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抄》
“由《夜读抄》开始，周氏由此建立了自己成熟定型的风格。”因为集子中涉及面很广，深入谈论了文化、文明、历史、生物、社会、人类、神话等众多领域，所以并不能说有多深刻的理解，练习到周作人日后的人生，倒可以找到一些思想上的证明，“生命是大事，人能舍身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事，这是无疑的，所以重气节当然决不能算是不好的。不过难免有流弊，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偏激的气节为儒生唱道，是原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东方道德中之一特色，谓为一大害亦可。”
《苦竹杂记》《艺术与生活》
有很多观点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比如“我们该走自己的路，去做人家所不做的而不做人家所做的事。学风可以迂腐一点，不要太漂亮聪明，”但有些我得保留意见，比如“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喜欢周作人的文章，我也愿意花很长时间读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正如周作人在《夜读抄》里说的，“看人最好去看他的书房，而书房给人看的也就多有被看去真相的危险，”又如周作人在《文章的放荡》中所言，“不但是文如其人，而且还会人如其文。写了这种文必成这种人不可。”
《谈虎集》
看散文以来，我从未想过作者们的切身感情，今天带着“幽默小品文”的艺术特色再来看周作人的散文，确实“幽默”。
关于翻译一事，周作人认为，“中国话多孤立单音的字，没有文法的变话，没有经过文艺的淘炼和学术的偏制，缺少细微的文词，这都是极大的障碍。如不应了时代的新要求，努力创造，使中国话的内容丰富，组织精密，不但不能传述外来文艺的情调，便是自己的略微细腻优美的思想，也怕要不能表达出来了。”对白话文而言情况是如此。
关于每个现代作者都要掺一脚的国民性问题，周作人认为，“中国人近来常常以和平耐苦自豪，但并不是积极的德性，而是消极的衰耗的证候，所以说不好。中国人的所谓爱和平，实在只是没气力罢了，正如病人一样……中国又是最容易误会与利用……大家对于日本只有两种态度：不是子日的奴厮便是排日的走卒，这期间更没有容许第三的研究态度的独立派存在的余地……现在中国人的一部分已发了疯狂，其余的都患着痴呆症，首当其冲的民众却似乎很麻木。”这种背景下，作者自己的态度是“我大约也可以算是一个爱中国者，但是因为爱他，愈期望他光明起来，对于他的黑暗便愈憎恨，愈要攻击。”
关于做人，周作人的看法是“能够知道别人的长处，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这是做人第一要紧的条件，要批评别国的时候更须紧紧记住；大家只请看罗素评论英国与中国的文章，那便是一个好榜样。”
关于小品文的幽默有一例，“中国一遇拍花风潮，背上觉着一拍，拿着切糕的刀的也跑，带着指挥刀的也跑，甚至至于不出门的秀才也乱跑乱嚷，西边一捆迷魂药，东边一缸孟婆汤，闹得个不亦乐乎，到底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