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记载，我们知道了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六岁为太子，十岁即帝位，次年改元万历。生于皇家，就注定了他不同寻常的人生。
于是乎，他小小年纪就在宫里学习治国之道，背四书五经，练习书法，学习各种礼仪之道……偶尔，他也会抬头看看天空，虽然永远都是那四方的天空，但起码天上的云还会变化万千，让他遐想一些外面世界的丰富生活，给孤寂的他带来一点乐趣，除此之外，做一名优秀的皇帝是他唯一的人生信念和生活动力。他最亲密的人，除了他的母后，就是他的严师兼一国首辅张居正，他在他的成长生涯里，驻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在童年懵懂之际就被赋予神圣的使命，注定成为一国之君。不幸的是，他在应该登基的时候有着不适合登基的年龄，因此他在登基前十年间里，因年纪太小而被帝师张居正严加管教。十年后，他终于长大了，迎来了成年之礼，掌握了一名皇帝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登基。
登基后的他立志要厉精图治，不枉师父的深深教诲。在他的心里，师父是刚正不阿，胸怀大志的，他敬重师父，视师父为自己的榜样。直到师父张居正背后的事情曝光，他备受打击，发现自己一直唯命是从的那个偶像似的严父般的人，给自己的全部好印象竟然都是假的，要知道那些印象一直是他前进的动力啊，他十多年如一日一直遵守的道德其实只是人们打着的虚伪的幌子，他十年来建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通崩塌，他伤心欲绝，不能接受，如同海上迷失方向的孩子。
他变得不再相信任何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像张居正一样打着正义和道德的旗号，实则约束他的人。也许是三观玻璃似的崩塌让他失望甚至绝望了吧，再加上立太子之事使他受到全体官员的强烈反对，着实无力，心情失望又身处叛逆期的他开始以怠政的方式默默地向全体言官对抗，据说前后近三十年未上朝，不过大明朝机器机器竟然正常运转，甚至在此期间对外作战都没有耽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皇帝可有可无的地位，文官制度的逐渐壮大。
有很多人说，万历皇帝是明朝最懒的皇帝，但是我们站在客观的角度分析，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曾有过励精图治的远大抱负，他也曾创过三大征的佳绩。可是为什么他最终只能选择怠政了呢，一方面讲，当张居正形象的崩塌时，让他觉得十来年来循规蹈矩学习的东西都不过是别人用来捆绑他的工具罢了，所有曾经的执念，都变成了笑话，难道还要他继续像以前一样循规蹈矩，任由言官揉捏吗？他看透了这一点，但他无力对抗文官，文官的力量太强大，他只能选择以另一种方式处理国事，就是选择性怠政。这是一个极天真的人在经历这些后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最后使的一个小手段，也许有人觉得上不得台面，但我觉得这个手段里也是存在些许智慧的，他没有彻底放弃处理国事，他只是故意忽略了那群天天打着伦理道德的旗号的人，在他看来那是群虚伪的人，若关注他们纯粹是浪费时间，于是就来个眼不见为净，顺带忽略了他们的奏折。
而在他不管的领域里，权势滔天的文官也自有一套管理方式，因此大明朝机器也在正常运转，这个现象像极了早期的君主立宪制，皇帝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其他的事情自有言官来管理，因此，在这个政治环境极度混乱之时，大明朝的经济反而有些好转的迹象，也许是这个政治状态恰巧使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宽松了一些，民间经济贸易便灵活开放了许多，经济有了一定的回升。
所以我分析出，他选择性怠政的原因除了来自自我主观的叛逆，另一个原因就是文官力量太强大，属实无力对抗。他看出了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文官们多半为了自己的沽名钓誉才不断上书，在他看来不过是欺世盗名罢了，万历心知肚明，但也无法行驶一个皇帝该使的权利。要知道万历年间的文官，是很作的，他们以辱骂皇帝受到责罚为荣，为了符合礼法，能不惜以死相逼，很是牛逼呢。早在朱元璋时，他很是崇拜读书人，因此提高了读书人的地位，同时也助长了读书人的傲气，但在朱元璋朱棣时，言官的气焰还不太明显，到万历年间，言官地位巩固，实际上的权势大过万历，面对一群这样的“疯子”，从小接受良好教养的万历皇帝实属无奈，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
我实在是很同情万历的遭遇，但这些遭遇无不在说明着中央集权制度与文官制度培育出来的职业化文官集团与集权独裁的皇帝存在天然的矛盾，而且有时矛盾会异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利益，常常通过宦官集团、特务机构等对文官集团进行牵制打击，一旦遇到重大社会危机，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对立往往会成为导致王朝灭亡的导火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