即将成熟，诸葛亮就用计，派军队把曹魏的新麦给割了，以充军用。

“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晋书》

这种方式是最简单、最粗暴、最省时间的方式，一般也是解决军粮代价最小的方式，不但解决了自己军队用粮问题，而且断了敌人的粮草，可谓是一举两得。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把自己一方的百姓抢掠一番，这就有点儿杀鸡取卵的味道了，一般有大志向的军队统帅，很少会用这种方式，至于乱兵，那就很难说了。

第二种：最费时、最费力的方式——转运

所谓转运，是指在国内其他地方收上来的粮食，然后转运到前线。这种方式相比其他方式，是最费时、最费力的方式。

古代交通不发达，像汉唐等国土辽阔的朝代，从国家其他地方转运大量粮食，往往需要跨越几百上千里，需要数月才能到达前线。

而转运途中既需要派人保护粮食，又需要征调大量民夫运送粮食，耗费大量人力财力，这些押送的人同样需要吃饭，当粮食送到前线后，大部分都在路途中消耗了。

比如，汉武帝讨伐匈奴，转运粮食到前线，最后成功送达前线的只有起运时的三十分之一，大部分都在途中消耗了。

“……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汉书·主父偃传》

而且，征用大量民夫，除了直接的粮食消耗和财力消耗，还会造成农民无法在耕种的季节耕种，造成田地荒芜，来年颗粒无收。

这样，不仅仅是直接的消耗，还透支了未来的收入。

比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田地荒芜，百姓逃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地多荒。”——《资治通鉴·炀帝大业七年》

所以，通过转运的方式向前线供应军粮，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没有雄厚的国力，根本就无法支持。

即使这样，如果是常年累月的供应，国家和民众也根本就负担不起，弄不好就会拖垮整个国家，隋炀帝就是很好的例子。

汉朝汉武帝能够多次出击匈奴，也是建立在文景之治几十年的积累上。即使如此，汉武帝中期就把文景时期的积累消耗一空，国家只好另开财路，把盐铁列入专营，甚至以钱赎罪的方式来增加收入。

到了汉武帝晚年，汉武帝不得不发布《轮台诏书》，下令暂时停止征讨匈奴，让国家休养生息，恢复民力，以免重蹈秦朝覆辙。

解决军粮问题的方法中，由于第一种不是长久之计，第二种又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于是，不少朝代都实行了屯田制，以补充军粮。

屯田就是让军队开垦土地，耕种粮食，以解决或补充军粮，有点儿自给自足的意思。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不少朝代都进行过屯田。

比如汉朝时期，收复河西后，由于河西地区距离内地更为遥远，转运军粮不易，就在河西地区进行屯田。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书·食货志》

再比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每次出征都为军粮发愁，为了解决军队粮食问题，命令部分军队屯田，以解燃眉之急。

还有，明朝初年的朱元璋，也在不少地区进行屯田，洪武年间全国收获的粮食最多时能够达到2000多万石，这极大的缓解了国家的财政，也让百姓避免了繁重的徭役。明朝初年，百姓得以在元末以来战争造成的废墟中迅速恢复。

屯田制的成功，也让朱元璋非常自豪，于是就有了“国家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言语。

古代战争中，解决军粮问题是朝廷和军队的头等大事，转运粮食太过费时费力费钱，经常和屯田相结合，以达到自给自足的效果，减轻国家和百姓负担。

在战乱的年代，有时也会进行最简单、最粗暴的抢掠来获取军粮，不过，这种方式一般是在战乱初期进行的，并不是长久之计。

在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中，解决粮食问题主要就是抢掠、屯田、转运这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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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汉书》，

《资治通鉴》，

《晋书》，

《史记》，

《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