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批评法

自1897年，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理论研究建立在文学作品，尤其是《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的阅读之上，与病人跟他自身联系起来分析，发现了“俄狄浦斯情节”后，出现了精神分析文学批评方法，到现在，这种文学批评法也经历了将近百年的时间，它的存在价值不可否认。同时，也不能否认精神分析最大的贡献——无意识。但是，要认可精神分析的贡献，就必须考虑其在文学批评领域，甚至艺术领域的介入。

然而，弗洛伊德在文学文本中的实践，也让我们看到了要运用一个简单的“实用精神分析”纲要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精神分析建立在精神病理学领域中，只与临床病症相关；另一方面，必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产品领域，采用精神分析科学经验进行批评。

其实，读过弗洛伊德的书之后，我们发现，精神分析的实践其实是对言语和话语的试验。而文学也是语言的实践，能够创造出不受常见交流限制的特殊空间。精神分析和文学其实是建立在语言和想象之上的两个主体间性的形式。因此，需要讨论精神分析对文学批评的贡献，而不是简单地将精神分析当作解释性要点的集合。

Gilbert Lascault提出了分析者的两大倾向：第一种是在文学作品中寻找他们论题的简单说明，另一种是文学批评在精神分析中寻找现成的理论，来揭示文本的“真相”。他认为，“真正的阅读工作”，也就是真正的精神分析批评，必须找到文本在读者脑中唤起的无意识，同时也对其进行阐释。

1、批评方法的基础

精神分析这种方法是否能被用在另一个领域，即文学阅读领域，如果可以，又是在什么条件下？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了解精神分析实践的原则。

“基本规则”：在沙发和座椅之间

1892年，弗洛伊德开始实践“谈话疗法”（talking cure），让病人随欲望“述说自己想要说的”，医生则并不介入。弗洛伊德发现了说话的医学功效，并写在了《癔病研究》中。

— 病人方面：自由联想规则

— 医生方面：飘忽不定的注意力规则

— 精神分析是只存在于语言中的经历

这种精神分析是具有主体间的性质，哪怕病人看不见分析者，哪怕分析者并不说话：“没有没有回答的言语，即使与言语相遇的只有沉默，但是言语是有听者的……这就是分析中的核心的功能”（拉康，《拉康论集》）。分析者是双重他者，既是说话者说话的证人，又是说话的对象这样一个他者。后者可以说，只不过是病人言语投射的场所，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移情”（transfert）的场所。

无意识

无意识并非简单的意识的反面，是指人的大部分不能通过前意识到达意识的思维活动，这些思维活动只能通过特殊的办法以间接的形式在意识中得以体现。可以说，无意识是精神分析的基础概念，是对当代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弗洛伊德在他的第一个拓比中（将精神空间分为三个体系：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明确了构成无意识过程的“另一种逻辑”。他研究了与“欲望”和“抑制”相关的无意识的动态，辨读无意识在精神产物中所占的分量。有关著作有《梦的解析》、《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玩笑及其无意识的关系》。

另一种逻辑

弗洛伊德在系统分析梦的时候发现了走往无意识的大道。他比较了梦的“显在内容”（显意）和“潜在内容”（隐意），借助对自由联想的分析，将重点放在制造梦境的“梦的工作”上。在“梦的工作”中，有四个构建梦的因素：

— 凝缩作用（condensation）：凝缩作用是梦与潜在内容相关的联想链的一个因素，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画面，一个词语。这一因素是复因决定的。

— 移置作用（déplacement）：在表面看来毫无意义的复现表象中，注入视觉强度和惊人的情感冲击。情感与原有的复现表象分离，置换到另一复现表象上，使其变得不可理解。“在梦的形成中，这些似乎是具有最强烈兴趣的基本元素却只有很小的价值，它们的梦中的位置被其他元素所取代，而后者在梦念中有着很小的价值。”弗洛伊德认为，联想导向的是愿望的对抗和对色欲的儿时的回忆。

— 可成像性（figurabilité）

— 二次加工（润饰作用，élaboration secondaire）

— 美学或理性的帷幕掩盖了无意识的赤裸裸的真相。

— “显在文本”像梦的“显意”一样，其象征性与无意识的“隐意”紧密相关。

欲望和抑制

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识的动态理论，因为他将梦作为了抑制状态下的欲望的精神解放，但这不过是伪装的实现。因为，无意识的欲望寻求满足，与意识甚至前意识的压抑作用相冲突。这样，所有的精神产物都是欲望和意识的抑制力妥协的结果。“心理冲突”这个概念指的就是欲望和禁忌之间、无意识的欲望和意识的欲望之间、无意识的欲望和无意识的欲望之间的冲突。

弗洛伊德认为，在所有的精神变化中都有相同的进程和冲突在运转：梦、口误、失控行为、病征、艺术创作等，虽然它们明显是不同的，但是它们有共同的结构，“幻觉”（fantasme）：这种想象的剧情中，主体是在场的，并以多多少少因防御过程而变形了的方式，表现出欲望的实现，最终完成无意识的欲望的实现。

阐释

阐释环节，就是要揭示材料的潜在意义，明晰防御式冲突的方式，力求找到所有无意识产物所表达出来的欲望。这里提出四个重点：

— 对于分析者，每个话语都是谜，因为话语都是与无意识和意识的进程跟意义相连的。

— 精神分析和侦探的工作很相似，都是收集未知的线索，将其分类，找出线索之间关系。一个动作、一个词语、一个声调、一个巧合等等，都能成为线索。这两种工作都是需要重构故事的，目标都是寻求难以确定的真相。

— 对问题的解决加剧了我们想要知道的欲望：我们的阐释不断改变着别人的阐释。在心理分析文本中，一个案例可以被阐释出不同的十几个版本，我们又会不断改变自己的阐释。因为对言语、经历和具体想象的意义阐释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 Carlo Ginzburg将精神分析放在知识的“符号学”体系中，建立在“符号”（或是“迹象”、“痕迹”）的阐释上研究。这样的研究与数量科学不同，而是与“间接的、迹象的和猜测的知识”相联系。Carlo Ginzburg强调了人文科学的两难境地：“要么采用薄弱的科学规律来获取重要的结果，要么采用强大的科学规律来获取不重要的结果”

精神分析学家在这两种立场之间犹豫。而我们选择阐述猜想和操作性的观念，让这门学科成为阐释的一门技术和全新的理论。

精神分析阅读

— 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是一种阐释性批评

精神分析就是对心理的分析，可以看到标志这一方法的特殊性的新词层出不穷：心理分析（psychocritique）、语义分析（sémanalyse）、文本分析（textanalyse）、精神阅读（psycholecture）等。

— 精神分析批评是一种特殊的阐释实践

与其他批评方法相比，精神分析批评有其局限性，因此，每次都必须指出其选择、目的和方法。

— 分析批评是变化的实践

这一“变”与作者和作品无关，而是跟“已读的作品”有关。应从被阐释的话语主体与接受阐释的主体之间得出批评，也就是作者与批评文章的读者之间。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精神分析治疗的场景和阅读的场景之间的差异：私人言语/公开写作；无序的言语/构建甚至是经过三思的写作；身体上的接近/距离，甚至包括历史的距离；作为阐释对象的自由联想的在场/不在场。另外，作者对想象出来的或真实存在的读者的要求不是被分析者对精神分析者的要求，读者的期待也不是精神分析者的期待。最后，像拉康说的，精神分析者是“象征域的实践者”，而作家不是。

2、精神分析对文学的需要

文学文本在医学临床和理论之间扮演着媒介的角色：凝聚起产生的推测，为其做证明，最后找到在医学领域的特殊发现的普遍性。弗洛伊德通过将病人的联想、他自己的联想、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四个不同因素联系起来，发现了一个重复出现的动机：对父母的爱意与敌意。

弗洛伊德读俄狄浦斯王

A、从俄狄浦斯的故事中，弗洛伊德发现了个人欲望的“无人称或复数人称表达”。虽然弗洛伊德的这一发现是被放入我们的现代文化背景之下的，但是由于这是弗洛伊德对病人、梦、病症、言语的分析形成的新的网络，所以保障了其普遍适用性。

B、悲剧的主角成为了孩子欲望的象征。

C、悲剧主角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调查的主体，又是调查的客体。由此，弗洛伊德让自己与俄狄浦斯成为合为一体，将精神分析与痛苦地盲目探寻真相等同起来，并在探寻中遇到了自身中未知的他者。

弗洛伊德读哈姆雷特

在《俄狄浦斯王》中，孩子实现了欲望幻想，而在《哈姆雷特》中，欲望幻想都是被抑制的，只有在人物的神经官能症发作的时候才为人所知。戏剧建立在哈姆雷特的犹豫之上，他害怕不能完成父王的亡灵交给他的任务，欲望他的复仇对象是一个完成了他儿时愿望的人，也就是杀王娶后的愿望，这是他儿时抑制的欲望。哈姆雷特的癔想和对性的憎恶都是他的无意识。随后，弗洛伊德从莎士比亚的人格来分析哈姆雷特的无意识渊源。

现在人们斥责“实用精神分析”，研究人物的心理，用临床医学知识做评判，没有细致阅读作品就妄加阐释，还将作家和人物看作相似的来探讨，但是精神分析的精准性并没有受到质疑。其实，哈姆雷特不仅是弗洛伊德的癔想症病人，而且他自己为之折磨，可以说对哈姆雷特的分析和他的自我分析是紧密相连的：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是在自己的父亲去世之后，而弗洛伊德辨读哈姆雷特并自我辨读，也是他他自己的父亲去世后一年。弗洛伊德的阐释将自己也包含其中，丰富了精神分析阅读。这样，文学作品既不是病症，也不是被分析的言语，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从无意识心理角度看问题的象征形式。

拉康与坡的《被窃的信》

拉康的文集就是由爱伦坡的《被窃的信》的研究开始的。拉康试图构建一个全新的无意识理论和主体间关系的规则，寻求无意识、主体间性和真相的关系。他对《被窃的信》的分析是为了说明小说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使意识产生秩序的象征界的运作方式一样。他将弗洛伊德的理论性文本和坡的小说类型文本结合起来，以此得出“真相”。

— 主体间性的戏剧

小说中有两个场景，一个是大臣在国王面前偷走了王后的信，另一个是私人侦探杜邦转移了大臣的注意力，在大臣房间很显眼的地方偷走了夹在纸板夹里的信，并换成了假信。拉康将人物的心理研究放在一边不谈，而进行结构性阅读。他认为，第二个场景是对第一个的重复，王后、大臣、杜邦三个人物被同一个事件联系起来，即窃信，而且是同一封信。于是他着重研究其中的逻辑。

— 真相的关系逻辑

拉康认为这是一个视线（regard）的游戏。这里，看到就等于知道（voir=savoir）。小说一共包括三种视线：第一种是国王和警察的视线，全能却又什么都没有看见。这与被自身镜像所迷惑，并被它取走而变成盲人的妄想性自我的视线是同一性质的。第二种是王后与大臣的视线，他们看到前者什么都没有看到，企图隐藏信，消除其隐藏的痕迹，却因在第一种视线下不能行动。第三种是大臣和杜邦的视线，看到前者藏信的意图，并将信偷过来。

— 主体间性的逻辑

关键在于《被窃的信》中的信是一个物质性能指，即从最初就被盗走的东西。操纵游戏的是以信为中心的三个象征性的位置，信的转移操纵着人，并且决定其主体性，拥有信的人掌握优势，每个主体都屈从与“象征秩序”，无论主体社会地位如何，性别个性或才能如何。

拉康围绕phallus建立了主体间性的普遍法则：国王掌握着phallus给予的权力，王后没有权力，只有转移权力的权利。她必须忠于国王，她是国王的“阴性主体”（sujette）。可以看出在无意识中，这个法则和父权社会的法则是协调的一致的。拉康对故事的阅读，将俄狄浦斯变成了同源秩序中的主体的普遍逻辑。

通过对《被窃的信》的分析，拉康揭示了小说的深层结构：重复的自动性。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强调的是性，而拉康也强调phallus，不过拉康的phallus和性没有关系，它代表的是一个能指，是“转喻存在”，表明或缺或不在场，即欲望的永不可达。Phallus既是象征又是事物本身。作为一种符号结构，它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运动系统，可以借助于“转喻”的中介，不断进行自我转换，并以象征性为中介，同他者、世界和自我发生新的互动关系。“拉康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以阳具功效取代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恋母情节’。他认为，只有考阳具，这个象征性的能指才能揭示人的各种各样欲望的终结根源和基础动力。”[1]

文学作为理论依据

文学文本与精神分析相互证明，相互解释，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文学的特殊性。在精神分析的发现中，文学对于其理论构建、证明有着重要意义。在不断的阅读中，还可以有新的发现，因为变化多端的文学为仍在游荡的临床研究的直觉提供了各种想象的形式、象征、词语。或者我们只是凭意愿去读书，弗洛伊德就是这样在詹森的《格拉迪沃》（Gradiva，孕妇）确认了他关于梦和妄想的理论。

3、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

这回，文学文本不再是医学临床和理论之间的媒介，而是精神分析扮演了作品和读者之间媒介的角色。

作品的身份/作者的身份

弗洛伊德在《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的开头强调诗人的优越性，认为他们是创造者，充满着常人没有的灵感源泉。但是在最后，文学和精神分析的关系又颠倒过来了：对小说的分析没有对梦的研究有所补充，反而对诗歌创作有所贡献。其实，精神分析家可以“发现”作家受到限制而不能表现出来的东西，总是比作家知道的多，因为精神分析家是唯一的发掘欲望和无意识真相的大师。分析家要有意识地观察他者身上反常的精神进程，目的在于猜测或陈述出规则。自我分析消失了，存在的是学者和他者。艺术家接近于自我认识，他能在自身了解我们要通过他人来了解的东西。这种无声的对抗赋予“诗人”一种介于医生和神经官能症患者之间的不确定的身份。准确的说有这样一种情况：他可以被看作是将写作作为小小的支撑或发泄途径的病人。

于是，文学现象通过类比讽刺地悬于病理学与医学之间，美学不再是一项象征化的工作，而是掩盖真相的帷幕，所以要留给美学家来研究。而文学则成为了精神分析临床研究的巨大发的材料储存器。文学作品依附于精神分析的知识，仿佛只有精神分析能呈现出小说的真相，以无意识“科学”的名义来解释、评价文学文本，形成一种批评模型。精神分析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与文本的关系是模糊的、暧昧的，文本被看作是一个真相或由理论产生的模型的经验论研究方式。

人物与作品的病理学

小说中的人物与真实的人总是有一致的地方，分析作品时往往会直接将作品与作家的心理联系起来。作家作品的风格化使其作品与普通病人的陈述区别开来。但是，小说中会有作家的精神发泄和自我意识，会影响读者。美学的帷幕则避免的其与真实现实的直接冲突和对立。

以下是几种不同的批评立场：

— 弗洛伊德阅读施莱博（Schreiber）总统的回忆录，构建他的偏执狂理论，以一个文本为例，创造了一个医学概念。

— 拉福格（勒内·拉福格，René Laforgue，弗洛伊德的学生）写了《波德莱尔的失败》，从作品的病理书写引向作家的病理研究。他将诗学语言直译成医学语言，将文学创作还原成神经症的直接表达。

— 拉康将人物当作真实的人，以象征阐释来分析。

— 茱莉亚·克里斯蒂瓦在以忧郁为主题的《黑日》中致力于精神诊断。她研究忧郁的美学的辩证化，将杜拉斯的作品作为这一痛苦的非间接表达来分析。她在劝戒脆弱的读者时说，死亡与痛苦是杜拉斯的文本的蜘蛛网，有同感的读者将无法抵挡其魅力。

精神史（psychobiographie）

精神分析不能避开主体的问题，作家与作品必然是有联系的。无意识和心理冲突哲学概念能够明晰个人、创作活动以及作品的来源与发展历程。

— 精神史研究的基础

精神史的研究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研究之上的。

波拿巴（Marie Bonaparte）力图定义坡的神经官能症，尤其是恋尸癖。她在研究了大量作品的相同结构之后，揭示了文本想象、构成和象征中设置的心理冲突的各种形式。

拉康，赞颂让·德雷（Jean Delay）所著的《安德烈·纪德的青春时代》，并将纪德的个人案例普遍化：纪德提出了一个很个人的问题，存在和表象的问题，而且他描写家庭的小说成了陷入母亲陷阱和父亲话语消失的主体的例子。拉普朗什（Laplanche）在《荷尔德林或父亲问题》中，通过荷尔德林的生平和诗歌，揭示其疯狂的原因：丧失权力，丧失了父亲之名的权力。

多米尼克·费尔南迪重新定义了精神史，他认为：“是怎样的孩子，就有怎样的作品”。同时他也强调，人是作品的来源，但是只有在作品中才能理解人。他的研究建立在波拿巴的模型之上，第一部分细致分析传记，第二部分分析作品主体。根据他的观点，作品是由作家年轻时的冲突决定的。这种线性决定论受到了考夫曼（Sarah Kofman）的批评，他提出了一种与其对立的因果关系，“作品形成作家”。

— 自传的分析研究

菲利普·勒热纳（Phlippe Lejeune）在《自传契约》中对卢梭、萨特、列维纳斯的自传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回忆的真相问题和陈述活动的问题。他分析幼年时的回忆，研究抑制与抵抗的妥协的形成，以及凝缩作用。童年不同时期的真实与幻想因素组成了毫无个性的内容，但是具有强烈的情感价值，应该用文本网分析来解构自传，因为自传是对童年和生平的重写或改写，是文本化的。他通过研究叙事内容、陈述主体、陈述活动的主体，分析书写主体在想象与语言之间的工作。由此，分析开始注重文本本身了。

4、新方向

现在，精神分析批评与其他认为学科结合，产生了新的阅读方式、新的文本理论和文本创作理论。莫隆的理论得到了继承和发展。Anne Clancier致力于无意识人格分析和诗学象征分析，作为女读者来看待文本（移情/反移情）。Yves Gohin和Serge Doubrovsky研究“心理阅读”（psycholecture），研究一个文本极端特殊性中的意识结构和无意识结构的关系。MarcelleMarini（即论文的作者）探讨陈述活动，从固定不变的幻想表达中摆脱出来的幻想化，以及陈述产生的距离与矛盾。

这些分析方法与主体阅读区别开来，研究抑制和非暗含的东西，即婴儿时期性欲造成的无意识。萨特的《家庭中的白痴》是对福楼拜研究的巨大发展，只是萨特没有言明其中包含的精神分析方法而已。

让·贝勒曼-诺埃勒（Jean Bellemin-Noël）的“文本的无意识”

贝勒曼-诺埃勒的“文本分析”（textanalyse）是一种接近精神阅读的阅读策略，但是拒绝作者和“人物神话”“过于人道的”观念。他提出一个独到的方法——“l’inconscient d’une écrivance”，让主体远离文本，这样作者是不在场的。其危险在于，用阅读的主体代替了写作主体，将理论研究主体当作唯一的对话者。

不过，他写过一个漂亮的句子，将他的批评恢复为实践：“在半哑的他与半聋的我之间的对话”。作家为他自己的内部读者而写，读者在阅读中塑造作家。

茱莉亚·克里斯蒂瓦的符号分析

以符号分析为基础，克里斯蒂瓦创造了一个囊括所有现代知识的理论，将符号学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

— 符号体系和象征体系的对立

符号体系（生成文本（géno-texte）角度）与孩童时或精神分裂症的冲动、语言活动相关，被视为母性-阴性。象征体系与语言法则（符号的安排、句法、线性语义、话语这些构成现象文本（phéno-texte）的因素）相关，被视为父性-阳性。这种西方哲学的二分法（母亲-身体-自然/父亲-语言-文化）是克里斯蒂瓦阅读诗歌文本的基础。她通过符号分析，释放出诗歌中冲动的力量（音乐性、意义的爆炸、意义的工作、言语模仿）。

— 过程中的主体

以拉康的理论为基础，克里斯蒂瓦将主体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联系起来。她在现代派诗人中看到了过程中的主体固有的特质：说话主体唯一的自由来自于他与符号的难以预料的特殊游戏。她认为，精神分析必须注重的是意义、主体和结构的骤变。她拒绝将文化产品性别化，分成男女，因为陈述主体在产生活动中会有意躲开这样的分类。作家写作就是为了摆脱一成不变的角度和描写。

正统的批评观念否认精神分析批评的社会历史性，否认以其经典的俄狄浦斯情节定义人类发展的社会历史性。Vernant、列维斯特劳斯、Green、Laplanche对此都各有看法。而作者本人认为，对与这些观念的盲目崇拜使得我们难以倾听文学中共同的变化，忽略了女性作品、边缘化的男性作品等。文学批评理论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多样化的研究领域，甚至有时候是矛盾的，这正是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没有意识到的，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1] 伊丽莎白·赖特：《拉康与后女性主义》，王文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导读 走进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