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白话：
以正道（正规、正常、正直之道）治理国家，以出其不意的非正规非正常手段用兵取胜，这都是对的。但真正要做更大的事情，要取天下，就得“无事”了。就是说，要以无为、少生事、简化为政手段取得天下的信赖。
我为什么说要这样治国用兵取天下呢？原因如下：天下的规则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穷困。人们的利器（奇货可居的物品或有杀伤力的武器）越多，国家的政治就越昏乱黑暗。人的奇巧淫技越多，怪人怪事怪物品怪现象就越多（离大道越远）。法令越是严苛烦琐发达，作奸犯科、为盗为贼的就越多。
所以圣人说，我不做什么而民众自然有所教化。我好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民众自然走上了正道。我不生事，不没事找事瞎忙活，而民众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野心，民众自然淳朴淳厚。
牟钟鉴老子新说第57章无为而治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两句话就概括了政治与军事的特质，可以说是一字千金、一言九鼎。治国必须用正道，其意是要按照公认的原则，堂堂正正地去治理国家，不要个人的随意性，不要暗中的勾当，不要企图出奇制胜，这些都不符合健康政治的要求。政治要为民众办事，要协调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利益，要管理社会的日常生活，要使社会安定而有秩序地向前发展，一定要有一套公开化、法律化的行为规则，要有彼此制约和互相监督的机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社会建设事业，这些都属于以正治国的范围。军事则不然，军事是一种非常时期的行为，它是社会矛盾发展为对抗性矛盾，其他手段无法解决，只有采用武力冲突才能解决的斗争形态。用兵作战的目的、方向是受政治制约的，但是用兵的具体做法却不能因循常规，而是要强调出奇制胜。历史上的战争，往往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就是因为用兵双方并不总是正面较量，而是高明者与对手斗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静如处女，动若脱兔，还要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进行心理战、情报战，俗话说兵不厌诈，向来如此。不知道严守机密，不懂得声东击西，而按照政治公开化的原则去用兵，那就是蠢人，没有不失败的。反之，在政治上搞鼠窃狗偷，搞阴谋奸诈，搞暗箱操作，搞特务行动，这样的政治必然是专制独裁的政治，也是不会长久的。
“以无事取天下”， “无事”即无为，也就是顺应自然而为之，如五十一章所说: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如此便是以德服人，得到天下民众的拥护。这与儒家提倡的王道是相通的。如果执政者不实行上述原则，而是骄奢、专断、高压，不仅不能治理天下，也不能治理国家，只能加剧社会矛盾和民众的痛苦。老子认为，这是从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忌讳”指各种禁令、条例、说教，这些东后都是用来约束民众行为的，不允许做这，不允许做那。百姓应该做的不能做，找不到生路，所以越来越贫困。还有苛捐杂税，比一般的禁令还坏，把民众辛勤得来的活命果实掠去大半，也等于置民众于死地。这在专制主义社会是常见的现象。
“人多利器，邦家滋昏”。“利器”可有广狭两种含义，狭义是指民间私带的武器，广义是指各种权谋手段。由于吏治不清，管理不善，社会不良分子增多各展其歪智邪能，用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进行危害社会的非法活动，以谋取私利，满足贪欲。如为官者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为商者诈骗做假、操纵市场，为盗者拦路抢劫、图财害命，为法者自践其法、监守自盗，为兵者兵匪结合、烧掠奸杀，为文者媚俗取禄、欺世盗名，如此等等，各类人都尽其聪明，想方设法损人利己，以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到这个时候，国家就要昏乱，人民就要遭殃。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伎巧”指工艺技巧， “奇物”指新奇物品，老子认为工艺技巧危害社会，所以表示反对。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工艺技巧表现人类的智慧，推动文明的发展，可以改善人们的劳动生活条件，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是不应该反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老子全错了，我们对老子的提法要作一番具体分析。首先老子不赞成太多的人为，主张回归自然，从这个角度看，技巧奇物的增多，如果消解了自然的成分，是有消极作用的。例如汽车的普及，方便了交通，却增加了空气与噪音的污染，所有些发达国家主张控制汽车的生产与使用，有些现代城市禁止汽车上路。如高楼大厦、豪华住宅，太多的人工装修，使人与自然隔绝，并不值得提作将来的生态文明，城市应是花园城市，住宅应是绿色住宅。其次，在老子技巧奇物都是为贵族服务的，而对于基本的农业生产有妨碍作用，何的时于造逐珍宝奇物，陈股起的作案，影响社会秩样。所以我们不很以文害意,要从深层次吸收老子的智慧。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这句话非常深刻，它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严刑苛法不能铲除盗贼，反而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眼前的例子:美国的法制够严密了，警察的装备够先进的了，然而贩毒集团的活动日益猖獗，装备亦日益先进。用法律刑法对付犯罪固然是必要的，也确能收到一定效果，但不是根治的办法。犯罪活动的全面治理，至少要做这样一些事情:发展社会生产，改革不合理制度，使人们普遍富裕起来;发展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提倡健康的信仰，普及社会道德，形成良好精神生活秩序和风气;清整吏治，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民主与法制，使法律能做到惩治坏人，保护好人。孔子的理想是: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平”，老子的理想是:“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孔老都主张从根本上普遍淳化人性，使人们无犯罪之心。当然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在眼前，至少要道德、法律两手一起抓，互相配合，才能有效减少犯罪现象;而且要内外一起抓，先无内盗而后才能无外盗。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是老子的治国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无为政治。老子并非反对参与社会政治，但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毫无作为，而是顺应自然而为，其含义至少有两点:其一是统治者影响民众的方式主要不是靠行政法令，而是靠以身作则，树立一个道德的表率，民众自然会仿效;其二是统治者不是包办代替，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来治理社会，让各阶层各群体各种人都各得其所、各顺其性、各敬其业、各尽其能，社会自然得到治理、所以老子的政治论具有民主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