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全球性商品

我端详着手中的白瓷盘，盘子中央是一幅墨彩绘制的西洋画，四周装饰着一圈金色纹样，几乎让人马上断定这是一件异域之物。

其实，它出自明末清初时的景德镇，这幅画的原型是18世纪初轰动欧洲的一场婚礼——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公主玛丽嫁给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当时的很多绘画和器物中都有这一场景。盘子的绘制，采用的也是当时欧洲素描流行的民安层次渲染手法，宏大而精细。这种墨彩画到乾隆中期就消失了，据此可以判断这个盘子应该是雍正时期或乾隆早期就消失了。摸起来，盘子的瓷质并不十分精细，上面还有几处凸起的黑点，这是受制于当时明炉低温烧制釉上彩的工艺，就连当时的宫廷用的御窑瓷器，有时难以避免。再细看，还可以看出那时的中国工匠临摹西洋图样时的迷惑：画面右侧拿着叉的海神波塞冬，眉眼竟然像中国仙人，有种半中半西的滑稽感。

这个盘子是兴盛于明末清初的中国“外销瓷”的典型代表，当时西方的皇室和贵族专门在景德镇定制瓷器，然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飘洋过海运到欧洲，在后世进入博物馆或私人藏家手中，相同画面的盘子，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中也收藏着一件。17、18世纪的200年间，是外销瓷的黄金时代，消亡欧洲的瓷器在题材上除了任务，还有纹章、风景、动物、花卉等等，一些事源自欧洲的式样，色彩和图案，还有一些则是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想象。

其实，源于中国的“陶瓷之路”不晚于唐朝时就开启了。1998年在印尼海域发现了一艘“黑石号”沉船，打捞出几万件瓷器，以长沙窑为主，经考证为9世纪上半叶制品，证明唐朝时已经有大量瓷器向外输出，不过，在明代初期之前，以销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为主，甚至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夕阳，仍没有越过这一范围。

中国瓷器对世界的大规模影响，则是从明代中期开始，这一时期，欧洲航海家成功开辟了新航线，大大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一个典型的标志是始于17世纪初的“克拉克瓷”，正如我们在景德镇的中国陶瓷博物馆中看到的几个瓷盘，克拉克瓷大多数都是以青花描绘，一个显著特征是，盘口一圈被小点线或葵花茎分隔为一个个独立区域，像是一扇又一扇窗户，叫作“天窗”，每扇“窗”里的风景都不同，山水、花鸟、甚至文字，仿佛要借这方寸之地极尽可能地炫技。这种装饰手法后来在外销瓷器上也大规模使用，就连清代官窑有时也烧制。“克拉克”是荷兰语中“葡萄牙战舰”的意思，1602年，一艘克拉克在航行途中被荷兰人劫掠，船上超过10万件青花瓷被运到阿姆斯特丹拍卖，这使刚刚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500万盾纯利，这笔钱可以购买450幢房子，大大超出想象。从此，克拉克瓷成为荷兰商船的主要商品，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成为瓷器贸易的最大客户，每年从中国孕畜的瓷器超过60万件，这股狂热很快传遍欧洲，特别是在1684年解除海禁之后的康雍乾时期，这条瓷器之路更是兴盛。中国外销瓷从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发展到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百万件，而且价格昂贵，被称为“白金”。

可以说，瓷器是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真正意义的“全球性商品”。作为瓷器之路的起点，中国的制瓷技术有悠久的历史，其独家奥秘延续千年，世人莫不趋之若鹜，而且，在东西方贸易史上，茶叶和丝绸虽然更大宗，但它们完成的都是“输出-接受”的单向旅程，若跨文化的视觉去观察，更能清晰认识中国瓷器的内在价值，看清它的区域性、地方性和民族性。事实上也如大英博物馆官长麦克格瑞格所说，“瓷器的历史是全球对话的而历史，其对制造技术和日常生活、人文风尚等多方面的重大影响是双向的，”，从这个意义上，瓷器之路完成了东西方交融的一个“文化大循环”。

“碰瓷”：从贸易到技术

一件白色瓷器，光滑如镜，轻薄如纸，轻叩时发出乐音，在阳光下音乐透出如玉的光泽，而且它是商品、日用品和艺术品三者的聚合物，记录了发轫于16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中多重面向的冲击，包括艺术风格的不断革新，国际贸易的摩擦和冲突，饮食文化的革命，服饰风格的演变，甚至还有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还有什么器物能有这般奇妙？

西方世界对瓷器的痴迷和对中国的幻想相互交织，在此之前，大多数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来自马可波罗写与1291年的著名游记，尽管人们对他的所见所闻半信半疑，但他五光十色的描述仍提供了新鲜而奇异的幻想，比如他提到城市，“人们制作瓷碗，这些瓷碗大小不等，美轮美奂，瓷碗只在这座城市制作，别处没有，它们从这里出口到全世界，在这座城市，瓷碗到处都是，且价格低廉，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三只精美的瓷碗，其玲珑可爱，简直无法想象。这是西方文献中第一次提到瓷器。马可波罗将几件瓷器带回威尼斯，也从此在西方引发了一场漫长的”瓷器病“。

直至16世纪初，欧洲的餐桌上，还只有笨拙的木制、铁质或陶制盘子，贵族使用的是银质餐具。用惯了胎质疏松、釉面灰暗的低温陶器的人们，从未见过如此精致的白色瓷器。瓷器是当时的奢侈品，只零星地在欧洲皇室中游历，或者出现在几位公爵和教皇的财产清单中，最有名的那一个，是盖涅-丰山瓶，一只14世纪初来自中国的玉壶春瓶，加装了中世纪的银质柄，托，盖，先后由匈牙利的路易大帝、拿不勒国王、约翰

贝里公爵拥有，继而由法国王储收藏在凡尔赛宫，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几经辗转，如今陈列在都柏林的一处军营遗址中，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的中国陶瓷专家甘雪莉指出，在17-18世纪，随着大量瓷器销往欧洲，从绘画、建筑、园艺到家具、器物等，都掀起了一阵“中国风“。那一时期，从中国定制的瓷器上多有类似的元素：亭台、水、船、桥和树，展现出一个幻想中的中国，那里的人性格随和，常常在安静的楼阁里优哉游哉，与大自然融洽并存，沉湎于无伤大雅的消遣中。

在欧洲被“瓷器病”席卷的同时，真正的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瓷器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说白了，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人类制陶的历史由来已久，只要有黏土，加上一定的条件，原始先民就可以烧制出陶器，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创造。但是，从陶到瓷，几乎像是被施了“炼金术”，演变为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物质。中国人从商代开始掌握釉陶技术，发展到东汉末年，完成了由陶到瓷的过度。瓷器发端于中国“尚玉”传统，最先出现的是青瓷，至隋代出现白瓷，宋代则涌现出风格各异的“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从元代开始，特别是明清时期，青花瓷几乎成为中国瓷器的代名词，景德镇也跃升为垄断性的制瓷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制法为中国人特有，作为器物的china与作为中国的china相互映照。

然而，随着瓷器贸易的全球化，制瓷技术的全球化终究不可抵挡。

欧洲人开始用各种材料实验，尝试复制出这种坚硬的半透明白色瓷器。1669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来到景德镇，半是传教，半是刺探，一待就是38年，他在1712年写给法国教廷的信中透露了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关键点：“一个富商告诉我，若干年前，几个欧洲人把白墩子买回国，试图烧制瓷器，但是没有使用高岭土，结果归于失败……这个中国商人笑着对我说：他们不用骨骼，而只想用肌肉造出结实的身体。”即便如此，法国人烧制出的高温硬质瓷，还在半个世纪之后。

第一件欧洲硬质瓷器诞生在德国迈森。当时的德国在痴迷瓷器的迈克森国王奥古斯都二世统治之下，他最疯狂的一次，是用600名龙骑兵与普鲁士皇帝交换了151件青花瓷瓶，这些瓷瓶由此被称为“龙骑兵瓶”。为了制造出瓷器，奥古斯都二世将一名炼金术士囚禁在地牢里，责令他如果炼不出黄金，就必须炼出“白色金子”，终于在1709年，年轻的炼金术士在德国迈森制造出了欧洲第一件瓷器，奥古斯都二世的交叉双剑纹章后来成了迈森瓷器厂的商标。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人威治伍德开创了流水线制瓷模式，不仅快速占据了欧洲市场，也开始与东印度公司带过去的中国瓷器一较高下。到了18世纪末期，中国瓷器唯我独尊的地位一去不返。1792年，英国国王以为乾隆皇帝助手的名义派出庞大使团，经过10个月航行到达了中国，使团带去大量精美的礼品了，期望与中国建立平等贸易关系，在长长的礼品清单里，有一件物品并没有被乾隆皇帝重视，那就是英国威治伍德瓷器，而就在同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关于中国瓷器的一切贸易，回头看，这个小插曲颇具象征意味，这不只是两大瓷器的第一次碰瓷，更是两大文明的碰撞。

瓷里的中国

东西方陶瓷贸易之路的中断，并不意味着中国瓷器的光芒就此黯淡。在东印度公司停止中国瓷器贸易大约百年后，随着代表中国瓷器最高水准的官窑大量流入西方，中国瓷器的艺术收藏品属性开始超越实用性，成为表达审美、风俗、信仰等精神价值的载体。

曾任中国嘉德瓷器部总经理的刘越告诉我，在20世纪初期之前，西方人没见过多少中国官窑瓷器，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也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对中国瓷器的价值评判都是来自于外销瓷，紧紧关注其外表的装饰性，难免有失底蕴。一个表现在，当时西方市场上的瓷器纹样相对单一，就是中国的山水、动植物和人物，而已谐音比喻吉祥的图案，如马上封侯，五福捧寿，平平安安，以及龙、麒麟等想象出来的动物，并不被接受。另一方面，那些通俗热闹、装饰性强的彩瓷更受西方欢迎。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青花瓷独领风骚，在此之后，欧洲人开始追求更加强烈丰富的色彩。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为应对庞大的海外市场，中国相应地创造出很多彩瓷品种，如五彩、粉彩、珐琅彩，被西方贵族视若拱璧。

官窑瓷器大量流入西方，大约是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方、掠夺大量皇家文物开始，而且民国之后，旧朝皇室们岁入不足，将很多瓷器抵押给银行拍卖，内务府也曾进行古董拍卖，再加上种种盗窃，都造成了官窑瓷器的大量外流，刘越告诉我们，官窑瓷器经过几十年的落地生根，到了“二战之后”，西方对中国瓷器的审美发生了明显的转折：收藏家不再出高价购买外表华丽的、装饰丰富的明清瓷器，转而青睐更为朴素的、简约、久远的单色釉色瓷器。

奠定中国瓷器收藏和审美的转折基石的，是英国的传奇收藏家斐西瓦尔 大维德爵士。他倾一生之力，收藏了1400件中国瓷器，绝大多数为历代官窑中的顶级精品和带重要款识的资料性标准器，其中包括仅次于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汝窑收藏和海外最好的珐琅彩瓷器收藏，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青花标准器“大维德瓶”，如果今天去大英博物馆参观，无人不会为大维德基金会常设展厅所震撼，从进门处的一对元青花“大维德瓶”开始，到单柜陈列的单色釉，一柜红釉，一柜黄釉，一柜蓝釉，还有一柜天青色的汝窑瓷器，堪称是一部中国瓷器史诗。

大维德1892年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萨森 大维德爵士是印度银行的创始者，大维德继承家族的特权和财富，在1931年定居伦敦之后，便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1918年他从史帕斯处买到了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的定窑碗，为了弄清楚这段铭文，他写信给当地博物馆咨询，同时自学中文，研读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因此，大维德在收藏初期就带着一个学者的角度，同时准备去这些艺术品源头的中国看看。

作为收藏家，大维德遇到了千载难得的机会——1911清政府被推翻，大量的清宫旧藏从宫中流散出来，1924年筹备成立故宫博物院，并计划对外开放。大维德首次到北京正式同一年，他很快便将自己与故宫紧紧联系在一起，据大维德夫人回忆：那时紫禁城里的皇家珍宝正被打包在箱子里杂乱无章地放置，没有人想到去展览，大维德成功说服了故宫官员，挑选合适的宫殿陈设出一些珍宝，向一直期待能看到先人遗产的市民们开放，一个合适的宫殿被选出来，但需要彻底维修，大维德又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展览取得巨大成功，出版了展览图录，观众远超预期，“之后1927-1935年，大维德多次往返与中英之间，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早期的文物登录和展览工作，与大量清宫旧藏零距离接触，此后，大维德开始以中国宫廷特别是乾隆皇帝的眼光来构建他的个人收藏，展现出超越同时代西方藏家的”皇家品味“。

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1927，盐业银行准备出手溥仪1924年荻雅在哪里的清室珍宝，故宫博物院为此专门请国务院及内务部发禁令，但大维德决定不顾一切冒险收购，几番周折，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购买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在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官窑、哥窑瓷器近20件，很多上面有乾隆御题诗，此外还有少量明清官窑精品。刘越指出，盐业银行很可能是一个假托的概念，但毫无疑问的是，正式这批瓷器，构成了大维德收藏中最精彩的部分，也对英国收藏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大维德为标志，西方收藏视野中的中国瓷器开始进入高阶审美，或者说，从西方趣味转为真正的中国趣味。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维德的汝窑收藏，他拥有除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外数目最多的汝窑完整器，被公认没有争议的在10件以上。刘越说，对于瓷器收藏家来说，一般人众生只能仰望的热点收藏，元青花、明成化斗彩，清三代珐琅彩，只要财力雄厚，耐心等待，都还有机会，但汝窑瓷器往往是难以企及，因为有记录的传世汝窑全世界不足百件，是官窑系统中传世最少的一个品种，私人藏家中能达到如此高度的唯有大维德一人。

大维德对汝窑的倾心，或许来自他所推崇的乾隆皇帝，遍览历代名窑的乾隆曾在一间汝窑青瓷盘底上刻诗：宋瓷方是瓷。宋代崇尚内敛含蓄的艺术品位，并不贵重的原料制作的质朴而古雅的陶瓷，完美呼吁了这一时代的精神追求，其中当以汝窑为魁首，其温润的釉色像是捕捉了雨后刹那间的天光云影。也从汝窑的这一抹天青色中，世界对中国瓷器的审美逐渐从绚丽回归朴素，回到它“尚玉“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