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农村的孩子，文化生活的来源非常的狭窄。除了刚介入的电视外，广播还占有传播的主要途径，对于孩子们来说，如果被家长限制去别人家蹭电视，那么就只能遵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晚上七八点洗洗上床睡觉，早上六七点就起来，这是非常普遍的作息时间，大人们也同样遵循着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如今的大人们很多不到凌晨不忍睡去，而那些有娃有工作的不到凌晨不忍睡去而次日五六点要起床的人，身体所承受的便只有自己知道。
在现在这样的信息社会，尤其是手机可以全方位接受各种信息的前提下，只需人手一机，便可以获取任何信息和外部世界的连接，从而达到丰富文化生活，而在每个人的潜意识中似乎独有手机才最能带来各自的文化娱乐生活。
但广播在那个时候却潜移默化的为大家带来了来自于外界的文化娱乐。
儿时的农村，村道上凌乱而又有规律的架设着电线杆，在一定距离之间的电线杆上挂着广播喇叭。如果居住分散的人家，那么就在家里电闸处安放一只小广播喇叭。一到早上六七点开始，村里的广播就开始播报各种新闻、扶农政策、或者小说类的故事以及当时的流行歌曲。不分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在规定时段播放着。
每个村里基本都设有广播站，不知多少个双休日，难得在家睡个懒觉，却总是在喇叭声中被吵醒。有时候被吵醒时刚好在播报一段故事，便捂在被窝里听到“明天再续”或者在“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声中一家人围着吃早餐。
农村广播的起源于50年代，在90年代几乎被有线电视网替代，在那三四十年中广播几乎成了农村文化生活的最为主要的来源。这么说来广播的存在时间还是比较久远的，广播成了那个年代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是人际交流，也是突然某一天村长的喊话，以及村里重要事件和会议的通知途径。广播相比于从80年代末起源的有线电视网的出现到现在的宽带网Wi-Fi的普及出现的以电脑、手机为主获取信息来比较，广播的存在有效时间还超过了电视的有效存在时间。在如今的社会，电脑和手机已经成为了连接外界信息的大时代，电视早已是如同形式化的存在，电视在年轻人的文化娱乐生活中早已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像80年代末的那种一到晚饭后各自背着凳子去往村里唯一一两家有电视机的人家中看电视的场景再也一去不返，电视早已被网络取代。
在当时的农村，文化娱乐生活的另一主要来源便是每个村的大礼堂。为何说大礼堂是农村文化娱乐生活的来源地，因为在农村大礼堂便是农村举行盛大典礼或农村大型集会之地。
农村的大礼堂没有我们国家的人民大会堂那样的雄伟壮观，也没有重庆大礼堂那样的金碧辉煌。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每个村的大礼堂的建造模式都类似。大礼堂基本都是挑高的建造，几乎有8米左右的层高，地面基本都为泥胚地，大礼堂的内部的左右两侧也林立着几个大柱子以支撑木结构的建筑建造。每个农村建造大礼堂也许也是根据能够容纳整个村的总人口的量为基数来决定大礼堂的大小的。但是往往一旦到了放电影或做戏文的日子，如果不是早早的占有有利位置，便基本不能进入大礼堂观看。因为一到放映日不仅本村的村民会基本到场，也会招来隔壁村的村民围观。记忆中一般播放电影的日子只要是天气不下雨，无论夏天还是冬天都会选择在大礼堂外的广场上播放露天电影。
记忆中第一版的白蛇传上映时大概是在我四五岁时，这么大型的片子一般都在镇上播放。我们村是在晚上的时间村民们成群结队的摆渡赶往镇上的大礼堂观看的。镇上的大礼堂的建造规模和结构就比较有气场，在儿时的视角，从礼堂的最后望到台上的距离非常的遥远。这里摆放椅子属于正常设施，地面是水泥地，舞台上覆盖着红地毯，礼堂的四周垂挂着深红色的金丝绒的窗帘以遮光。而音响等设备基本也是一应俱全的。播放白蛇传的那天，镇上的大礼堂几乎也是水泄不通的，记忆中是骑在父亲的脖子上，而父母是站着立在礼堂的走廊上看的片，看到最后是睡熟了被抱回家的。
而农村的大礼堂一般都不像镇上的礼堂那样有专门的座位设置。一般一座大礼堂只有一个小舞台，舞台往往是用木结构搭建，舞台的两侧是两条阶梯的通道，可以通过这两侧的阶梯上下舞台。舞台的后面便是后台，供上演戏文时演员们化妆和更衣，也作为安放各类播放设备的场地，而舞台的前台和幕后由一块幕布隔离。
戏文的频率要比电影播放的频率高，因为农村都有传统的祝寿和结婚生娃的庆祝日，经济颇好的人家会在酒宴后请戏班子唱上一场戏或放映一部电影。这样的日子是孩提时代最为开心的日子，如同过节，会被大人塞上几角零用钱用于购买零食之备。
在大礼堂的外面露天处早已有着贩卖各种零食的小贩们早早等候在那里。有卖瓜子的，当时的瓜子是一毛钱一包，包装袋是用废弃的书本一页一页的撕下来卷成三角形状装满瓜子后上面多余的那只角再反插，这样一包一包贩卖。也有卖水果的，只是那时卖的水果基本以甘蔗为多，一段两节的甘蔗五分钱。还有卖糖葫芦的，糖葫芦是孩子们颇为喜爱的零食了，酸酸甜甜，但往往大人给的钱不够买它，另外的切块的麦芽糖等等富有年代特色的零食也给孩子们带来了观看效果。
一到演出日，孩子们各家各户便早早的吃好饭，由孩子们先搬上自己家的长板凳，小竹椅，小凳子早早的在大礼堂里占有最为有利的观看位置。等占好位置，孩子们便可以在大礼堂里和大礼堂外成群结队的疯玩，有几个胆大的孩子便跳到舞台，在舞台上追逐嬉闹。那时没有现在的孩子那样的汗巾之说，只知道被汗水浸透的内衣又慢慢的被身体的温度吸干。那样的日子往往是星斗满天，当背着小板凳往家归时已是瞌睡疲惫状态。戏文的内容并不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但这个文化播放日的气氛是孩子们体会的重点。到了电影播放日，却是大人孩子共同喜爱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小兵张卡”“少林寺”等经典电影，虽然时过几十年，但感觉还是能够大致想出片子的内容来，也许是因为那时看片时的专注保留了对影片的记忆。
大礼堂除了播放类之用外，最为主要的功能性作用便是村民大会的召开场地。每次召开村民大会之前，村里的广播里都会有如此通知“各位村民代表，定于今晚几点在大礼堂召开某某大会”这么一播，首先招来的不是村民代表，而是分散在村子各处的孩子们，孩子们不约而同的到来，虽然没有小贩，但各种玩乐并不亚于播放日。
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们的童年是比较枯燥的，但却从不乏味。值得一提的是每次农村大型活动后次日在上学的路上或大礼堂周边一般都能捡到钱，这种意外的收获便是儿时最为高兴的体会。捡到钱后的那一周便会不断的梦见自己在捡钱，水沟里一把一把的都是五分钱的硬币，洗干净后可以装满一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