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最大的特征就是说理。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唐诗重感性，宋诗重理性。这其中的原因在《被忽略的巅峰——宋诗的发展脉络和特色》已经详细阐述过，这里就不再重复。
王安石和苏轼两人，正是宋诗中的冠亚军。而这两首诗确实在写作方式、哲思高度、禅机隐喻中有很大的类似之处，但是两位高手通过作品反映出来的思考还是有些不同。
我们具体来看两首诗。王安石《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荆公对自己的仕途安排是非常有想法和远见的，他在地方上工作很久，即使中央屡次召唤也不就职京官。在地方上的历练，为他积累了大量政治经验，同时他很清楚年纪轻轻就做京官，其实并没有什么出头之日。当王安石官声日隆，而朝廷重臣垂垂老矣之时（欧阳修、司马光），他一步到位，空降中央改革小组组长，在皇帝支持下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变法。
这首诗创作于王安石年轻时期，当时还在地方上，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诗人的豪情和志向，这和他晚期受到政治打击之后，隐居时所开创的宋诗顶峰“荆公体”风格完全不同。
而苏轼的《题西林壁》要比《登飞来峰》晚上三十年。
实际上他们年纪相差并不远，所以在创作《题西林壁》的时候，苏轼已经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生死之惊扰，性格逐渐向佛道思想接近，人生已淡然，有意无意渗透进来的禅机则是他这首诗的思想底色。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两位都是当世高才，人生和仕途的路走到后来也差不多，所以两人才会从政敌变成好友，王安石在“乌台诗案”中一言九鼎，救了苏轼一命；而苏轼找到他彻夜谈心，引为美谈。
作为大学问家、散文家、诗家，二人在诗文革新、政治改革上虽有分歧，但殊途同归。这两人的晚期作品的文风实际上有些接近，不过王安石长于诗，而苏轼长于词牌。
说回这两首诗，实际上都是典型的宋诗特色。或者说是苏轼因循了王安石的宋诗特色，因为这种特色正是从王安石起。
这是怎样一种特色呢？
即“造景说理”。
我们看唐诗，写山川风物，寓情于景，但是大都是眼前实景，有感而发。而王安石年轻之时，作为一位政治家、儒学思想家，对诗词文章看得并不重。所谓“诗词，末技耳”，在这个年轻人眼中，所有的文学方式都是为了表达自身的政治意图，除此之外，毫无意义。
那么为了讲道理，景色真不真实就不放在重点了。这在文学手法上却无意中进了一大步。
这种手法，讲出来大家都明白，也不需要举唐诗的例子说明，因为随便拿一首都可以看出区别。在这两首诗中，“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这都是听说、虚构情景，而在苏轼的诗中，起笔就是造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当时没有航拍技术的情况下，真实的赏景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这就是苏轼的想象。宋诗和唐诗最大的区别，开始着重于整体情景的虚构，帮助说明自己想要表达的思考和道理。
阐述出通用的大道理来，就是“哲思”的艺术表达了。
而这两首诗的哲理性，因为诗人的年龄段不同，表达出两种不同的思考状态。不过都采用了类比、双关的手法，同时都是在写现实的不易，或者是身在高位，或者是深陷其中。从哲思上，都是很有高度，也颇有禅机的。
区别就在于王安石的志气满满，而苏轼的心意淡淡。
很难说谁的哲理性更高。还是看读者自身所处的时间段、社会环境以及个人性格吧。
年轻人自然觉得“不畏浮云遮望眼”更加励志和豪放，而上了年纪的人必然觉得“不识庐山真面目”才是更加通透和灵犀。
我虽然没上年纪，但我是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