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与得
整本书读下来，可以深深感受到每一朝每一代的兴与亡都与政府的财政紧密耦合在一起，府库实则天下兴，府库空则弱不堪击，而一套稳定而有效的财政体系也至关重要，好的财政体系，除了充实国库，还可以帮助政府抵御住一次次战争与灾难带来的冲击，只要有稳定发展恢复的时间，国家都可以长久的绵延下去；而坏的财政体系，则往往脆弱不堪，不单跟不上国家的发展，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则往往预示着国家的灭亡。而这种体系常常在国家的建立之初就打下了基础，好比明代的财政体系非常简单而稳定，可以保证延续一段时间，但无法灵活应对突发事件和长久的问题积累，而后来的改革者也很难做出较好的改变，只能梳理现况，延续一些时间，或是增加短期有效却破坏长期发展的方法增加收入，好不容易碰到如元代的宰相脱脱一般想要进行长久有效的改革，却也难以为继最后还破坏了经济。值得一提的是，有效的财政体系并不等于高效的财政体系，高效可以快速积累财富，但却可能破坏民间经济，长久而言不利于经济和国家的发展，有效的是能够充实国库的同时，对经济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的。如纸币的发明可算是最高效的敛财手段，却有可能在皇帝的滥用下对经济带来致命的破坏。纵观整个两千年历史，从尝试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到稳定的大国下的财政体系，从对农业与商业的不同侧重发展，从官营垄断行业的出现与低效定律，从铸币的混乱到纸币的滥用再到稳定的银本位体系，从不同国家对于土地与人口普查的普遍诉求，从每个朝代永远走向冗余的官僚体系，我们能看到类似的例子不断的发生，这些例子放大了看是一国的政策，往小了看也一定会出现在诸如一个公司，一个群体之中，能从这本财政密码中学到什么，学到多少，能否一举看头当代的种种经济政策，全在各人的思考之中。
前言
从古代开始，中央就学会了靠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和金融垄断来控制财政。
在帝国早期或和平年代，靠普通的税收还可以维持国家的运转，但到了战争时期或者帝国后期官僚体系复杂时，简单靠税收就不再能满足所有人，从而引入了上述三大手段。
这三大制度所带来的结果有许多规律可以追寻，本书就是在叙述古代的经验教训时，寻找其中的规律，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池塘中，掺入一点古人的眼泪。
本书将秦汉之后两千年的集权时代从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分为三个周期：
- 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但仍然残留有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
- 第二个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语南宋。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但后期逐渐私有化），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佣调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宋代到达巅峰，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实验）。
- 第三个周期从辽金萌芽，到了明清开始稳定。特征是土地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了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巨大的稳定性。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逐渐放弃不稳定的纸币体系。
引子
在汉代早期，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可以说是早期的自由经济），国家和人民都很富强，官僚机构简单，税收稳定，人民充盈。
但稳定是优点也是缺点，一旦出现大的异常情况，中央财政就会出现大的问题，战争就属于最典型的异常情况。
在汉武帝时期，一场场战争的胜利，军事家看到的是经典、奇迹与狂欢，而财政学家看到的则是巨大的战争损耗，包括军士的封赏、战死者的补贴、粮草与马匹等物资的消耗、敌方俘虏的花销、甚至是运粮道路如运河等工程的修建，每一笔都是巨大的资金空缺，国库早已空空如也。
由于既有的税收制度非常稳定，靠土地和人口收的税在战争时期不增反降，汉武帝起初想了两个办法解决财政问题。第一个办法是卖官鬻爵（不过他不是首创），早期还只能买到爵位或者成为吏，但到了后期只要你有钱都能买到官了，这一方面导致了官僚体系的混乱，另一方面官僚体系日渐庞大，也在消耗国库。第二个办法则是变动货币系统，在和本身价值差不多的铜币与黄金基础上，又增加了价格明显超出本身价值的皮币与“白金”，这种行为一方面由于人民并不认可导致效果不佳，只能由政府强行要求使用，另一方面还导致大量人私造货币赚取利益。这两种方式最终都没达到预想的结果。
汉武帝最终的方案就是重要产业的国有化，通过对盐与铁两个当时最先进的工业进行国有化，来赚取原本被巨商们占有的利润，而这一政策恰恰是原本为巨商，但看中了皇帝急于获取财富，而买官进入官僚体系的人提出的。最终达到的效果是，官僚体系复杂化（要增加管理国有产业的人员），政府收入增加，但盐铁的质量下降，价格上升，市场的灵活性失去，老百姓花了更多的钱，买不到合用的产品。
此外，为了严格执行商业税的征收，政府又催生了一批酷吏，而且由于告发未缴税财产有奖，人民争相打探告发，最终民间财富大量被敛收到国库和官员手中。
另外还有两项政策叫做均属和平准。均属是指将土地税的粮食改为卖掉的收入或者当地土特产，再卖到其他地方换取政府收入；平准是指地方建立粮仓在平时以中间价收购粮食，在灾期则放粮济民。这两项政策看起来很美好，但真实操作时，由于掺杂了政府权力，导致实际上价格垄断，官商勾结，成为少数人敛财的工具。
回头看来，武帝时期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大大加强了国家对各行各业的垄断，这一方面导致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养官成本增加，人员庞杂（导致皇帝不得不设计自己的内廷决策机构，破坏原本的官僚决策体系），另一方面又导致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商人大地主却得以大量敛财，形成豪强、世家与士族阶级。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后世也在不断地走武帝的垄断老路子。这是大一统体系下，为了维持国家统一与强健的必要的恶吗？但它却并没有防范一个个王朝被财政问题拖垮从而灭亡。
第一部：探索中的集权国家
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
在古代，人们其实很难想想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不管是秦朝，还是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大帝，都只维持了拼图式的或者短暂的大一统，究其原因，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首先需要有强大的财政收集能力来服务于军事，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取得统治权，然后，又需要一个急转弯将权利与财富从军事上剥离出来，投入到制度与民生中，而惯性是很难转弯的。古代的人们其实更倾向于诸侯王国并存，把秦皇朝的统一看做一场失败的尝试，这就好比现代很难想想整个地球只有一个国家一般。
秦国的成功，其军事力量的来源，一方面得益于他起步晚，没有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便于施行政策，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把人民当生产与战争机器般的商鞅变法。
秦亡后，刘邦与项羽的争斗，其实就可以看做是集权制与诸侯制的两种思想碰撞，包括项羽在内的众多诸侯，还是依靠惯性想要保持诸侯制，顶多是争一争霸主之位，而刘邦想要的却是和秦一样的大一统，在刘邦统一的过程中，和他联合起来帮助他反项羽的诸侯们，也以为他只是想争夺项羽的霸主之位。在刘邦最终击败项羽后，得到的其实也还是一个诸侯并存的名义上的统一国家，但他没有和秦始皇一样急着罢黜诸侯，推行中央集权，而是徐徐图之，先用刘氏子孙逐渐替代异姓王作为分封的诸侯，先维持帝国的稳定，把问题慢慢解决，让大一统的思潮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帝国初期，皇帝都会面对是先恢复经济还是先提高掌控力的问题，秦始皇过于看重掌控力，从而民怨沸腾，而刘邦统治后很快就去世了，继位者汉文帝恰恰是一位没有过多掌控欲望的人，他选择的是恢复民生，政府只收取最低的税收，甚至后期还废除了农业税，从而民间财富大涨，恰好在当时，匈奴等外部势力还在发展，而内部诸侯还对刘邦怀有记忆，不急于反叛，本来人民也不期望继续打仗，而文帝休养生息的统治策略也确实让人没有什么反叛的动力，国家因此富强，也因此带来稳定，当国家稳定几十年后，人们就逐渐习惯这种大一统的形式了，也从中感受到了确实的好处。
文帝死后，景帝继位。由于民间财富增长，而中央又不收税，因此诸侯的财富逐渐超过了中央的财富，同时匈奴也在开始摩擦边境。最终这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引发了七王之乱，当七王之乱平定后，景帝趁势收回了原本属于各诸侯国的独立财政权与司法权，从而将财富和官员任免的权利收归中央，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通过推恩令，逐步将大的诸侯国分为一个个小诸侯国，诸侯势力进一步被打弱。建立国家几十年了，新一代的人民已经习惯了这种大一统的形式，人民获得财富尝到了甜头，都想要维持现状，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稳定下来了。
汉代的成功与秦代的失败相比，做得好的地方在于将秦代想要一蹴而就的问题通过几代人几十年的时间去慢慢解决。让人们尝到甜头，逐渐习惯现状，并忘记并不遥远的过去。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任何一个朝代，在初期精简政府、休养生息的情况下，都会让经济越来越好，但在没有突破性的技术变革下，经济的发展速度是有瓶颈的，势必会放缓，而随着帝国的发展，官僚体系的膨胀速度却在增加，越来越快，最终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养活官僚体系的负担会越来越重，而且当经济越来越困难时，人们会更倾向于进入官僚体系寻求庇护，这个膨胀速度甚至无法减速。再加上战争、灾难等大量消耗财力的问题出现，国家财富的问题始终都会爆发出来，这是每一个朝代都无法避免的问题，想要开源节流，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汉武帝也正处于这样一个发展失衡的时代，同时他又特别爱战争。
而这个趋势放大到国家，缩小到公司，都是一样的道理。
首先谈谈货币，古代的货币都是金属制造，一般其本身的价值和其交易的价值是相等的，但由于早期货币的铸造并不是全部由国家垄断的，所以私造货币时会存在一些偷工少料的情况，国家面对这种情况，为了方便交易与管理，还是要求按照标明的价值而不是实际重量来使用（即使是实际重量也可以掺杂其他金属），这就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越偷工少料的铸币厂越挣钱。汉初由于国家尚没有能力铸造全国的货币（早期中央尚没有矿业的管理权），因此允许国家铸币、诸侯铸币、私人铸币的流通，而在自由市场下，大家自然而然会逐渐使用分量最足的铸币，反而达到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侧面促成了经济的繁荣。到得汉武帝时代，诸侯越来越富有，武帝开始逐步收缩铸币权，将生产货币的权利彻底收归到中央，并依靠垄断的铸币权给通货膨胀留下后门，从此以后的历朝历代中央政府都沿用了这一措施。
除了铸币权垄断，武帝时期还垄断了诸如盐铁酒等多项工商业，并从中获取了大量的财富，提出这些政策的大臣们未必是单纯为了赚钱，从理论上看也有其道理所在，认为政府管控能带来更好的质量与效率，但实际上在施行过程中，各种与民争利、官商勾结，反而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继位的皇帝想要让利于民，当国家让出来的利总是会被中下层官员所占据，而由于垄断带来的财政收入已经占比非常大，随着官僚体系的膨胀，政府已经很难真正的舍弃国企垄断，不得不持续下去，即使某任皇帝专心整顿吏治，甚至放开垄断，到了继任者身上，一个不小心又会抵制不住诱惑回到老路上去。
举个例子，如今中央确实想要调控房价，但政策到了地方政府这一层，由于房价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地方政府的大量财政收入，还会影响地方官员自身的利益，而如果中央试图收走地方政府的权利，地方政府还会把损失转嫁给民间。所以这种双重争权使得一些看起来好的政策总是很难真正实施出预想的效果来。无论是中央放权，还是中央集权，似乎吃亏的永远是民间，财富分化严重，上升通道被官僚阶层和富裕阶层垄断，难道真的没有破局之路吗？
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
到了西汉末期，虽然有些皇帝继续推行黄老之术，希望能让百姓富起来，但已经成型的官僚体系与尝到甜头的财政策略，都难以推翻。直到王莽篡汉，王莽篡汉其实适合当时的一批复古儒家流派的学者互相成全，你帮我宣传造势登基，我帮你推行改革济世，可惜所谓的改革政策太激进，甚至太复古，想着回归以物易物的时代，最终无法为社会所接受，连王莽本人也遭人唾弃推翻下台。其实王莽所推行的政策很像计划经济，比如重新规划货币，将原本正常流通的货币，通过一次次的改革对货币进行通胀，货币的面值与其价值严重不符，私铸之风大行，国家又无法彻底杜绝和打击，导致扰乱市场秩序，最终还是变相回归最初的币制；比如由国家对一些特定的商品做限价，并由国家接管除农业外的一些大的工商业。但这些措施同样需要大量的商业人才为政府服务，进一步复杂化官僚体系，最终也没有收到想要的效果，导致了社会经济的紊乱，经济紊乱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进一步增加政府镇压的财政压力，财政压力又迫使政府增大对民间财富的搜刮，不断循环，最终崩塌。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在刘秀称帝的东汉时期，国家名义上是一个大一统国家，但实际上由于从汉武帝开始形成的复杂官僚体系与地方豪强，以及战争时期为了统一向各方军阀做出的妥协，东汉的皇权实际上很脆弱，高层都被几个大家族把控，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皇后基本来自几个固定的家族，而地方的权利也被地方级别的豪强把控，在这种景况下，一个人一出生基本就可以预料到他的一生如何度过，社会阶级彻底固化了，人民基本没有上升渠道，皇帝即使想要改变国家现状，推行一些政策， 都会受到地方与大家族的抵制，在这种抵制中皇帝毫无办法，这种状况的持续，也无外乎东汉会逐步解体了。
到了东汉末期，政府的行政能力愈发低下，但各地叛乱又长期反复，国库空虚，皇帝不得不降低大臣们的工资，加征地税，甚至租借往后的土地收入、卖官来应对开支，可以想见，只要有一次危机瓦解了帝国的财政，那么政府就必须开辟无数的非正规渠道来敛财，从而造成社会上新的不稳定。当一个国家掉到这个旋涡里时，就会越来越混乱，形成恶性循环。最后，随着州牧这个掌管地方一应事务职位的诞生，为了加强管理效率的初心被官员们拿来笼络自己的势力，国家被巨大的离心力分崩离析了。
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
可以说，三国的竞争，首先是财政的竞争，其次才是军事的斗争，谁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爱有效的财政体系，谁才能击败其他的竞争者。
董卓虽然是东汉灭亡的第一推手，但他看重并搜刮的是货币，还把秦始皇的十二铜人给融了用于铸造自己的钱币，但战争时期货币有什么用，连四世三公的袁氏兄弟也只知道掠夺财富，最后还得靠野枣和贝壳给士兵充饥，相反曹操是最早开始采纳建议在各地相继开启屯田措施的，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真实财富——军粮。三国中的另外两个国家，江东受战争破坏小，一方面对经济破坏下不需要迫切的屯田，另一方面地方的豪强势力没有被战争破坏，导致皇帝的命令无法彻底贯彻，孙吴更多是借助门阀的力量来统治国家；蜀汉虽然也在各地有所屯田，但由于连年北伐，对财政的压力巨大，每次都受困于粮草不足，同时也导致国家缺乏应对危机时期的物质基础。曹魏的成功，在于他有一大批精通军事与财政的官员，不但能从大局上把控国家的财政，每到一处地方也能精心打造当地的财政体系，在这场军备竞赛中显然是更有优势，司马懿、邓艾等人的作用非常大，这也是让魏晋没有在长年累月的战争中走向崩溃的原因。
晋朝成也禅让，败也禅让，由于皇位得自禅让，不得不一并承接下前朝的所有问题，而这些问题中可能就存在导致王朝灭亡的因素，此外，为了成功禅让，新皇帝也不得不向官僚贵族们做出让步以获得支持，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和平禅让得来的皇位都无法延续，而武力战争把国家打得遍地狼藉后重新建立的王朝架构反而更长命的原因。虽然晋朝皇帝努力改革想要让国家的财政恢复活力，但官僚贵族的阻挠与私心让这一努力无法成功，另外效仿汉高祖分封司马氏子孙为王侯，也并没有成功巩固一家的皇权，反而导致了八王之乱。
在东晋时期有一点值得一谈，那就是人口普查与土地丈量，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土地占了税收的很大部分，因此每个朝代都在努力地清算人口与土地，以便确实地收税，但战争、人口流动、贵族庇护等因素，导致人口和土地在不同的时期总是很难查清的，在后世，由于人口难以查清，政府便直接根据土地收税，而东晋，由于土地被贵族们掌控，难以盘查，因此干脆以人口为收税单位，不管这个人是本土的农户还是北方来的流民。
进入南朝阶段，每个南朝政权都在经历同一个轮回：建立政权-改革整顿财政-经济复苏-皇帝奢靡-财政衰败-国家灭亡。在这一轮一轮的循环中，只有地方的各个士族阶级一直好好地享受着既得利益，过的很好，这也侧面反应了国家财政的改革不彻底，由于利益牵涉太多，很难重建一套真正全新的社会制度，而在同一时期，北朝却在一次次的学习与重组中，不断从零到一地尝试着新的方向。
第二部：财政失控的繁荣帝国
唐德宗：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
经过唐初开明政策下的盛世之后，随着安史之乱等战争的爆发（也源于官僚体系之外的节度使权力过大），政府流亡，财政困难，唐肃宗开始依靠一系列的短期手段来获取收入，包括劫掠、商业重税、垄断盐业、铸币贬值以及依然熟悉的出卖爵位甚至是科举名分，这又回到了汉武帝时代的政策，虽然短期能一次次收取上来一些财富，但长期会对经济造成极大破坏。肃宗的儿子代宗则着力于在战争后建立更长期有效的财政手段，废除不合理的币制和各种制度，但依然保留了垄断经营以及加强土地和人民税收的制度，恢复了一些财政上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很脆弱。
唐德宗站在父亲代宗逐渐稳定下来的微弱平衡局面下，开始改革，代宗时代的政策其实有很多弊端，比如不管如何增加税收比例或者地方上供，地方都会经历层层剥削，到达中央的并不多，而地方百姓却压力颇大，德宗则推出两税法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其实从两税法的实施方略来看（地方只要缴纳规定的额度给中央，其余的就能归地方所有），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像承包制一样鼓励了地方的自主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也给了地方政府自由压迫百姓的隐患。
然而，过早的削藩，让尚未准备好足够财政实力的中央早早地与地方展开了战争，而战争这个巨大的金钱机器很快把中央的府库消耗一空，皇帝不得不走上老路，慌不择路地加收各种税款，逼得百姓自杀也交不了税，最后战争失败，当然藩镇势力一旦打到长安，离开了自己的土地，也发现了军费的窘迫，所以最终还是与中央妥协，只是这时好不容易有了起色的国家又被战争弄得灰头土脸，整体经济破坏严重。历史仿佛一直在重复，统一，经济恢复，开始战争，经济破坏，国家崩溃，再统一，然后一代代的皇帝都会再次忘记战争的巨大后患，有时是不得不打，有时真的是考虑不周，好了伤疤忘了疼了。
德宗后期通过各种敛财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就给孙子用于压制了藩镇，但压制后国家财政消耗一空，最终国家解体，似乎每一个皇帝都没法彻底解决问题，是不是唐代继承自北魏和隋代的土地制度导致的问题呢？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
在唐代以前，南朝挣扎与财政中时，北朝正在一位汉族太后的手中重建统一的财政策略。在北魏早期，胡人没有什么正式的财政制度，甚至官员都没有工资，都是依靠掠夺获得收入，哪有心思为国家的发展倾注心力，因此当冯太后掌权后，首先由政府给官员开工资，为了解决工资的问题，开始整理税收制度。由于北魏的土地经历战乱后一片混乱，正好没有了重重利益集团的大阻力，得以重整，冯太后通过设立县以下半自治的三长制度，摸清土地和人口，大大增加了税收。
这里作者讨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过于清晰的土地与人口统计，是否一定有利于国家的发展？虽然查明税基是一个政权走向正规的标志，但隋代因为税基摸得太清楚太容易，民间的财产被过度征收到政府来，政府以为府库充盈天下盛世，民间却苦不堪言无处可逃，到了隋炀帝开始花费无度，民间直接就愤而反抗了，而唐代由于查不清人口，征税不容易，反而对民间经济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样在三国时期，对于新归附魏国的郡县，魏文帝想要严查户籍，但司马懿阻止了，认为为了不过渡压榨老百姓，户籍制度应该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使老百姓能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
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
从北魏到唐代，一直施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和分配制，也就是给出生的人口分配土地，等人去世后再回收，这种制度看上去美好，但却需要极大的行政能力，而且随着政府管控能力的下降，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农民将土地占为己有，形成地下交易，政府将无地可分，成为变相的继承制。同时由于政府的一些免除徭役的政策，人们会不断的寻找空子，去造假来逃避户籍税收，最终纳税人越来越少，剩余的少部分人承担了大部分人的压力，社会就会越来越不可控，如果这时中央还鼓励地方大跃进式地夸大户籍与税收统计，那给人民的压力就更大了。
在隋代，由于过于明晰的税收统计，政府财政收的太容易，政府与民间的财富形成巨大反差，等于鼓励皇帝奢侈与自负。唐代的李世民万年同样四处征伐，耗资巨大，但户籍统计没有隋代那么明确，税收困难，反倒保护了民间经济。
由于收不上税，从唐初开始就整了各种形形色色的制度来减轻财政压力，比如给官员发田和本金让他们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但贷款不是每时每刻都有人贷的，何况还要求百分之百的利息，只能通过政府压力去强迫，而田地也是让官员不务正业，这些在历史上已经被证明无效的措施被拿来一次又一次的反复使用，足见中央财政的压力，当然，政府垄断企业肯定也不会缺席，这些都造成了后期的失衡。
在武后时期，尝试做一些改变，包括迁都洛阳、普查户籍、惩治贪官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依然无法对抗已经形成的庞大官僚系统，武后只能扶持一批酷吏去约束官员，但酷吏掌权后一样变成新的贪官，又要扶持新的酷吏，循环至死方休。
玄宗时期，主张节流的贤相集团和主张开源的敛聚集团，不断左右着皇帝的政策，由于开源节流，确实使国家的财政有了好转，形成开元盛世，但也正因为过度开源，甚至铺张浪费，短短十几年就引发了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虽然敛聚集团当权时很能增加财政收入，但同时对官僚体系的破坏也大，当无法维持平衡时，就容易出现混乱，而由于过度敛聚，民间也不支持皇帝，就会扩大混乱了。
到了唐代末期，藩镇势力不停反复，政府在一次次的压制、财政匮乏、收缩权利大力敛财、府库充盈、民间反叛、镇压地方的循环中不断衰落，最终分崩离析。
宋代：改革之殇
在宋仁宗时期，面对西方与北方的异族入侵战争与帝国积弱的境况，皇帝听从范仲淹的建议，从解决冗兵、冗官、冗费、行政效率低下四个方面进行改革。冗兵方面，建立府兵制，可以看到，历史一直在府兵制和募兵制中间来回切换，府兵制消耗低，募兵制战斗力强，每朝每代的不同时期，由于花费与战斗力的问题，政府总是不由自主地怀念另一种制度的好，而忘记它的缺点，战斗力和军费开支，始终是一个长期无解的难题。冗官方面，从选拔机制、官员子弟的分封机制、教育制度等方面来优化官员队伍，精简数目提高素质，不难想象一定会遭到官僚阶级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冗费方面就是减少税收鼓励农民发展农业与手工业，并减少政府的不必要开支。行政效率低下方面主要在于不要朝令夕改，一旦发布命令就要执行到底。
与历史上大量扩充财政为目的的改革不同，范仲淹的改革是缩小开支，量入为出，这势必牵扯到大量既得利益者的反抗，所以虽然一开始人们寄予厚望，但真正实行过程中难以顺利推开，这种告一段落，以范仲淹申请戍边告终，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恐怕也是自我安慰、平复心情之语。
回到宋初，皇帝看到了唐末政府的财政窘困以及地方藩镇势力对中央的威胁，于是在军事、权力与财政都都将权力收归到中央，军事上采取募兵制，之前说了，募兵制很花钱，但战斗力强，可惜到了后期，大家参军只为赚钱钱财，战斗力却几乎没有了；权力上设立大量监察机构；财政上所有财政都由中央指派官员处理，地方无权干涉。于是宋代形成了明显的干强支弱局面，而随着官僚队伍的膨胀，各种杂税增加，民间又开始压力过重、游民逃税增加。
后来，当各种税收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宋代开始打起政府专卖制度的心思，其实专卖制度就是一种官营垄断的思路，将民间有需求的物品以极低价格买进，然后再提高价格出售到民间，即使是后期的一些改革允许商人参与，也是有限程度的，依靠官营垄断，政府收获了大量的利润，就如当今垄断土地一样。当既有的收入无法满足政府的支出时，便开始继续增加官营的种类，但随着种类的增加，要耗费上这上面的人力也在增加，最终不一定能增加政府的利润，反而可能效率低下而亏本，并产生大量冗员。
当范仲淹的改个失败后，王安石开始受到重用。王安石的众多变法政策，主要的思想就是增加财政收入，以开源为主，从各个方面抓收入，但这些政策，有些已经在历史上被证明无法和想象的一般往下施行，有些则带着明显的增加民间负担的意图，真正到了地方执行的时候，必然都会变味或者遭到很大阻力，即使一时见效增加了收入，也是以牺牲民间财富来做到的。不过，王安石的一些政策其实是好的，只要别那么急着一下子推广开，还是能达到好的效果，可惜推广时暴风骤雨，而王安石一下台，反对派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推翻了这些政策。
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起，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变法条文。主线只有一个：加强中央集权，利用政府的力量来指导和参与经济运营，搞活经济，从而获得更大的财政收入。
这个主线的唯一问题是：只要政府参与了具体的经济运营，整个市场的效率必然降低，从而造成经济的衰退。至于政府的财政增收，这的确可以做到，但这是以民间的损失为代价的。在王安石看来，这是一个把饼做大的变革，但实际上却是一场分饼大战，政府分得多了，民间必然分得少。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更深层次上理解熙宁变法的失败。
这个问题贯穿了历代想要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家，然而没有人能够解决，即使一时做到了把蛋糕做大，随着时间的流逝，继任者还是会输给机制的巨大惯性。
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现代人直观地认为纸币当然应该由政府控制，而且认为国家一定会保障纸币的价值，殊不知纸币更多地是政府用于控制财政的手段，而在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也并不是全都由政府掌控的
只要存在纸币的垄断发行，政府利用纸币补贴财政就是一种天然的行为，不管人们如何防范都没有办法制止。当财政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诱惑谁也无法抵挡。
现代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在古代居然连货币都会不足，一方面为了鼓励使用货币，会在用货币交易时打折，并且对私存货币不使用的行为做惩罚，另一方面，又会禁止商人将货币带出辖区，企图将货币都保留在本地，这也是为什么会发明出纸币这种代替实际货币的凭证，恐怕也正是因为疆土广阔商业繁荣而货币不足，才会促成纸币的发明
这简直就是典型的饮鸩止渴，一时解决问题，但谁都知道未来会出更大的问题，而且还越来越不好解
陕西则是战争的主要后方。到了宋仁宗时期，为了应付经费的不足，朝廷考虑采用四川的方法，铸造一批铁钱投向市场，将陕西从铜钱区变成铜铁钱混合使用区域
大臣知道这是不对的，皇帝知道这是不对的，大臣知道皇帝知道这是不对的，民间知道这是有漏洞的，皇帝知道民间知道这是有漏洞的，民间知道皇帝知道民间知道这是有漏洞的，皇帝赚大头，私铸机构赚小头，百姓最苦
欧阳修的结论是经过细致考察后得出的。但这个结论可以引起人们的称赞，却不会引来皇帝的实际行动。当财政吃紧时，政府几乎不可能放弃任何一笔收入。
铁钱，到纸币，再到如今的移动支付，甚至未来的某种更便捷的支付方式，人们一直在寻求更便捷的支付手段
在叛乱之前，四川人就一直苦于铁钱的不方便，探索着更加便捷的支付方法。
最后银联下场，微信支付与支付宝纷纷避其锋芒
于是，在民间发明了交子之后，官方跳出来赤膊上阵，将交子业务国有化了。
宋代从民间发明交子，到政府彻底收回权利又政府独家发型，看似保障了质量与稳定，但实际上也失去了自由竞争时期的活力，政府将利润收到了自己的口袋中，而现代当支付宝与微信把移动支付渗透到社会交易的每一个角落，各个巨头都开始下场参与竞争时，银联也开始加入进来一并竞争，未来是否会有收归国有的一天我不知道，但我能看到蚂蚁金服上市被反垄断法打断，而微信支付努力求稳不敢妄动，大家都说就该停止垄断与无监管地赚取暴利，但百姓获得了便利也是事实，孰是孰非谁又看得清楚
薛田和张若谷将交子发行权收归政府，结束了交子最具活力的时代。
在十六家“私交子”时代，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是，随着市场的优胜劣汰，不合格的参与者逐渐被淘汰，那些优胜者将有非常高的信誉和足够强的实力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市场竞争虽然残酷，却又高效无比，能够产生最优质的产品。
伴随着交子的发明，政府也发现了简单的加印钞票就可以赚取利润的做法，从此通货膨胀能否控制就全看政府是否紧缺资金了。
金融大崩溃
北宋时期政府发现交子可以帮助政府大量赚取财富，于是将交子从四川地区推广到全国，进而放肆的加印新交子和废除旧交子，并放任民间自生自灭，在悄无声息间将巨大的财富笼络到政府手中，而民间只留下两手空空的一把纸片。
当交子由于没有硬通货做准备金而不再被人信任后，政府又打起了盐引这种以盐为准备金的纸钞，并再次通过货币膨胀赚取利润，当超量至不再有效后，又发行茶引来故技重施，总之是结合政府垄断行业和纸币膨胀来获利，高效且无形，最终，北宋的民间资源被剥夺到极限，无力承担金人的战争攻伐了。
到了南宋，则是在不断的发行纸币-财政困难-加大印钞-纸币超发-恶性通胀-无法平稳回收-继续发行新纸币的循环中，逐渐彻底丧失了民间对于纸币的信任，导致最终财政崩溃，再由北方的战争一推动，政府就会垮台。
第三部：最完美的集权机器
元代：大蒙古的财政危机
在元代早期，蒙古帝国是依赖掠夺来获得财富的，当发现了税收这种制度后，才开始学习并使用这种制度获得长久的收入保障，但这依然很麻烦，于是有在一些人的建议下搞起了包税制，也就是每年包税商固定上交财富给政府，至于怎么在地方获得税收，由包税商自行决定，并且多出来的收入归其所有。这种包税制很省心，短期效益也很大，但是可以想见的会破坏地方的长久经济发展与征税能力。
而建立元朝后，由于游牧民族还处于开疆扩土的习惯之中，不进行休养生息，继续四处征伐，也不去建立稳定有效的财政机制，而是滥用纸币、专卖制度等敛财手段，直接导致元代从开国就开始进入一个国家的中年期，始终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南方更是小的反抗暴乱不已。
元代最有才华的宰相脱脱的政策，基本都是维稳和建设基础设施，追求长久的帝国稳定与发展，与以往常见的各种短期刺激性手段完全不同，这说明他坚定地认为帝国是可以发展好的，也是可以继续绵延下去的，所以他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但这一切政策都是很大型的工程，这样一个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问题，钱从哪来呢？只能是继续加印纸钞，结果又是继续陷入恶性循环里。脱脱的改革可能更适合经济上行时期或者帝国初创时期，在稳定和国库充盈的情况下进行一系列大手笔的改革，否则按照脱脱的手法，每一项都需要人手，这些人都将不再从事劳动生产，并且还需要消耗大量粮食与物资，此消彼长，民间压力增大，反抗也就起来了。
脱脱的例子提供的教训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政府往往会大手大脚花钱，大手大脚花钱导致它必须尽可能地捞钱，捞钱最简单的方法是加税和印发纸钞，这些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崩溃。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朝代中期，导致的是经济抑制和社会衰落，而如果发生在朝代末期，就是直接的崩溃。这与个人的人格和人品无关。
在整个元朝的各个皇帝统治时期，皇帝总是轮番在保留蒙古传统和学习汉人文化两者之间摇摆，而每一任皇帝在位时间都不长，导致政策朝令夕改，皇帝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去制定长久稳定的经济政策，而每一任皇帝都实实在在的需要用钱，因此经济状况一直不好，随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降低，收税也越来越难。
明代：最严密的集权皇朝
明代由于朱元璋重视农业而憎恶贸易，在一开始就设立了一种不完善的纸币制度，导致纸币持续贬值没有人愿意用，又由于他严格要求子孙不允许改变他的政策，导致整个明朝也只敢在后期放开使用金银交易，却既不敢改革纸币，也不敢重新铸币，这可真是焉知非福了，不用铸币，不用纸币，民间的经济反而可以最大程度的免受政府影响，完全由银的本身价值决定，很古老，却很有效。
不过，虽然有着种种不方便，当全国普遍采用银本位之后，民间经济却因此受到了保护。汉代政府学会用铸币造假的方法从民间抽取铸币税，而宋代以后的政府屡次使用纸币来筹集财政资金，不管是铸币还是纸币，都会沦为政府的财政工具，破坏民间经济的繁荣。明代政府把纸币玩崩溃之后，不得不把货币职能交给了天然的贵金属银，银子的供应量只和储量、开掘能力有关，政府不能控制。
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到了明代，仿佛走入了一个奇怪的岔路一般，明明自唐代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与边关贸易都给中央和地方带来了大量财富，到了明朝却突然开始认为对外贸易是一种亏本买卖，说好的以史为镜呢？结果国家禁止对外自由贸易，只允许他国来朝贡，还赏赐大量财物给朝贡使团，外来朝贡甚至比自由贸易赚的还多，这是何等的自大，最终承受不住，闭关锁国，既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入侵战争，也给自身的发展带来了莫大的阻碍。
纵观明代的外贸史，是一场加强控制却越来越扭曲的贸易史。最初政府想控制贸易，又想安抚外国人，将宋元时期的制度弄成一种古怪的朝贡制度，这种制度再次畸形化，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不仅无助于政府财政，反而成了财政的漏洞，变得越来越滑稽。
在税收上，由于朱元璋极为看重农业，对于人口和土地的普查也执行的非常严格，在国家早期，朱元璋手下还可以保持极高行政效率时，花了十二年时间对全国的人口和土地进行普查，得到了非常详实的数据，税收大大增加，朱元璋于是规定每十年普查一次，这就是强人所难了，到了后期行政效率低下，皇帝和官员都开始复制上一次的数据或者伪造不实的数据来蒙人，最后得到的数据比实际数量少很多不说，官员和民间甚至还有另外一本真实的数据来收税，而给上级的却是一个数量较少的统计，以此减轻压力。
在朱元璋的努力下，明代建立起了一套简单而长期有效的制度，简单到无法变革，而却又能够长期维持着基本的运行要求。可惜，从财政方面来说，过于简单的税收制度（农业、人口、商业、专卖等），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的收入几乎是固定的，难以有较大的增量，而随着国家延续，官员冗余、周边国家发展带来的战争等因素又开始使得国家的收入难以应付支出了。
明代发展到后期，政府的收支难以平衡，因此必须要开源节流，张居正做的也正是这两件事，节流是通过裁剪官员，通过设立考试与KPI式的考察制度，来对不合格的官员进行裁剪，并促使官员更卖力地工作；开源方面则是增加税收，在朱元璋的定规下，张居正也没有发展新的敛财手段，而是希望从土地上征收更多的税，因此一方面对土地进行详细的清查，另一方面简化收税的形式，把繁复的收税条目改为一次税收要求，各户只需要缴纳这个要求的金额即可，而且也将征收实物改为了征收银两，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明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的稳定性，否则肯定是收粮食而不是收货币了。张居正的改革确实让明代的府库充盈了，而这是通过榨干税基达到的，经济本身实际上没有得到长远的发展刺激，还是一种稳定架构下的梳理。
最后由于战争的屡次爆发，国家的库存被耗光，只能通过在张居正清查的税基上进行加税来增加收入，税基清晰，加税就简单，国家的财政增长看起来很是顺利，大臣们也只知道以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增加收入，但是战争继续持续，继续加税，终于使得国家内部也在天灾的胁迫下造反了，而为了建立军队打压造反，又得加税，就这样越战争越加税，越加税越造反，同时能征税的土地也在减少，又得加税，腾挪区间越来越少，直到灭亡。
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优秀改个基础，将税制变得非常简单明了，只需要根据土地来交税银，不需要上交各种各样的财产，当然这也得益于清代使用稳定的银本位作为货币，而不是容易贬值纸币。更进一步，清代还对新增人口免除人口税，最终将人口税完全纳入了土地税之中，这样使得各地人口流动自由，实际上鼓励了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官员花费的问题，通过征收火耗银作为官员的养廉银，同时由于银子价值稳定，使得官员的收入基本可以满足，不会出现纸币导致官员腐败的问题。因此在清代初期，休养生息的政策下经济得到了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府库充盈的。
即使清代初期也发生了不少战争，同时内部也有白莲教等叛乱行为，耗费了大量资金，但政府总的来说还是有钱的，在这期间政府还屡次发起了天下免税的行为，对于后期逐渐增多的欠税问题，也由于并不缺钱，导致一直没有有效解决。从财政上看，这本应是个大盛世，但这种财政体系过于依赖农业，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已经开始在向工业化迈步，同时一种迥别于集权制的政权体制正在萌芽生长，快速的经济与技术发展使得欧洲迅速弯道超车赶过中国，最终通过武力叩开了国门。
与大部分人认知不同的是，中英战争其实并没有给清代的财政带来太大的问题，战争消耗加上赔款也仅是政府一年的收入，而清代在之前对其他国家甚至镇压白莲教时的花费都超过了这个数量，相反，随着打开国门而来的是海关关税的收入增加，最终增长到超过了农业税的收入，早以弥补了战争的损失，还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萌芽与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转型。
真正对财政造成破坏的是国内的太平天国等暴乱，直接破坏了农业税收，给财政真正带来压力，随着不断爆发的战争，当国家的财政库存再也无法应付收入时，如果清代和之前朝代的政府一样，采用强行从民间榨取财富的行为，那么这又会是一个老套的循环与灭亡的故事，但是与世界接轨带来了新的财政转机，政府转而开始采用借债这一种临时性的财政补救措施，待战争结束经济恢复后再慢慢偿还，并且清代政府的外债借的比较克制，没有出现无力偿还导致外国武力催债的后果，这一现代化的做法很好的保存了民间的经济能力，在后期也逐渐把战争带来的伤疤愈合了，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
中日甲午战争带来的巨大军费开销与赔款，彻底使得中国的财政失控了，伴随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活动，政府无法再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与民间主导的民族工商业发展都还没有来得及在和平时期完成转型，清代最终在内外交困中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