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回答的两个问题就是：一，要不要在战后的条约里废除天皇制度？二，美国有没有必要全面占领日本？
第一部分
先来说第一个问题，要不要废除天皇？这个问题，对于大部分美国人，甚至是在一线和日本人作战的官兵来说，都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问题。不过，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弄懂天皇，以及天皇背后的整个日本的底层逻辑。当我把这些剖析清楚以后，相信你也会得出和这本书一样的答案。
我们先从问题的起点说起。美国人对政治权威，或多或少有一些怀疑的态度，但日本人却绝不是这样。这就导致一些美国人会错误理解天皇的政治功能。很多美国人相信，历史上天皇一直没有什么实权，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是幕府将军。天皇代表的，只不过是一种落后、愚昧的封建信仰而已。
这个看法大错特错。本尼迪克特强调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和德国人崇拜希特勒完全是两回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当时的日本人心中，天皇不是一个凡人，而是日本民族最高精神的化身。而天皇制这个制度，就保证了这种精神能够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而希特勒，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凡人，还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所以他也不可能通过世袭，来代表什么德意志民族的最高精神了。
但是，作为外国人，如果只看到天皇制度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真正重要的是，天皇背后，还有一大串秩序井然的等级制。在这个意义上，天皇又是这一切等级制的原点。这种等级制的精髓就是四个字：各安其分。“各安其分”说的是一个人如果高贵优秀，他就应该统治别人，那天皇，当然就是这个秩序的顶端。而贫贱卑劣的人就应该被别人统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这就与美国人的观念完全不同。在美国，自由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是不是在这里总结，美国人现代，日本人落后，就结束了呢？当然不是，因为这本书的任务不是在美国和日本之间分出高下，而是要真正理解日本人的想法。
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的这种等级观，背后是一种关于世界正义的信念。换句话说，在日本人的眼里，一个正义的世界必须是等级分明的，这才构成了东西方世界观最本质的冲突。
用这个视角来审视日本的话，你就会发现二战前日本签订的很多国际协议里，都体现了这种等级观念。比如在德、意、日三个轴心国签订的同盟条约里，日文版前言说，世界各国“各得其所”是持久和平的前提。偷袭珍珠港以后，日本特使递交给美国政府的声明里也说，“使万邦各得其所”是日本坚定不移的国策。
日本人这里说的“使万邦各得其所”，说白了，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秩序。这个大东亚共荣秩序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日本人相信西方精神已经堕落了，西方人相信平等，而平等就是混乱的根源。与此相反，等级制才是最高的真理和正义，所以全面推崇等级制的日本精神，才是最优秀、最纯洁的精神。所以“各得其所”这四个字，实际上背后有个潜台词，就是说西方人不配领导世界了，这个位置应该让给日本人。日本人要帮助亚洲那些同文同种的弱小兄弟，引领包括中国、朝鲜、菲律宾还有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把西方人赶走，带他们走上文明道路，最后再跟西方文明进行最终决战。本尼迪克特对此辛辣地嘲讽说，对日本来说，最大的不幸在于，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可不认同这种所谓理想。二战期间，很多日军官兵在国内的时候被宣传机器所蒙骗，相信所有人都欢迎他们这种“各得其所”的理念，到了占领国发现事情并非如此，感到十分吃惊。日本人不是已经给这些民族安排好一个地位了吗？尽管低一点，总还是等级制中的一员嘛，总比没等级好得多了。听到这儿，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这种宣扬侵略的意识形态能够蒙蔽那么多日本人，它背后，是日本等级制这种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
但即使分析到了这一步，这本书也还没有止步。本尼迪克特接下来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心理和性格方面，开始挖掘日本这种民族性格真正深处的底蕴和内核是什么。这也是这本书最为精彩的地方。
她首先从日语里提炼出一个概念，叫作“恩”，恩情的恩。本尼迪克特说，西方人在正常情况下从来不认为自己欠别人、欠社会什么，日本人就不一样。他们认为一个人从降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欠下了某种“恩”。比如你出生要感谢父母，感谢爷爷奶奶，这就是你欠下的恩，为此你对他们，甚至是对列祖列宗都负有责任，包括要尽孝，包括捍卫家族名声等等。再比如，你的一餐一饭中，都有农民种植的辛劳；一衫一帽中，都有女工纺织的艰辛，这也是你欠下的恩。当然，所有的恩里面，最大的是皇恩。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有幸生在日本，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欠下了对天皇的恩。这些恩情跟纯粹的感激之情还不一样，感激之情可以是你自发的，但“恩”是要你偿还的，它是社会风俗期待你承担起的义务和责任，它是很沉重的，因为所有人都会盯着你，看你是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所以本尼迪克特说，“恩”这个概念特别能够解释日本人为什么特别极端化，特别容易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动怒，也特别容易牺牲自我，因为“恩”对他们来说负担太重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心目中的“恩”其实可以类比为一种债务，这跟西方人的观念完全不同。刚刚我们说的一餐一饭，一衫一帽，在美国人看来，是市场经济分工的产物，只要付了钱，哪有什么道德负担。日本人不行啊，你受了别人的恩就要回报，这个回报不是利益上的交换，而是精神上的愧疚。日本人受了别人的恩时，内心会生出巨大的强制约束力，他就感到必须要在什么时候回报这种恩情。所有的恩情里，有两种最为重要，一是父母的养育之恩，二是天皇的统率之恩。这两种“恩”是不管怎么做，都无法完全报答的，但也还得尽力去做。你可以把它们理解成一生下来就欠下的、永远都还不完的巨大债务。正因为在日本文化中，人一生下来就背着无法偿还的、巨大的恩情债务，所以在他们看来，为了报恩付出生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谁不报恩，谁就不配再做人。
本尼迪克特说，尽管日本人对忠孝的重视可以说来源于中国文化，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内核之一，也就是“仁”。在中国价值体系里面，“仁”是所有道德的核心，忠孝的基础是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换句话说，臣子对皇帝的忠诚是有条件的，只有皇帝是仁君，才值得臣子付出绝对的忠诚。但是在日本文化里，“仁”的地位是很低的，“仁义”一般是用来形容黑社会成员之间的感情，类似于中国的“江湖道义”。日本人对天皇和自己主君的忠诚越是无条件，越代表他们的品格纯洁高尚，这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区别。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本尼迪克特认为美国必须要保留天皇的地位。打个可能不恰当的比方，日本文化里对天皇的“忠”，类似于中国文化里的“仁”，如果历史上哪个皇帝说要去除掉中国文化里“仁”这个概念，那一定会引发中国人极大的反弹，因为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彻底侮辱。同样的道理，对天皇“报恩”是日本文化价值里最大的事情之一，天皇背后牵扯了这么多、这么深的民族心理因素，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就要极度小心，避免引发新一轮的动荡，给本来已经趋近明朗的战后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最后，当然就像你知道的那样，天皇制度得以保留，而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也被有效遏制了。虽然今天的日本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总体上说它已经是一个健康、富有的现代国家了。
第二部分
好，废除天皇与否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日本政府会投降吗？美国该打进日本本土吗？
本尼迪克特是怎么回答的呢？和军事家不同，她的分析，还是从文化心理出发的。她的视角很独特，首先关注的是普通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两个彼此之间不存在亲属或者上下级关系的日本人来说，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恩”，但是有另外一种类似的关系，就是“情义”。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恩”可以是绝对的、无限的，但“情义”是有限的。共同之处则在于，一个正派的人要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恩”，也要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情义”。谁要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应该感到耻辱。
所以这种关系里的逻辑是什么呢？“情义”是一种可以类比为“恩”的价值，报不了“恩”不配做人，报不了“情义”会丢人，也就是让名分蒙羞。而“丢人”对日本人来说也是一件特别难受的事，如果感到受了别人的羞辱，有可能会去冲上去拼命。
但是，你要注意到，日本古代社会武士有特权，崇尚荣誉，所以名誉遭到侵犯的时候，报复别人是正当的。但是现代社会要讲法治，不可能像古人那样复仇。这就很麻烦了，复仇的渠道没了，但人还是那么敏感。所以本尼迪克特说，20世纪的日本人，很容易把失败的根源归结到自己头上。所以20世纪早期日本文学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厌倦、抑郁和消沉。但是，他们也知道抑郁和消沉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所以这些主角们，就很容易陷入到更加厌恶自己的恶性循环里。
我们来总结一下日本人对荣誉的重视。它有什么特点呢？首先，荣誉跟日本社会的等级制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武士被庶民殴打，这肯定是耻辱，荣誉受损，但庶民被武士殴打，属于等级制里很自然的事情，就不涉及荣誉问题；其次，荣誉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有没有欠下“情义”。其实这两点，用最简单的大白话讲，就是：关键是面子问题，但面子问题谁决定呢？由地位来决定。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认识，本尼迪克特判断，日本政府会投降。而且，美国也没有必要攻占日本领土。相反，美国应该尽可能利用日本政府来管理战后秩序。因为美国会是战胜国，而日本是战败国，日本民众一定会认为，胜者就该有胜者的地位，从而接受自己作为败者的地位。这就在日本人的等级制的框架里，有了一个足够大的心理预期。而如果美军放弃占领日本全部领土，等于说就给了天皇和普通日本人足够的信任和尊重，这样一来，日本人就会觉得自己欠下了美国人的“情义”。
而事实也恰恰符合她的判断。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迅速接受了战败的结果，并且对美国军队表现出热情的欢迎。唯一的问题是，由于天皇认错，战争失败，他们感到自己过去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整个社会陷入了巨大的迷茫。这其实也符合本尼迪克特之前分析的，日本人把失败怪罪到自己头上，表现出了厌倦和消沉情绪。不过，日本社会很快就把生活目标重新定向成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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