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公元824年夏天，一个看起来平平常常的日子。
安徽和州有个姓策的知县，这天正在院子里偷闲纳着凉，忽然接到一份公文，告诉他：新任刺史马上要来了。
策知县反复读了几遍，又向跑腿的小吏仔细打听，初步了解情况后，一丝不屑的神色飞上他的嘴角。
新刺史姓刘，名禹锡，字梦得，洛阳人，今年五十三岁，跟刘备一样喜欢自称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刘禹锡乃是个谪官。
所谓谪官，就是本来在中央政府当官，被贬职发配到边远地区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这种谪官是没有靠山的（如果有就不会被贬了），何况刘禹锡被贬是因为站错了队，比一般犯错的官员更没政治地位。
虽然刺史是知县的上司，但在策知县看来，刘禹锡不过是个无依无靠、任人揉捏的外乡人。
按照当时的官员住房标准，刺史应该住在衙门里，标配三间三厢房。策知县却打了个折扣，安排他住到城南江边的一套旧屋里。
刘禹锡倒也不计较，拖着行李便去了城南。他走进屋子，推开窗户，一条宽阔的大江立刻横在眼前，江面上船只来来往往，白帆点点，煞是可爱。刘禹锡大喜，马上写了副对联挂在大门两侧：
“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
策知县一见，不由得皱起眉头：你不就是因为犯了思想错误才被贬到这儿的，还想争什么？
不等刘禹锡看够江景，策知县就派人将他的家从城南搬到了城北，面积缩小了一半。
新家没有了大江和白帆，却有一弯河水流过门前，岸边种着许多碧绿的垂柳，摇曳多姿，如诗如画。刘禹锡依然很高兴，提笔又写了一副对联：
“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注：历阳是和州的古称）
这下把策知县给惹恼了：什么叫“心在京”？难道你还想跟朝廷继续对抗？
策知县决定好好给这个顽固分子一点颜色瞧。
喜欢看风景是吧？门都没有！策知县再次命人将刘禹锡的住处从郊区搬回了城里，但不是搬进衙门，而是在居民区找了间小屋子，既没有客厅，也没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比小老百姓还不如。
策知县猜测刘禹锡一定会愤愤不平地找他来理论，他已经想好了如何义正辞严地应对。
可左等右等，刘禹锡根本就没上门。
时间一长，策知县自己坐不住了，跑到刘禹锡家一看，当场气了个半死。
只见门外竖着一块不大的石碑，碑上刻着一篇短文，那字写得瘦硬稳健，骨力刚劲，竟是当朝大书法家柳公权的手笔。
书法还只是其次，更令人震惊的是文章内容，很短，只有八十一字：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文中的“白丁”是指谁，不说也知道。
策知县简直可以想象刘禹锡写这篇《陋室铭》时的表情，一定是满脸的悠然自得、不屑一顾。他一心要替朝廷改造异端分子，可异端分子理都没理他。
他认识刘禹锡太晚了，如果早点了解对方，就不至于以如此难看的姿势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剪影。
2
刘禹锡是谁？
如果把中国诗歌比作一个中学，那么唐代就是其中的尖子班、实验班，刘禹锡在班上能排到前十，至少能混个班委或课代表。
他有个绰号叫做“诗豪”，是好友白居易给他取的，后人觉得很贴切，一直沿用至今。
其实在中国诗歌史上，风格当得起“豪”字的大诗人并不少，例如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可谓豪而威武；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谓豪而疏狂；苏轼“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谓豪而雄壮；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可谓豪而激愤。
而刘禹锡的“豪”，比他们多了一层乐观和豁达。
他九岁就跟著名诗僧皎然、灵澈上人学诗，十九岁北游长安，所交往的都是当时文化界的名流，二十二岁考中进士，二十四岁被授予太子校书一职，三十二岁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级别不高，却是最接近权力中枢的位置。
期间，他结识了两个对自己一生影响至深的朋友。
一个叫王叔文，擅长下棋，是太子李诵的伴读，后来帮助李诵登上皇位（即唐顺宗）。他对刘禹锡评价很高，称赞他有宰相之器。
另一个是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进士及第，比他小一岁，都是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
唐顺宗是个颇有想法的皇帝，可惜身体病怏怏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他刚即位便发起一场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由王叔文牵头负责。王叔文马上拉了一支队伍，都是平时要好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刘禹锡和柳宗元。
稍微了解唐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王朝始终被两大顽疾所困扰，一是宦官专权，二是藩镇割据，唐朝最后也正是灭亡于此。
唐顺宗意识到了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发起的改革，主要内容就是削减宦官权力和抑制藩镇势力。
理想是好的，可惜现实太骨感。无论是内廷宦官还是地方节度使，都没把这个根基不牢、身子又弱的皇帝当回事，更没把王叔文等出身贫寒的庶族官员放在眼里，随手一反击，就将改革派阵营掀了个底朝天。
这场匆忙发起的改革，仅仅坚持了140余天。
改革失败的后果极其严重：唐顺宗被迫退位成为“太上皇”，不久暴崩；太子李纯在宦官的拥护下继位，即唐宪宗。
对刘禹锡等人来说，春风得意的青少年时光转瞬即逝，接下来他们要为这次经历付出一生的代价。
公元805年秋，34岁的刘禹锡被逐出京城，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33岁的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在湖南）司马。改革派首领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在重庆）司马，随即被赐自尽，他的副手王伾被贬为开州（在重庆）司马，死于贬所，另外几个骨干也都被贬到偏远地区担任司马。唐宪宗还觉得不解气，第二年又下了诏书，声称永不恩赦。
这就是中唐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改革派全军覆没，大唐王朝中兴的希望就此破灭。
每个朝代都有谪官，而科举出身的官员又个个能诗会文，于是形成了颇具中国历史特色的“贬谪文学”。
一个原本春风得意的官员，忽然被剥夺政治前途和留京资格，不得不前往遥远而未知的落后地区，心里难免会感到悲愤委屈、茫然失落。所以从屈原开始，历代贬谪文学的基本特点就是一个字：怨。
但刘禹锡不同。
他一生三次被贬，时间共达二十八年，但他对待贬谪这件事的态度，却跟前人大不一样。
第一次被贬朗州，他带着七十多岁的老母和新婚的妻子上路，写下两首《秋词》，其中一首如下：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作为一介谪官，千山万水，落寞前行，既没有哀愁，也没有愤怒，而是放宽了心态，在秋高气爽中仰望晴空，放飞诗情。
刘禹锡在朗州待了十年，最爱写寓言诗、讽刺诗，其中有一首《聚蚊谣》，把宦官、权臣们比作丑陋又渺小的蚊虫，一脸鄙夷地问它们：“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
从此便树立了一个“刺头”形象。
3
815年早春，这一批司马们终于接到唐宪宗的赦免诏书，结束囚徒似的贬谪生活回到长安。似乎否极泰来，新的政治生涯即将开始。
然而，希望来得迅速，走得更快。刚回来一个月，刘禹锡便再次被逐出京城。
霉运的起因，源于一首小诗。
长安城里有座玄都观，道士们种了很多桃树，此时正是阳春三月，桃花开得如火如霞，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刘禹锡听说后，也跟着跑去看热闹。
赏花本来没什么大不了，可刘禹锡偏偏赏出了花样。
他写了首诗，叫《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并不喜欢桃花这种看似艳丽繁华，其实一开即败的花卉。他故意用桃花来调侃那些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政坛新宠，顺带也取笑了奔走于权贵门下的趋炎附势之徒。
这首诗传到朝廷，立刻引发了一片指责之声，刘禹锡还被有关部门请去喝茶：“你这刺头，又闯祸了！”
但真正给刘禹锡带来厄运的不是同僚，而是唐宪宗。
唐宪宗继承了李家的光荣传统，他像祖上唐太宗、唐肃宗一样，通过发动政变逼老爹下台，才得到这个皇位。刘禹锡的诗看似没有针对皇帝，但这种嘲弄的语气，还是挑动了唐宪宗敏感的神经。
因为涉嫌妄议中央，刘禹锡再次被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几个好友也无辜躺枪，其中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
播州是个人口不足五百户的小州，那儿偏僻荒凉，山穷水恶。刘禹锡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若跟他一起走，身体实在吃不消；若留在京城，这一别恐怕再无母子相见的一天。
这时，柳宗元站了出来。
不是站出来骂猪队友连累自己，而是二话不说就给朝廷写了份申请书，请求与刘禹锡互换贬所。毕竟去柳州的道路相对来说好走一些，刘禹锡可以带着母亲一同前往。
什么叫老铁？这就是。
柳宗元的牺牲精神打动了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当朝宰相裴度。他出面向唐宪宗求情，最终将刘禹锡的贬所改成连州（在广东）。
这一去又是山长水远，归期未知。刘禹锡和柳宗元携手同行，到了衡阳才被迫分道扬镳。临别时，双方约好将来一起退休回乡下，吟诗、种田、做邻居。
柳宗元不像刘禹锡那样想得开，他始终闷闷不乐，四年后便病逝于柳州任上。
弥留之际，他给刘禹锡写了封信，将幼子和自己全部遗稿都托付给这位挚友。
恰在此时，刘禹锡的母亲也刚刚去世，他正护送灵柩准备回乡安葬。路过衡阳时，柳宗元的书信到了。
听到噩耗后，刘禹锡第一反应是“如得狂病”。他马上把母亲的葬礼推迟，先去料理柳宗元的后事，然后将好友之子带在身边抚养，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整理柳宗元的遗稿，编纂成集。
大唐诗歌俱乐部里cp众多，李杜、王孟、高岑、元白、韩孟、小李杜，都是各领风骚数十年。可说到肝胆相照、生死不渝，恐怕要数“刘柳”为第一。
亲朋好友虽已不在，但人生还要继续。第二年，刘禹锡转任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三年后又调任安徽和州刺史。
第二次贬谪是刘禹锡诗文创作的高峰期。在夔州任上，他写下了“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写下了“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和州任上，他写下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也写下了装逼奇文《陋室铭》。
依然不屈，依然豁达，依然善于从苦难中发现前所未有的乐趣。
4
漂泊十三年后，在宰相裴度的斡旋下，刘禹锡终于被调回了中央。
路过扬州时，刘禹锡见到了一位笔友。两人从未谋面，却已诗来诗往很多年，互相引为知己。
这个笔友名叫白居易，绰号“诗魔”。
酒桌上，白居易亲自把箸击盘，为刘禹锡慷慨悲歌一曲，说他是因为太出众了，才会命运如此坎坷，感叹他“二十三年折太多”。
刘禹锡也回赠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并没有顺着不公平的话题说下去，而是话锋一转，以辩证的态度，道出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回京时恰是春暖花开季节，刘禹锡特意去了一趟玄都观。
此时玄都观早已衰落，连一株桃树、一朵桃花都没有，只剩些野菜和荒草在春风中摇曳。
曾经恨不得置他于死地的老对手，已经死的死，退的退。刘禹锡笑了，提笔再写一首诗，与当年那首惹祸的诗遥相呼应：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表达的意思很明显：看，那些妖艳贱货终究是昙花一现，我才是笑到最后的人！
这种“刺头”精神，让他吃了半辈子苦头，却也值得钦佩。
可惜他还是笑早了。
830年秋，宰相裴度遭到排挤，离开长安。跟从裴度的刘禹锡也无法在朝廷立足，先后去苏州、汝州（在河南）、同州（在陕西）做刺史，五年后才重返长安。
晚年的刘禹锡，性格渐渐起了变化。
朝局越来越不可理喻，党争内斗没完没了，尤其甘露之变的恐怖屠杀，使刘禹锡再也无法像年轻时那样乐观、豪迈，开始认同白居易“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诗风也变得委婉隐晦起来。
最摧残人心的不是失败，而是看不到希望。
此时的刘禹锡，成了一个远离纷争、淡泊宁静的老智者。当白居易因老病折磨而心灰意懒时，刘禹锡指着傍晚的天空安慰好友：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但这种淡泊并没有坚持到底。刘禹锡活了七十一岁，临死前写了篇自传，为改革派首领王叔文鸣冤，宣告自己在政治上问心无愧，相信当年那场政治改革终有一天会被历史肯定。
这一刻，他又做回了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刺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