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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城市郭里镇在魏晋时期，出了一名辨才极佳、文武双全的将军人物，他就是西晋皇帝的侍臣，手握军权的边疆高级将领，关内侯刘宝。从墓志的出土地来看，今山东省邹城市郭里镇独山村为其故乡所在地，也是汉以来的高平侯国所在地。刘宝出身士族，有着率真、不守礼俗的名士习气

，放达但不放纵，兼具名士与官僚的双重身份。

　　一、双王孤堆刘宝墓

　　据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邹县志》记载：“双王墓，在城西南五十里，在黄山以北。有古墓二冢，周围大二亩，高二丈。世称为双王孤堆，或曰伏羲帝后之墓。”墓呈西北、东南斜向分列。东南方墓冢稍大(列为1号墓)，高12米，南北经35米，东西径40米，有夯层，较松软，每隔1米有平铺石板1层;西北方墓冢稍小一些(列为2号墓)。

　　1974年2月至6月，邹县文物考古工作者对1号墓进行发掘清理，确认为一座西晋大型砖室墓。墓室坐北向南，前有狭长斜坡状墓道，墓门为青石双扉枢轴式，墓室由前室、东西耳室和后室组成，南北长8.75米，东西宽2.75米，高2.70米。为弧券砖顶，方砖铺地，四周皆用青砖砌垒。

　　在墓前室右侧，有一墓碑，又叫墓志。碑额圆形，石灰岩石质，局部风化剥蚀，通高56.5厘米。长方体座，有卯榫，碑身直插座中。碑高41厘米，宽21.5厘米，厚5厘米;座长39.5厘米，宽20.5厘米，高16.5厘米。

　　墓志刻于西晋惠帝永康(司马衷年号)二年(300)正月廿九日，1974年2月在山东邹县郭里公社独山村西北，发掘得之。志文很短，照录如下：

　　上篆书“晋故”(此二字在碑顶部，如额之状)2字。志文从右至左竖行排列，共7行，满行9字，共55字：“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关内侯高平刘公之铭表，公讳宝，字道真，永康二年正月丁巳朔二十九日”。由此墓志得知，该墓并非伏羲帝后之墓，而是西晋刘宝之墓。

　　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称刘宝为汉末魏晋时期的注释家。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这是刘宝仕履的最详细记载。颜师古是严谨的学者，其加载应当可信。而与《刘宝墓志》载的内容大有不同，有其夸张的成分。但从《刘宝墓志》载除纪年和志主姓名之外，还包含简单的官职身份背景等信息。今以《刘宝墓志》载，解读如下：

　　其一，侍中，文官一品，皇帝高级顾问;

　　其二，使持节，持尚方宝剑，掌地方军政，平时及战时皆可斩杀二千石以下官员;

　　其三，安北大将军，武官一品、北方军区司令员，负有防卫北方鲜卑的重任;

　　其四，领护乌丸校尉，地方军政长官(虚职)，乌丸方面军总指挥(近读《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根据《晋书》和《水经注》中的资料，指出刘宝担任乌丸校尉的时间在张华和刘弘之间，并从《世说新语》的记载推测张华很可能是推举刘宝任此职位的人);

　　其五，都督幽、并州诸军事，军分区司令员，地方方镇大员;

　　其六，关内侯，世袭千户侯，列侯以上的侯爵贵族，是个爵位的等级。

　　刘宝墓位于邹城市西南，距城区30公里左右，在郭里镇独山村西北1.53公里处的独山下水库的北岸，大斜山之阳。从墓的埋葬方位来看，属于双阳四神定位。由此，《邹县志》记载的“双王孤堆，或曰伏羲帝后之墓”真相大白。刘宝这位历史名人才在人们中间开始传颂。

　　刘宝，字道真，生年不详，死于(关于刘宝的死因，据《晋书·惠帝本纪》载:“永宁元年正月乙丑，赵王司马伦簒帝位。”正月乙丑即正月二十日，与刘宝卒日仅差八天。司马伦于前一年四月发动政变，清除贾氏集团，同月杀害张华，此时的刘宝应当就在都幽、并军事上。司马伦杀害张华，刘宝应持不支持的态度，所以，司马伦称帝后，便迅即处死了刘宝。)公元300年，是高平刘氏名人刘表的近支后裔，其家世应不单寒。其先祖刘奥，曾任太祝令(参与国家祭祀的礼官，通晓祭祀礼乐)。刘宝自幼聪颖好学。曾在扶风王司马骏府内任从事中郎，后任吏部郎。善于骑射，精于武功，作战英勇，又先后任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等职，后因戍守边境有功，赐爵关内侯。刘宝的弟弟刘斌曾任著作郎(主要参与国史修撰，有较高的文史功底)，他侄儿刘绥(字万安)是西晋著名的美男子，人誉之“灼然玉举”、“千里挑一”，曾当过武官，官至骠骑长史(有较强的综合行政能力)。由此，可看出刘家有较厚实的文化基础。

　　刘宝墓志的出土，为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山东境内的两晋考古提供了十分可靠的断代依据。是山东地区发现极少的西晋纪年墓志，刻工精细。志文布局自如，结体严谨，笔势古朴。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书体演变的重要转折时期，经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变革，刘宝墓志的发现对研究魏晋时期墓志形制及书法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墓志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邹城博物馆。同时，它的出土也证明了山阳郡高平县即在此附近。关于山阳郡，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分梁国置山阳县，汉武帝建元年间改为郡，治所在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西晋泰始元年(265年)，改山阳郡为高平郡，治所在昌邑。《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汉置槖县，后汉更置高平侯国。南朝宋时移高平郡来治。北齐郡县俱废。故城在今山东邹城西南。”关于高平县，《水经注》载：“泗水南经高平县故城西是也”。按顾颉刚《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部分载，古高平的地理位置，在今山东邹城市西南。刘宝墓志的发现，以确凿的实物资料证明了山阳郡高平县在今山东邹城市西南一带，从而为寻找古高平和确立古高平的地望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出土文物尤珍贵

　　郭里镇独山村刘宝墓室曾遭多次盗掘。1974年2月至6月经抢救性发掘，出土文物达60个品种、170余件。有青瓷器、釉陶器、铜博山炉、铜奁;陶皿器有镇墓兽、轺车、牛车武士俑、内侍俑和灶、井、臼、厕所模型等。尤其珍贵的是一根刻度精确的西晋骨尺、一盘围棋子、一件青瓷辟邪水注和一件青瓷虎子。特别是西晋围棋子尤其珍贵。

　　1、围棋子

　　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陪葬自古有之，出土的这副围棋盛放在一圆形泥质陶盒内，棋子用黑白两种天然海卵石子磨制而成，造型古朴自然、形式不拘一格。那时候工业不那么先进，所以棋子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现存232枚(这是17道围棋所用的子数?生前喜欢到死后还想下，真棋迷也!)，黑子103枚，白子129枚，比一副围棋实际少68枚，应是墓主生前实用物。其中，黑子坚致细密.光滑漆亮.径1O-15mm，厚03-05mm.白子石质略为松软粗糙，少数已风化破损.径10-12mm.厚02-05mm。从棋子数目上看，西晋上大夫中也流行十七道的围棋。从15道围棋发展到17道围棋，这是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创新与发展，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时光，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从历史上看，17道围棋流行的时间很长。至少在东汉三国时期，已经通行17道的围棋。17道围棋从什么时代开始出现的，现在还没有证据，不得而知。流行于世，大家通行的时代在东汉和三国，这是有据可考的。直至衰落消亡于唐朝。

　　我国古代围棋的起源距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而这副围棋是目前国内出土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石制围棋子实物，为研究山东境内围棋概况和我国围棋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围棋在中国由来已久，琴棋书画所言及的棋即围棋。过去有尧创围棋之说，见于著作最早的是《左传》：“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隅，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从文物发掘来看，围棋棋盘道数并非一开始就是19道，而是通过一段漫长的变迁由简入繁而来的，但道数自何时开始确定为15道，何时确定为17道，何时确定为19道，目前亦无详细记载。围棋的发源地在中国，此后相继传入朝鲜、日本。1974年，山东邹县西晋刘宝墓出土的一副围棋子，系用黑白卵石磨制而成，共计289子--这是17道围棋所用的子数。朱檀墓出土围棋实物，计有一副纵横各19道的棋盘，黑子175枚，白子181枚

。从该对围棋罐容积来计算：这对棋罐所盛棋子为个径15-20毫米较合理。

　　围棋活动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最主要的棋类活动之一。三国时,魏、蜀、吴都有著名的棋手.围棋活动已在宫廷内、文武官吏中及乡间田野开展。魏晋之际的名士,也常相聚饮酒围棋。东晋南北朝时期,是围棋兴盛的时期，皇帝、太子、亲王、外戚、大臣、将军,管理机要的寒人以及名士、隐士、道人、高僧,都喜欢下围棋.南朝与北朝之间,曾进行过围棋比赛。北朝时期,围棋活动还传到了我国的近邻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围棋活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南朝时期开始对棋手分级定品,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2、骨尺

　　骨尺长18.2厘米，宽1.7厘米，厚0.1厘米，重4.0克。出土时已断为两段，前段长8.4米，后段长9.8厘米，中部稍残缺，略显弯曲，因久埋地下之故，骨尺呈青灰色。尺面等分为10寸度，每寸度长2.40厘米，寸度间有界格，每寸处刻两个圆圈，半寸处刻一个圆圈，5寸处由7个圆圈组成，背面有明显磨刻痕迹。据有关专家考证，晋尺约合今尺0.245米，该骨尺实际长度为0.240米(10.24厘米)，与此极为相近，当是西晋时期颁行的营造实用尺子。虽然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各种各样的骨雕艺术品，但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原因，骨质东西不易保存，因而在考古发掘中骨雕艺术品很少发现，而作为实用的骨尺更是凤毛麟角，这件骨尺的出土，填补了我国西晋考古史上骨尺的空白，为研究西晋时期的度量衡制度和古代骨刻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3、青瓷辟邪水注

　　辟邪是中国古代一种动物造像，似狮而带翼，古人认为此兽能祈福消灾，保佑平安。

　　该墓内出土的青瓷辟邪水注全长13.5厘米，高9.8厘米，青瓷质，青绿色釉，状似一昂首蹲伏的狮子，在造型艺术、制作技术、烧造工艺上均有独到之处，是不可多得的西晋青瓷艺术珍品，对于研究北方瓷器制造史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

　　4、青瓷虎子

　　该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全长24厘米，高18.5厘米。青瓷质,青黄色釉，器体呈蚕茧形，头上作虎头状，耳、鼻、目惟妙惟肖。造型富硕优美，胎壁厚薄均匀，胎体敦厚坚硬，釉层光亮凝厚。西晋青瓷在山东境内发现极为罕见，而青瓷虎子的出土在山东尚属首次，为西晋青瓷的代表作，因此极为珍贵。

　　从其墓中出土的铁剑(据说被村支书拿回家了，因当时我们去看挖墓，挖出了剑)和围棋子可以看出，习武、下棋陪伴了他一生，并且成了他观棋拜师学武传说的最好佐证。

　　三、观棋拜师善习武

　　相传，刘宝小时候很喜欢围棋和练武，但却苦于无高人指点。这天刘宝正在房内读书，家里去来了一个客人。此人是伏羲庙的主持虚云道长，武功极高却又嗜好下围棋。每次来拜访刘奥，总要在独山住上十天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每次来了，总要缠着刘奥与他对弈，刘奥总是输得很惨。于是刘宝就动了向老道学下围棋和学武的念想。

　　每当爷爷与老道下棋的时候，刘宝便装作一点也不懂的样子，虚心的听着他向自己讲解。听着老道在向刘宝说自夸如何高明，他爷爷如何远远不是敌手，刘奥只是微笑沉思。刘宝没有碰过围棋，虽然只是看看，却也看得津津有味。好几次，刘宝都忍不住想要指出爷爷的昏招，但是想想还是忍住了。老道的棋瘾不是一般的大，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便是拉着刘奥和他对弈。

　　有一天，刘奥道：“今天不下了，我得给孩子讲《诗》了。休息一天，改日再说。”道长虽然不愿，但心想这是正事，不便阻挠。只等得自己心痒难挠。好容易刘奥讲完，他马上一把拉住，说道：“来来来，再杀三局。”

刘奥知道如不陪他，只怕他整晚睡不安乐，于是和他到树下对局。刘宝读了一会书，忽听道长喜叫：“宝，快来看!你爷爷大大的糟糕!”于是奔过去观看。只见盘上刘奥那一片的白子，有一块形势甚为危急，即使能勉强救活，但四隅要点都将被对方占尽，不过刘宝却也发现道长的一处大大的缺口。若是围魏救赵，不出昏招，只怕爷爷还要占得一些先机。

　　刘奥久思之下，终于拈了一粒棋子，放了下去。刘宝见爷爷并没有发现对方的那个漏洞，终于忍不住了，道：“爷爷，不可下在那里。你且下在这里，虚云道长肯定要去救，你再下这里，定能度过危机，而且还能一鼓作气，确立胜势。”听得刘宝说来，刘奥当下恍然大悟，自言自语道：“我怎么没有发现。”然后便将那棋子，照刘宝的方法放了下去。这一下去，原本处于劣势的他，几招之后，顿时反守为攻，再下几步，便赢了这局。道长输了之后，好胜心起，也不管对方是个小孩，便要和刘宝对弈一局。“道长，这不过是你当局者迷，我旁观者清而已，并不是我棋艺有多高。”

刘宝谦虚地说“这，我不是道长的对手，还是去读书吧，省的爷爷骂我读书不认真”。“你爷爷那儿由我来说，你放心吧，决不让你吃亏。”刘奥听到此，心里一喜，“道长，这样，刘宝陪你下棋，下完之后，你教他一门功夫如何?”“只要和我下棋，万事好说。”道长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你肯成全孙儿，谢谢啦”，说着刘奥便叫刘宝来拜师磕头。道长见此，连连摆手，道：“我不收徒弟。他要我教功夫，得凭本事来赢。这样吧，你让刘宝每天和我下两盘棋，我让他三子。我赢了，那就是陪我老人家消遣，算他的孝心。要是他赢得一局，我就教他一招轻功，连赢两局，轻功之外再教一招暗器。咱们下棋讲究博彩，那便是彩头了。你说这么着公不公平?”

　　刘宝听后，大喜。当下连点头道：“好，就这么办。”刘奥见刘宝一脸自信的样子，也不再多说什么，“好，就是这么办。我本来怕刘宝下棋耽误了功夫，现下既有如此大好处，你们每天下十局八局我也不管。”

　　道长听得大喜，便拉了刘宝下棋去了。这样二人对弈了数日，忽有胜负。刘宝悟性很强，从道长的招式中领悟出不少道理。渐渐地，道长不再是刘宝的对手，它的武功也被刘宝学得差不多了。

　　四、能歌善啸技艺高

　　刘宝的家乡独山村，群山环绕，山青水秀，河溪纵横，一年四季，水流不断。《世说新语·任诞》载：“刘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yu)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馀半，乃还之。后为吏部郎，妪儿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问母，母告之，于是赍(ji)牛酒诣道真。道真曰：‘去，去，无可复用相报。’”刘孝标《注》称：“刘宝，已见。”

　　刘宝出身寒微，贫民布衣，从小便与伙伴们一起，在溪边玩耍，入河里捉鱼，能歌善箫，如泣如诉，并善于以优美的乐歌表达自己的感情。村里有一个老太太，非常喜欢他啸咏，经常听他的歌声。为了表示感谢，就杀了头小猪送给刘宝吃，刘宝认为这是自己用歌声换来的，吃的心安理得，很快就把一头小猪吃光了，老太太看他没吃饱，就又杀了一头小猪送给他吃;这次刘宝吃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又还给了老太太。后来他做了吏部郎，老太太的儿子是一个小令史，刘宝就越级提拔了他。此人不知何故，就问他母亲，母亲告诉他：“我曾经为感谢刘宝的歌声，送给他小猪吃，但是他却因此破格提拔你，这份恩情比为我唱歌更是值得感谢啊!”于是就牵着牛，带着酒去送给刘宝，刘宝说：“您已经送我一只半小猪了，不要再谢了!”

这便是在当地流传久远的“食豚报恩”的故事。

　　刘宝以优美的“啸”声换得两头小乳猪的美味享受，的确不失为名士风流所创造的奇迹，而淳朴的老妇人乐于付出这样的物质代价以满足她对音乐艺术的欣赏需求，更足以显示其热爱艺术的美好情怀。老姆是明眼人，她从草泽中打渔的刘道真的啸声里，听出了他的远志和气魄，知道这傲啸的野龙迟早要“飞龙在天”。在此，刘道真的歌啸是其得志之前的“阳啸”，乾阳进取，自强不息。在他那啸声中，有社稷的犹思，更有踌躇远志。可见,那年头文人之啸非常受欢迎，老妪乃啸者的真实粉丝，杀猪相送，刘道真吃了人家的小猪，连个谢安也不说，老妇见他像是没吃饱的样子，又杀一猪给他吃。后来，刘道真当上了政府管干部的组织部长(吏部郎)，他越级提拔了老妇的儿子，还的就是小猪之报。

　　在唐朝欧阳询撰写的《艺文类聚》卷三十五《乐部四》上，更是把刘宝用音乐创造的奇迹描写的淋漓尽致。“啸茄退敌”的传说是说，刘宝被敌人团团围在城里数月，城内粮食殆尽，而始终没有突围的好办法。这一天傍晚，刘宝在月色下登上城楼，吹起了啸。敌人听到刘宝的啸声，都感到凄凉婉转，思乡情绪陡然而生，到了半夜，刘宝又在城楼吹奏胡茄(胡人的乐器)，敌人听了思乡情绪更重，皆痛哭涕，不能自己，快到天亮的时候，刘宝再次在城门吹奏，敌人军心大乱，三三两两都逃回去了。刘宝没用一兵一卒、没动一刀一剑，让敌人不攻自退。这种依靠音乐击退敌人的军事奇观，与诸葛亮弹瑟吓退司马懿的空城计有过之而无不及。

　　通读《世说新语》，便觉里面的故事里面藏有一个极乐的世界，一群可爱的人，一些有趣的事。魏晋时期盛行美容之风、饮酒之风、清谈之风、汰侈之风。这群魏晋人睿智、率性、任达，可爱的让人倍加喜爱，可恶的却让人不生厌。而他们的所有行为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好奇于“啸”和好食于“肉”。

　　1、好奇于“啸”

　　《世说新语》里提及时人“啸”的篇章不少，“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哂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刘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在一老妪，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杀豚进之”，“王献之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同样的，未被刘备三顾之前，诸葛亮在荆州游学，每晨夜，常抱膝长啸。因未作完全统计分析，妄以上述几个例子作窥全豹之说，于刘道真，是少时常渔草泽时;于王献之，是尝暂寄人空宅住时;于谢太傅，是盘桓东山时;于诸葛亮，是在荆州游学时;而阮籍就更不用说了。因而“啸”，是相当部分不得志的士人的爱好，成为魏晋风度的一种。

　　关于“啸”，《世说新语》里注释为“吹口哨”。有文章指出，“啸”其实指有音律地吹口哨。易中天解释，长啸是一种导引之术，一口气从丹田里提上来，从喉管里发出去。从中时可以看出，能“啸”者，大抵具备一定的音乐素养。这不足为奇，古代大多知识分子都具备很高的音乐素养，所谓琴棋书画，是不分家的。而令我感兴趣的是，这帮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因何而好“啸”，“啸”体现着他们怎样的内心世界?

　　翻开他们所处的那段历史——魏晋。魏居前，姓曹，曹家三父子是文学大家。曹丕在位时，崇道玄，轻法息兵，尊奉黄老。自古文人多任性，曹丕纵然身居王位也不例外，看他在王粲的丧礼上带领大家学驴叫就知道。上行下效，因而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淡泊功利，思想解放，个性自由发展，迁延至晋。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多是率性任达，行为举止不受传统规范约束，饮酒、清谈等种种行为衍为风气，体现着这个时代人的性格和气质，凝而结之，成为灼灼耀目的魏晋风度。司马氏谋魏后，大肆诛杀异己。在暴力的政治背景下，社会黑暗是勿容质疑的，生命于此也就脆弱无比。大批知识分子对此心怀不满，却又无力挽狂澜，精神苦闷找不到出路。所以才会有阮籍不理路向，任马车自己走，在途穷路末处痛哭一番，再沿路而返的故事。从中可以窥见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精神苦闷，想要探寻出路的心态。社会现实差强人意，对人生出路茫然不知其所以，以致内心苦闷彷徨，这应是当时知识分子们的普遍心态。而“啸”，是对世事人生悲悯，对社会关切，更是对内心苦闷的一种调节。一声长啸，慷慨苍凉，却只能达到暂时的释放，暂时的平和，并不意味着苦闷的消逝。一如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心里不爽、郁闷爱去KTV渲泄，却并没有消除不爽和郁闷。在现实中无处可逃，心灵在苦闷中四处撞击，最终有了思想觉悟，要么归顺司马氏，要么走向出世的境界。阮籍、嵇康对酒的钟情，引导时人对酒的顶礼膜拜。名士的行为，是时人效法的模式。一如今天的明星，能带动发型、服饰、言语潮流一般，一旦有名士出世，如竹林七贤之流，时人纷纷效法，因而魏晋时代里，隐士特别多，归隐于当时而言，大概是一种潮流。

　　2、好食于肉

　　在古代,肉食是古人副食的主体。而肉食中以牛、羊、猪最为重要。一方面在于游牧生活的习惯在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不会很快消失，另一方面是由于蔬菜的栽培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野生者多，家种者少。富贵之家以一些菜蔬为配料，贫贱者以野蔬充饥。蔬菜在副食中所占的比例增大，这不但反映着菜圃技术的提高，而且也与烹饪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相适应。

　　牛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饲养也不及羊、猪迅速，所以《王制》上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郑玄注：“‘故’谓祭享。”但是这只是书面文章，实际上从来没有被历代统治者遵守。《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秦师袭郑，郑国商人弦高路遇秦师，于是“以牛十二犒师”。几万人的军队只送去十二头牛，未免太少了，但由于牛的珍贵，因此这份犒劳也不算轻。而军队吃牛肉，这就透露出《王制》所说并非实际情况。又如《史记·冯唐列传》：“魏尚出私养钱，五日一椎(击杀)牛，享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这一方面说明杀牛是任意的，另一方面军吏等人五天吃一顿牛肉就为魏尚效命，边塞得以保全，也足见牛的“力量”之大了。

　　羊是较普通的肉食。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劳动)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杨恽虽然曾被封侯，广有产业，但此时已被废为庶人，自称“戮力耕桑”，他这里说的大体是一般有产者的生活。《汉书·卢绾传》：“绾亲(指父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以羊、酒相贺，既是“里中”的习惯，也符合刘、卢两家当时的身份地位。

　　猪也较普遍。《孟子·梁惠王上》：“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豕又称彘，豚是小猪，又写作豘。孟子列数家畜时，一句话中两次说到猪，足见它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世说新语·任诞》：“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肥豚与酒，即所谓美食，都是丧葬之礼所不容，阮籍葬母而大吃，此其所以为放诞。又：“刘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余半，乃还之。后为吏部郎，妪儿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破格提拔)，不知所由。问母，母告之。于是赍牛、酒诣道真。道真曰：‘去，去!无可复用相报。’”刘宝一顿就吃了一只半豚，可见豚之小，其肥嫩可知;豚乃美味，足见老妪之情，所以他做官后设法相报;老妪之子进以牛、酒，是因为刘宝地位变了，礼需与人相称，又可见牛高于豚。《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馈)孔子豚。”权势显赫的阳货送给著名学者豚，并想借对方回拜的机会见面，这说明按当时的标准看，一只豚已经不是很轻的礼了。(摘选自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

　　五、轶闻遗事成传奇

　　刘宝作为那个时代的传奇式人物，也好逞些口舌之能，留下了不少逸闻趣事。

　　1、鼻涕垂胸

　　《殷芸小说》卷九《晋江左人》记载：刘宝在小时候，在大门口玩泥巴，鼻涕流到胸前也不擦，这时有个人乘车从他门前过，看到他这个邋遢样子说“这孩子真是让人恶心!”刘宝听到后追上车子问他：“你说的这是好话?还是坏话?来人没有好气地回答：“我这是夸你呢!当是好话!”刘宝说：“既然是好话，那你父亲让人恶心!你母亲也让人恶心”。车上的人又气又惊，一句话说不出来。

　　2、讥人获讥

　　刘宝年少时就有这种诡辩的思维和咄咄逼人的架势，确实让人不容小觑。不过话说回来，刘宝仗着自己口才好，肆意逞能，没少吃亏。我看过一本笑话书，叫《启颜录》(隋·侯白)，里面讲到他的故事：

　　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与人牵船，见一老妪操橹，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因甚傍河操橹?”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又尝与人共饭素盘草舍中，见一妪将两小儿过，并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妇人曰：“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语以对。

　　这一段用白话文说就是：晋代的刘道真遭遇变乱，便到河边去给人家拉船，见一老妇也在这里摇橹，他嘲讽道：“女人怎么不在家织布，为什么到河上来摇橹?”女人答道：“你是大丈夫，怎么不去骑马挥鞭，为什么来到河上拉船?”即给刘宝迎头痛击，又十分对仗工整，刘宝听后，羞愧的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3、两猪共一槽

　　又有一次，刘道真与人共用一个盘子在草房中吃饭，见一个女人领着两个孩子从门前走过，那女人穿的是黑衣裳，他便嘲讽人家道：“黑羊领双羔(一只青羊带着两个羊羔)。”那妇人道：“两猪共一槽(两头猪共用一个槽)。”结果刘道真无言以对。

　　刘宝有点像徐文长，出句嘲笑农村妇女，结果自讨没趣，被狠狠羞辱了一番，这种故事未必可信，因为联句或者出对联，从历史上说是唐代以后的事情，但从另一方面理解，刘宝可能是个滑稽和热情的人。想是刘宝仗着有些才思，喜欢逞口舌之欲，不料两次都碰了壁，反而成为了世人的笑柄。这是不是就叫“嘲笑别人的人，终将会被别人所嘲笑?”故事也告诉我们，三步之内，必有芳草，读了点书也得谦虚。

　　4、因祸得福

　　不知道刘宝犯过什么事，而遭牢狱之苦，不过估计不是见不得人的罪，据本人研究，原因有三：其一，可能是勾引女孩子，因为史书上说刘宝音乐才能很好，许多人喜欢，闻者无不流连;其二，或许是调戏佣人婢女，(唐)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语林》曰：刘道真子妇始入门，遣婢(婢，原作妇，据冯校本作婢)。虔，刘聊之甚苦，婢固不从，刘乃下地叩头，婢惧而从之，明日语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服淫;其三，或许是喜好讥讽别人的劣习，令他下狱为囚，才引出因祸得福、走上仕途之路这则故事:

　　《世说新语·德行篇》载:刘道真尝为徒，晋百官名曰：“刘宝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风王骏虞预晋书曰：“骏字子臧，宣帝第七子，好学至孝。”晋诸公赞曰：“骏八岁为散骑常侍，侍魏齐王讲。晋受禅，封扶风王，镇关中，为政最美。薨，赠武王。西土思之，但见其碑赞者，皆拜之而泣。其遗爱如此。”以五百疋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

　　大体意思是，刘宝曾因犯事而服劳役，有了牢狱之灾。扶风王司马骏恰巧路过，看到刘宝目光犀利、思路敏捷，感到他不是一般人，就用五百匹为刘道真赎徙罪，让他做了自己的幕僚，司马骏是司马懿第七个儿子，封扶风王。这件事情在当时传为美谈。扶风王司马骏曾后来他又被擢为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并赐爵

“关内侯”。

　　徒：刑徒，罪犯。

　　扶风王骏：司马懿的第七子司马骏(233--286)，字子臧，封扶风王。

　　扶风:郡名,在今陕西麟游、乾县以西,秦岭以北地区。

　　晋武帝司马炎泰始末年，封司马懿之子司马骏为扶风王。因此，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早在晋朝初年，这种分歧就出现了。据《晋书》上说，司马骏是宗室中最文采风流的人，很小的时候就通诗书了，年岁大了声望也最好。他当王时倡导农桑，身先士卒，自己和属下每人限耕40亩。司马骏本来是汝阴王(河南)，西晋时少数民族侵扰，秦州刺史胡烈、凉州刺史牵弘先后败死，司马骏“善抚御，有威恩”，多次给予打击，出现了“遣入质子”和

“二十万口来降”的局面，汝阴王徙封为扶风王(陕西)，使王国与都督所在地相近，并且一直在那里当了18年都督，直到死去。死的时候“泣者盈路，百姓为之树碑，长老见碑无不下拜，其遗爱如此。”

　　疋：《说文》匹,四丈也。

　　赎：用财物来抵销罪过，解除刑罚。在唐以前，布匹是一种货币，因为农民交税，布是其中之一，于是成为中间货币。《卖炭翁》中说“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当然也可能货币本身叫布，《诗经•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布”指流行于周、郑、卫、韩、赵、魏、燕、楚等地的镈(钱、铲)形铜币。用钱财抵罪的做法是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以民事赔偿代替刑事处理，估计有什么条件，我不懂法律史，资料待查。

　　从事中郎：官名，大将军府的属官，职参谋议，主管文书、谋划。

　　以为美事：暗含百里奚的典故。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奴隶送往秦国。百里奚以为耻，逃脱到了楚国。在楚国，他开始帮人养牛，养的牛都膘肥体壮，结果楚王知道了，把他招去，让他为自己在南海养马。秦穆公看到礼物中的百里奚不见了，就问公孙枝怎么回事?公孙枝把百里奚的逃跑的事报告了一遍，然后说：这个百里奚，是个了不起的人，可惜没被重用。秦穆公说，我要备重礼去楚国，把百里奚换回来。公孙枝摇头道：大王这么做，就得不到百里奚了。现在楚王叫百里奚牧马，就说明楚王还不知道百里奚的价值。若现在备大礼去赎百里奚，就是在告诉楚王，百里奚是个人才啊。我们只需对楚王说，有个叫百里奚的老奴逃跑了，为了惩一儆百，我们要抓他回来。拿老奴的价钱，五张黑色公羊皮去交换就好啦。后来秦穆公授百里奚以国政，号“五羖大夫”，成为秦穆公称霸的辅助重臣。

　　5、讥戏二陆

　　《世说新语》卷下之上《简傲第二十四》还记载了刘宝的一个故事，二陆(陆机，字士衡，西晋时期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陆云，字士龙。)初入洛阳,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张华介绍“二陆”见刘道真,但他对二位江东最杰出的才俊极不礼貌,竟以“长柄壶卢”相问,其轻辱之态毕现。

　　大体意思是，更是把他说话刻薄体现的一览无余。当年，东吴的名士陆士衡、陆士龙兄弟刚到洛阳，到处拜访有知识有学问的人，拜访刘宝的时候，刘宝母亲刚刚去世，正在服丧，刘宝嗜酒，服丧期间也不节制，这一点让陆家兄弟非常看不起，认为这样的举动有失礼仪。同时，在刘宝眼里，东吴地区属于荒蛮未开化之地，对他们很蔑视，认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文化见识，见到陆士衡兄弟后，根本不和他谈沦文学方面的东西，就问了他们一句：“听说在你们那里盛产长柄的葫芦，你是来给我送葫芦种子的吗?”陆氏兄弟十分生气，后悔不该自取其辱，去拜见刘宝。这是对当时文坛南北分歧的一种写照。

　　二陆入洛是在太康十年(公元290年)，同行的还有同郡的顾荣，他们三人被为“江南三俊”。当时陆机的心情是复杂不安的，在他流传下的两首《赴洛道中作》五言诗中，只有离家的无奈与不舍、路途的艰难与对莫测未来的忧虑，丝毫不见出仕一展鸿图的喜悦与试图登阁拜相的雄心。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赴洛道中作》其一)

　　读一下这首诗，凄凄惨惨戚戚，哪像是出去做官，分明就是去流放。

　　陆机如此郁结其实也不难理解。从春秋时期起，以江淮为线，中华大地可以剖成南北两大块，北方为中原诸国，自喻为华夏礼仪之邦;南方为荆楚吴越，被鄙视为南方蛮夷。中原诸国发源于黄河流域，荆楚吴越则发源于长江流域，两大文明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语言、风俗甚至生活习惯都有较大差异。两地百姓之间的隔阂较深，中原人总是瞧不起楚人，翻看先秦诸子的书籍，里面的楚人总是扮演着愚蠢可笑的角色，吴人越人则是断发纹身的赤脚蛮夷。这种偏见一直存在着，即使秦末楚霸王项羽得了天下，还要被关中的一个儒生讥讽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北人既然如此傲慢无礼，南人自然也视北人为鬼域，视北进为畏途。

　　到了东汉末年，南人北人之间的裂缝又掺入了政治因绪，他们被人为的划入敌对的两个阵营，此后一百年，北人生活在曹魏政权的统治下，南人生活在孙吴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们被征发入伍，到战场相互撕杀，成为功成名就的枭雄们脚下的累累白骨。

　　南北之间民间的怨恨越积越深了，再加上政府之间有意引导的攻讦诋毁，南北之间相互妖魔化，同族之间视彼此为仇敌，南人蔑称北人为“伧鬼”，北人蔑称南人为“貉子”，即使不带贬义的称谓也带上政治色彩，南人被称为“吴人”。

　　这一场争斗最终以北人攻克江南，孙吴政府覆灭而收场。获胜的北方人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嘴脸，早在获胜之初，晋朝的安东将军王浑在建邺孙皓的皇宫里设宴，席间王浑就忍不住要往吴人伤口上撒盐，他对与席的吴人说：“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

　　吴人虽然国破，傲气犹存，当即就有吴人周处回敬王浑：“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王浑自讨没趣。

　　但是吴人也只能在口舌上挽回一点自尊了，在北人主导政权的国家里，他们无法摆脱亡国奴的标签，所以许多江南士人选择远离政治，隐居在风景秀丽的家乡做富家翁，要出仕，就必须渡江去昔日的敌国腹心洛阳，去看“伧人”的脸色。

　　如此委屈求全，陆机心中怎能不悲怆?二陆到了洛阳，首先拜访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张华。这个举动是有用意的，因为张华是众所周知的忠厚长者，古道热肠，史书上形容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

　　晋初受过张华恩惠的名人不少，比如左思，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写完《三都赋》没人欣赏，就是张华给他出主意然后声名鹊起;此前此后入洛的江南名士如薛兼、褚陶等人，都受到张华的款待和提携。

　　张华也没有让二陆失望，老人家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这句话是莫大的鼓励，把初来乍到的兄弟俩感动坏了，后来张华惨死，二陆都写诔文悼念，又做了一篇《咏德赋》歌颂张华的德行。

　　张华列了一份他认为值得拜访的名单，让二陆按图索骥。陆机陆云很快就领略到了北人的傲慢与故意而为之的侮辱，全洛阳的好人大概只有张华一个。比如陆机去拜访名士王济，当时名士之间拜访的标准模式就是玄谈，天花乱坠逞机锋争口舌之爽。此前陆云有一次成功的经历，他与颖川荀氏的荀隐在张华府上初遇，张华提议说：“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陆云举手行个礼，自我介绍说：“云间陆士龙。”荀隐回答：“日下荀鸣鹤。”(陆云字士龙，荀隐字鸣鹤)陆云一听对方自称鸟类，于是戏谑：“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荀隐当然也不甘示弱，回敬说：“本谓是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言下之意你自称云龙，凡兽而已。

　　陆机显然没有陆云那么幸运，王济是王浑之子，孙吴就是在他家族打击下覆灭的。王济可没有打算用名士的标准去招待陆机，在他眼里陆机不过是一个江南吴人而已，他端出几斛羊酪，问陆机：“卿江东何以敌此?”陆机好不失望，不过他好涵养，趁机赞美一下家乡，说：“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不久，陆机与陆云去拜访名士刘宝，又碰了壁，刘宝把陆氏兄弟冷落在一旁，好久才憋出一句话：“东吴有长柄葫芦，卿得种来不?”令陆氏兄弟大失所望，后悔自讨没趣。

　　当时社会壁垒森严，以门阀评人高下。王济是太原王氏的后起之秀、还是皇帝的女婿，而且一向以狂傲著称，他的怠慢或许尚在预料之内;而刘宝出身低贱，做过渔夫樵夫，还曾经沦落为奴隶，他的无礼可能就会让陆氏兄弟大感挫折，并且心生恨意了。

　　6、品评诸葛亮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云：“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当时多数人都认为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行力”。有个叫郭冲的人不同意大家的意见，认为诸葛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指出因为诸葛亮“功业未济”，谈论的人容易迷惑。并且举出诸葛亮五件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作为证据，当时的不同意见者没有一个人能提出反驳。扶风王听后感慨系之，也同意了郭冲的观点。事实正好相反。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记载，当时的舆论形势是非常不利于诸葛亮的。参与品评诸葛亮的士大夫，大多语带讥讽，认为诸葛亮劳民伤财、不自量力。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郭冲才起而“条亮五事”。

　　刘宝善于骑射，精于武功，晚年归属了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开拓者石勒，石勒邀集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劫盗，后来又得到郭敖、刘征、刘宝、张噎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骑，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武艺超群的马上高手，号称十八骑。这十八骑在乱世风云的十六国时期，为后赵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

　　六、文武兼备关内侯

　　刘宝不但能武，而且善文，对汉书有研究,尤通经史。有作品流传于世,著有《刘宝文集》3卷及《历代史书考异》。在《世说新语》《汉书叙例》中有刘宝生平事迹,今人谭正璧著《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将刘宝列入文学家之列，是邹城籍文武兼备的唯一历史名人之一。

　　刘宝在对《汉书》的研究上有比较突出的贡献，唐朝长孙无忌撰写的《隋书经籍志》记载，刘宝曾为皇太子讲《汉书》，撰《 汉书驳议》

二卷，该书以驳斥班固及《汉书》旧注为主，为颜师古注《汉书》提供了学术参考，但由于注释特点与颜氏不同，所以受到了颜师古的批评。

　　在历代注释家中，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在颜师古开列的汉末魏晋时期的22位注释家(当时注释家最感兴趣的是《汉书》)中，刘宝排第19位。

　　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开列的22位注释家是：

　　1、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秘书监。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

　　2、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后定名虔。

　　3、应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远。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4、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5、刘德,北海人。

　　6、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7、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8、李奇,南阳人。

　　9、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

　　10、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11、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

　　12、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16、项昭,不详何郡县人。

　　17、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

　　18、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19、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议》。

　　20、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

　　21、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

　　22、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由上观之，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汉魏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

　　刘宝唯一留存的文字是《孙为祖持重议》，见《通典》卷八八。持重，即主持丧葬或宗庙祭祀。泰始十年(274)西晋重臣荀觊去世，围绕“以从孙徽嗣”，即以从孙荀徽来继嗣。荀徽应以何种丧礼为其庶祖发丧、守丧，此前并无明确规定，遂产生了一场礼论。从刘宝主张应当遵从《礼仪·丧服》看：那时的他应当有着较浓的名士习气，他积极参与礼论，反映出其在遗落世事的同时，也关注着现实，关注着较为繁琐的礼俗。(刘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