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飞翔的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眼中的形象越是渺小。
每当提起君子的时候，我总有一大堆话要说，也对其产生了无穷的想象，似乎所有赞美的词都拿来形容他都不为过。君子，在我的认识中，有着诗人般的不羁，但却不失内敛。人生如戏，他们对于人生已经看开了，以不同于常人的角度来看待人生，世界便是他们的舞台!
可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让我对他们的印象大为改观。原来他们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
首先，君子应该多学习，必须学诗。这里有人会说，这并没有什么难的，我上我也行!但注意，这里说的诗不是我们平常朗朗上口的李白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杜甫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些诗不过只是儒家眼里的三俗诗罢了。那么，所谓的君子们他们所要学的诗是什么呢?如果要找一个标准的话，可以找出这样一首诗：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是包拯传世的唯一一首诗。剧朱熹讲，包拯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还只是布衣。
是的，就是怎么乏善可陈的一首诗，这才是被儒家所承认的古典诗，这才是君子们所要学以致用的诗。
在古代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职业”，任何“专业性”都是不应该的，反而是半吊子才好。卫武公、尹吉甫，难道不都是半吊子诗人吗，这才有君子的样子，没失了君子的体统。君子们所要操心的只是修身、治国、平天下这些事情，不应该有任何专业。他们可以弹一手漂亮的钢琴，但不可以成为职业钢琴家；他们可以对工程技术有一套非凡的心得，但不可以成为职业建筑师；同理，他们虽然不妨“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但绝不可以成为一名职业诗人。孔子所谓的“君子不器”就是这个理。
不难想象，如果我们现代人去到那个年代，会是有多么多的白眼看我们，我们这些靠着专业吃饭的人还是有多么的“小人”。
其次，君子们不仅要学诗，还必须要学以致用。君子们不仅要把《诗经》，这本被孔子所编订的书给看完，还要背下来，必须朗朗上口。因为诗有很重要的政治作用，是一种外交语言。在《左传》记录了一场外交事件。原文如下：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意思很简单，可以翻译为一年的冬天，鲁文公去晋国朝见。晋国是当时的强国，小国、弱国必须和它搞好关系才行。鲁文公一路西行，在经过卫国的时候，卫国国君卫成公请鲁文公帮忙，请他顺便代为调解一下卫国和晋国的关系。鲁文公到晋国搞完了外交，在回国的路上，郑国国君郑穆公也来拜托鲁文公，请他代为调解郑国和晋国的关系。那么，郑国是怎样发出请求的，鲁国又是怎样回答的呢？如果把《左传》原文直接翻译成白话，内容就是：在那次国宴上，郑国大夫子家赋《鸿雁》一诗的首章，鲁国大夫季文子答道：“我们的国君也不免于此啊”，随后赋了《四月》一诗的首章。子家又赋《载驰》一诗的第四章，季文子赋了《采薇》的第四章作为回答。郑穆公拜谢，鲁文公答拜还礼。
双方就这样背了《诗经》的几句诗，事情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谈成了，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查这段历史)。但如果引用的诗不恰当的话，很有可能被人所厌恶，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一则国宴赋诗的故事：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郑简公在垂陇这个地方设宴招待赵孟。赵孟是晋国执政大臣，而晋国又是诸侯盟主，是郑国不敢不依附的强国。所以郑简公对赵孟的招待规格很高，非但自己以一国之君的身份亲自接待，郑国最重要的七大贵族也一同作陪。赵孟感到相当荣幸，于是请求七大贵族各自赋诗，也好使自己可以借诗歌“以观七子之志”。
而伯有赋的诗很有意思，赋《鹑之奔奔》：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
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
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这是一首讽刺诗，大意是说：“鹌鹑追逐偶配，喜鹊飞随成对。那人品行不良，却当国君兄长。喜鹊飞随成对，鹌鹑追逐偶配。那人品行不良，却能把国君当。”
伯有的言外之意就是说郑国国君私生活淫乱，凭什么当我的国君?在宴会结束后，赵孟与本国大夫叔向交谈，提到伯有的时候，赵孟对叔向说：“伯有逃不掉被杀的命运。”
果然不出赵孟所料。据《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当时的郑国，伯有与子皙争权夺利，互不相让。伯有嗜酒，专门修建了一处地下室以供长夜之饮，连天亮了也不知道，完全不把国事放在心上，他那骄奢淫逸、目中无人的行事作风也在郑国群臣心里激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子皙终于忍无可忍，带着家族甲士攻打伯有，烧了伯有的房子。伯有先是逃到许国，随即带人潜入郑国都城，最后战斗失利，被杀死在卖羊的街市上。伯有死后，春秋历史上的著名贤臣子产主持郑国的国政，郑国总算乱后有治，过上了一段太平安定的日子。
所以说，在古代要当一个君子，不仅要“不器”，学会引经据典，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还要处处留心，这考验的就是对于人心的把控，要当一个君子，还真的是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