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如果能活到现在，由于不知道她哪年出生，如果从生肖属鸡推算才73岁，还不到理论上的平均寿命，可是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4岁，农历1989年4月21日。

      这个日期多少年来，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大姨记得准确牢固。只记得当时我在沂水一中读书，传标哥到学校和我说了母亲病危的事情，我听了也没有多么震惊，比较平静，因为自从三年前母亲在沂水中心医院检查确诊：乳腺癌晚期，我们一家人包括母亲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我向班主任张老师请假回家，并没说明实情，等把母亲安葬了，第二天正好是姚店子集，我孤零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继续上学，这一天对于别人来说，和其他任何一天都一样，可是对于我来说，从今以后，我再也没有母亲了。

    我母亲张之桂，出生于姚店子镇仁家旺村，外祖父张洪溪读过点书，有点薄产，一辈子没干过农活，也算是个知识之家。这个姓名平时几乎没有用，因为邻里之间，包括生产队上工，都是按辈分称呼，我是在柜子里他们的结婚证书上看到的。

    她和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妇女一样，没读几天书，勤劳朴实、节俭顾家，普通平凡的如同一棵草一样。

      母亲身材比较高大，大约接近一米七。记得印象深刻的是每天天一亮就起床自己一个人推磨，我家的石磨比较大，都是她一个人推。我奶奶批评她，嫌她不让我爷帮忙，也不叫醒我们，母亲总是静静地辩解几句，以后还是自己一个人干。推完磨再煮猪食，做早饭，喂猪，去生产队上工。

      再后来分田到户，实行责任承包制，时间相对自由一点，父亲因为是个木匠，和小组口头协议，每年上交220块钱，不用上工，可以打家具到集市上卖，或者修理农具，也给人家盖房子的制作门窗檩梁，儿娶女嫁的打家具。

      这时候我家的日子在农村来说还是过得去的，因为不缺粮，母亲喂仔猪，父亲挣现钱，当时还自制水泥瓦，有个小手工作坊，像是自行车、缝纫机、钟表、收音机等等，我们家都买的比较早。

    可是后来母亲查出重病，我家的日子就一日不如一日，在临沂肿瘤医院住院一个月，确实太晚了，已经转移到肺，没有做手术的意义了，花了一千多元钱，在当时算是很大一笔钱。虽然知道已经是绝症，可是听到哪里有什么方子，还是去看看，当然都是失望而归。记得一次听一老爷爷说，潍坊有个军官的老婆治好了，母亲那天早晨居然吃了一碗水饺，由此可见她求生的欲望多么强烈，我们在家盼星星盼月亮，又是一场空。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很少回娘家，因为姥姥去世的早，小舅两口子不孝敬老人，回一次娘家，回来就哭一场。记忆里，母亲更多的是带着我到大姨家走亲戚，因为也没有更多亲人。后来每到大姨家，都会重复一遍的是，有一次姨夫送我妈和我回家，过河时，姨夫抱着我一下子进入一个水坑，幸亏把我举起，否则就冲走淹死了的惊险往事，我妈当时吓得脸色惨白，说不出话。只有当母亲的才真正体会到，儿是娘的心头肉。

    当母亲生了重病，她知道治疗无望后，几乎不吃药，她说不能人财两空。在我家最落魄的时候，我向父母提出了继续学业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说什么态度，父母依然决然同意了我的想法，只可惜天生愚笨，才疏学浅，已过半百，碌碌无为，实在愧对九泉下的娘亲。

      我在沂水一中上学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只去过一次，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父亲的翻毛皮鞋还补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格外刺眼，可怜巴巴的样子，给我送的是母亲烙的葱花油饼。只在宿舍里简单交流几句，就去医院再次检查拿药去了。记得田旭业喊我：“黄传修，外面有个老头找你！”我出来一看，出乎意料是父母二人。和其他城里孩子父母相比，他们穿着打扮显得格格不入，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是我的最亲的人，虽然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有所差距。

      还记得有一次，我周末返校，临行母亲用近乎麻木的手，给我擦脸上的灰尘，形容瘦削的母亲，一脸的不舍与挂念。记得那一次，我一直流着泪骑车到学校，眼睛红肿，在水龙头上冲了冲，以免让同学发现。有个同学问我眼睛怎么回事？我撒谎说在路上被尘土迷了眼。

      母亲生命行将结束，她让传标哥把我喊回家，对我说：“本来不想让我知道，反正就这样了，怕影响我学习，可是二弟太小，恐怕处理后事时，他弄不明白。”

      鸟之将亡，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终把我们托付给二大娘，让她尽力照顾我们，并反复叮咛，她咽气的时候，不能让三弟在场，恐怕吓着他对孩子不利，那一夜，幼小的三弟一夜未醒。

    母亲就这样走了，悄无声息的走了，带着无限的不舍与眷恋走了。

      以前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前些日子读了丰子恺写的《我的母亲》，有感而发，泪如雨下。

      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母亲给了我生命，曾经教给我做人的道理，在最艰难的时候依然支持我读书，现在想不掩耳，又到哪里听呢？

                      2018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