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否通过体味先贤在苦痛中的感受与行动，重塑个体的尊严？
苦痛
TORMENT
总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惊人的无知
如果换作我们
为什么要写下来
如果你感受到痛苦，那么，你还活着。
如果你感受到他人的痛苦，那么，你才是人。
——〔俄〕列夫·托尔斯泰
惊人的无知
西方人有“天启四骑士”之说：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人类自古以来共同面对的苦难，也就这四种。而今天，除了死亡仍旧无法避免，其他三者似乎都在渐渐隐去。
瘟疫、战争和饥荒在渐渐消失，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人类在苦难中的感受，以及在其中产生的人性变量，从此也被遮蔽了。这不仅是一个遗憾，更是一种危险。
人性恒常。生活在繁荣、安全和进步中的一代人，是经受不了人性阴暗面的突然反噬的。
2007年在成都的白夜酒吧，刘慈欣和科学史教授江晓原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辩题是，如果世界末日到了，只剩下他们俩和现场的一位女主持人，“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
刘慈欣的选择是：吃。因为全部文明，包括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等都在他们手里。“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
江晓原的选择是：不吃。他的话掷地有声：如果吃人，我们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就已经自绝于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
这段辩论一直在我脑子里翻涌。站在今天看，江晓原教授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真到了那种绝望的时刻，刘慈欣会怎么选？江晓原会怎么选？我们又会怎么选？谁能知道呢？
毕竟，那个选择并没有真实地摆在眼前。
这是我们要读书的一个理由。书籍中不仅记载了苦难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保留了苦难下人性的状态。瘟疫、战争和饥荒，不难想象。但是那种情况下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经常会大出我们所料。
饥饿带来的苦难，不是人“没得吃、饿死了”这么简单。要不然，历史上也不会留下那么多“易子而食”的记载。在那样的处境下，人性的底线能变得多低，我们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战争期间，人性的变形就更严重了。战争，可不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枪林弹雨、血肉横飞那么简单。战争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发起者就有了一项内在冲动：必须把杀人说成一件正当的事。在和平时期无法想象的观念，在战争期间反而会被广泛宣传。
张宏杰有一本书叫《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里面说到了明末的张献忠。张献忠未必是中国古代战争中杀人最多的，但他提出的“杀人观”确实是独一份的。
张献忠有一个奇怪的念头，他认为自己是老天爷派到人间来“收人”的，杀人是他的天职。他曾经修葺了湖北上津县的关帝庙，还撰写了一篇碑文，其中写道：“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愿，实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开州开县，有干理法。无奈天意如此，实不我由。如黄巢往事劫数，固亦莫之为而为也。”在这样的观念下，他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其实，张献忠这么想，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文化中确实有一个说法，那些乱世豪杰，都是“应劫而生”，是上天派到下界的魔头。比如在《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就被说成了洪太尉误放的妖魔。
宋江劝霹雳火秦明上山时的做法，就更骇人听闻了——他先是滥杀平民，然后栽赃给秦明，害得秦明一家老小被处死。
宋江开话道：“总管休怪。昨日因留总管在山，坚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叫小卒似总管模样的，却穿了足下的衣甲、头盔，骑着那马，横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点拨红头子杀人；燕顺、王矮虎带领五十馀人助战，只做总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杀人放火，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今日众人特地请罪！”
秦明见说了，怒气于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并，却又自肚里寻思。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三则又怕斗他们不过，因此只得纳了这口气。便说道：“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
宋江答道：“不恁地时，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虽然没了嫂嫂夫人，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甚是贤慧，宋江情愿主婚，陪备财礼，与总管为室，若何？”
——〔明〕施耐庵：《水浒传》
今天隔着纸面，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宋江一伙儿得意扬扬的神态：死几个平民算什么？赚得好汉上山才是正经事。你的妻儿死了算什么？给你另娶一房就是。
别忘了，《水浒传》可是把梁山好汉当作正面角色来写的。这种观念差别，是不是仿佛两个世界？
如果不借助这些书，我们对战争和饥荒时代的人的想法，很可能会陷入惊人的无知。
如果换作我们
更大的无知，是对自己。如果有一天被迫陷入绝境，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苦难刚降临的时候，通常不太像灭顶之灾。它会一点点袭来，狡猾地让人看到一点点希望，然后再一点点把人性中最不堪的一面逼出来。
就像那个故事说的：一个劫匪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先宣布“我打劫有个规矩，第一个交钱的收一百，第二个收两百，以此类推”。于是，车上的人争先恐后地交钱。最后两个人还为谁先交钱而扭打在了一起。人类经常是先互相摧毁，然后才被苦难摧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屠杀了大约600万犹太人。从集中营幸存的人写了很多书，比如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的《活出生命的意义》、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不仅控诉纳粹，还花了大量篇幅反思，在那些被迫害者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集中营里，大家的注意力其实不在毒气室和焚尸炉上，而在活下来的机会上。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读了很多本回忆犹太人大屠杀的书，一边读一边问自己：如果我也是其中的一名囚犯，这些人性扭曲的桩桩件件，我逃得过哪一样？
我很敬佩的出版人张立宪，写过一份《读库十八条》，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
“一部伟大的战争电影，首先，它一定是反战的；其次，它是告诉人们在生死之际，一个体面人会怎么做。我们在别人的故事中倾洒自己的笑与泪，就是要看看在某种极端情况下，体面人是怎么做的，以及警醒自己不体面的行为是什么。当面临类似情况时，内心可以调用一种行为模式或情感反应，或者说，人格养成就在其中。”
阅读这些苦难回忆录的价值也类似。
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这也应该是全人类的担心：我们人格养成的成果，配得上那些人为我们所受的苦难吗？
为什么要写下来
那些苦难的亲历者，为什么要把它们写下来？
在阿兰·德波顿的《艺术的慰藉》里，有一段说法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最精当的。
许多令人悲伤的事物，都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独自承担了这样的苦难而更令人难受。
我们认为自己的烦忧是一种诅咒，或是揭露了我们邪恶卑鄙的本性。如此一来，我们的苦难就毫无尊严可言，而是我们恶劣的本质所应受的惩罚。
我们需要帮助，才能在自己最糟的经验里找到光荣，而艺术正能够为这些经验赋予社会性的表达。
——〔英〕阿兰·德波顿、〔澳〕约翰·阿姆斯特朗：《艺术的慰藉》
把悲伤上升到整个人类的经验中，使其成为公共品，个体的悲伤才能获得尊严。
所以，好的苦难记载，通常不是愤怒地谴责加害者，而是转过头去，直视生命本身。
通过阅读，我们不仅可以看见苦难，还可以考问自己在苦难中的人性，进而可以想见人类从苦难中穿越而出的庄严面貌。
阅读苦难的一个附带效果，是让我们不再幼稚。看到更有质感的现实图景，能惊醒各种粉色的梦。
今天我们看到的苦难，只是前人的日常。
记得有一次，我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革命的年代》里，看到了一则刊登在1801年《莫斯科报》上的广告。
有三位马车夫和两位姑娘待售。马车夫训练有素，出类拔萃。姑娘的年纪分别为18岁和15岁，两人均容貌姣好，手工活样样精通。该家族尚有两位理发师可供出售，其中一人年纪21岁，能读会写，能演奏乐器，并能胜任马车夫。另一位适合帮女士和先生美发，也会弹钢琴和拉手风琴。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
这是一则买卖农奴的广告。三个马车夫、两个姑娘、两个理发师，就这样像骡马一样被公开发售，文字中透露出生意人式的喜气洋洋。我们不知道这笔买卖后来成交没有，也不知道这几个人之后的命运。但是仅仅这几行字，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一座黑漆漆的苦难深渊。
这段文字在提醒我们：即使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我们须谨言慎行，栽培善念，以免我们今天写下的一段得意扬扬的文字，让后世的人看见了，悚然心惊。
书单
BOOKLIST
你可以在这些书里体味个体在苦痛中的感受和行动：
《死屋手记》〔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耿济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斯通纳》〔美〕约翰·威廉斯，杨向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理性乐观派》〔英〕马特·里德利，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
《我与地坛》史铁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逍遥游》班宇，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