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的建军思想、治军思想和战术思想骆秉章军事思想初探（之一）

骆秉章的建军思想、治军思想和战术思想

骆秉章军事思想初探（之一）

摘要：骆秉章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实践家和经世派代表人物，他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建军思想，治军思想，战略思想，战术思想和后勤保障思想。维护了清朝的统治，加速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失败，为同治“中兴”奠定了基础。本文讨论了骆秉章的建军思想、治军思想和战术思想。

关键词：骆秉章建军思想治军思想战略思想战术思想

骆秉章是晚清中兴八大名臣之一。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实践家和经世派代表人物，他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建军思想，治军思想，战略思想，战术思想和后勤保障思想。维护了清朝的统治，加速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失败，为同治“中兴”奠定了基础。对骆秉章军事思想的研究是湘军军事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国近代的军事研究也大有裨益。本文对骆秉章的建军思想、治军思想和战术思想进行了讨论，对骆秉章的战略思想、军事科技思想和军事后勤思想将在另文讨论。

一、建军和治军思想

骆秉章不仅是湖南首脑，而且是一省之军事统帅。因此，湘抚骆秉章除了掌管民政之职，更有守土和制军之责。对于书生骆秉章来说，如何建军、治军显得非常重要。

（一）建军思想

骆秉章虽然名义上是抚标兵的领导，但除了统辖为数不多的本标官兵外，并不直接统辖其它镇协营兵。当时将不得私兵，兵不为将有，权力悉归中央。长沙保卫战，骆氏深深体会到绿营的腐败无能，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建立自己的部队。

（1）从“团”到“练”，从“大团”到“湘军”

俗口流传，总说曾国藩起家团练，后来扩展为湘军，完成了平乱大业。其实，曾国藩没办过一天团练，而湘抚骆秉章才是湖南团练的推行者。

团练的精髓是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湘抚骆秉章派朱孙诒去湘乡当县令，倡办团练，实为保甲，防盗自保。咸丰二年（1852）初，骆秉章奉旨急遣江忠源的“楚勇”赴广西，在蓑衣渡一战成名。四月，太平军入湖南境，骆秉章下发了《骆中丞并村结寨谕》，命令境内各县普遍推行团练，清理保甲。五月，骆秉章上奏说：“遵旨饬属力行保甲、并呈明现办章程”[[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湖南的团练已经非常普及，湘乡知县朱孙诒刊发《湘乡团练单》，认为“团”的概念是保甲之法，“练”即操练。湘乡团练开始进入募勇训练阶段。七月，朱孙诒请罗泽南回到湘乡主持团练，建立起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并有专人负责粮草、兵器等后勤事务，形成湘军雏形。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试图将各州县团练组成大团，他认为：团勇是业余武装，练勇则是专业武装。曾国藩组成大团、建立专业武装的工作，得到了骆秉章的大力支持。咸丰的圣旨让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所谓“帮同”的意思，就是说曾国藩没有被授权指挥，团练的指挥权在巡抚。按照团练章程，团练是不允出省作战的。六月，骆秉章派朱孙诒率罗泽南、李续宜、江忠淑等人率湘乡勇到江西南昌援助江忠源，第一次打出“湘军”的称号[[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这样看来，骆秉章、朱孙诒也是湘军实际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

（2）抚湘时的四级武装力量

咸丰四年十一月，“骆秉章奏劾署提督多顺庸劣湛酒，罢之。自此军事奏报专于巡抚”[[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骆秉章把湖南军政的大权全部集中到了自己手上。咸丰四年六月，曾国藩领军出省作战，骆秉章、左宗棠随即加紧省级武装力量的建设，建立了省级武装力量、各府县的勇营以及众多不脱离生产的团勇共三级武装力量。

首先是骆秉章直接指挥的省级武装力量。其中王鑫军、周荣耀军、江忠济军、刘长佑军等几支的人数在一千五百人至三千人以上。而周金城的南勇、何忠骏等的平江勇、李辅朝的楚勇、刘腾鸿的湘勇、田兴恕的虎威勇，以及长胜军等勇营的人数在数百至二千人以上。

其次是各府县自行组建的勇营，勇营由各府、县官绅自筹军饷，自行统带。虽一般只有数百人，但仍是—支脱离生产、有固定饷源的正式军队，且大多经过认真的训练，统带的士绅或弁目亦凶悍敢战。

此外，还有众多不脱产的团勇，虽战斗力不及上两种武装，但仍起了重要作用。湘南各县团勇早就闻名于世，咸丰三年后，处于湘鄂边界的岳州、长沙两府团练也日益著名。

以上三级，再加上出省征战的部队，湖南实际上就组建了四级武装力量。它们都是掌握在湖南官绅手中的武装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各尽其职，互相补充。有了这些武装力量，骆秉章和湖南官绅就可以“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也锻炼了团练队伍，涌现出了如罗泽南、王鑫、赵焕联、刘长佑、萧启江等一大批湘军和楚军将领。为以后源源不断地向曾国藩和胡林翼提供兵员和将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督川时的三级防军体系

入川时，骆秉章只带着黄淳熙与五千一百人，加上在成都的萧启江余部，一共只有一万两千人左右。为了和三十万的李蓝顺天军和十多万的石达开军对抗，应对四川军情，骆秉章设立新的防军体系[[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防军在人员配置上是一种战时的应急系统，骆秉章为四川防军系统的最高统帅。防军系统并不以朝廷所授予官职的高低来决定防军系统上下的职位。但不管人员如何配置，有个总前提则是，他们全部是总督骆秉章任命，并服从骆秉章的最高指挥。

首先是骆秉章的楚军。楚军中的战斗人员十人为一棚，十棚为一哨，五哨为一营，每营还配备着颇具规模的长夫和杂役。以营为单位，多少不定组建成军，设一位统领管带。统领及统领的以下营官哨官，都由骆秉章直接任命。除了战斗部队，楚军还有相当规模的辅助部门。骆秉章在总督署旁设立了通省营务处，并配备着相当规模的文职官员管理防军诸项事宜。

除了楚军，在四川的还有黔军和川军。骆秉章进川前，湘军萧启江部和川军、黔军互不信任。骆秉章对川、黔军进行整顿，和将领做好磨合。至于四川提督蒋玉龙，由于他手下川军的能人太少，骆秉章通常只派他们做一些防守的工作，也算是人尽其材。

骆秉章入川后，一再命令各州县整顿团练。全省团练事宜由四川大吏直接掌管，各道府设置团练总局，各州县设团练分局，各乡各镇建立民团。骆秉章让各个州县每邑就地筹饷，精选常练五百人，编为一营，以州县官员充当管带。这样，四川百余州县计约可得练丁80万到90万人。官府不用糜费军饷，就增加了近百万兵力。骆秉章规定州县不得动辄请兵，以腾出全省防军及制营的兵力对付大敌。本地的土匪，责成当地以常练肃清。力有不足，则由团练总局在管辖范围内调其它州县团练助剿。这些团练武装在保护本土、防护匪患非常重要，而当骆秉章的主力未能及时赶到时，团练武装往往起到关键的作用。蓝朝鼎、石达开、赖裕新、中旗和李福猷部都被团练弄得焦头烂额。

（二）治军思想

治军就是管理和约束军队。具体包括选将、选兵和整顿营务。

（1）选将

将领是军队的灵魂，是军队强大和无敌制胜的重要条件之一。骆秉章说：“营头既多，必须遴员统领。以专责成而肃号令。统领之选，实不易得，非威信素著、谋勇兼优、声望夙重、品秩较崇者，不能服各军之心，即无以尽各军之力。此办贼所以必先谋将也。”[[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骆秉章认为：“用军之道，选将为难。将得其人，则一卒得一卒之用，不但战胜攻取，克彰挞伐之威，亦且饷节兵精，可免虚糜之费。此筹兵筹饷所由必以筹将为先务也。”[[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骆秉章慧眼识才，在他主政湖南期间，得到提拔的就有胡林翼、江忠源、刘长佑、罗泽南、王錱、蒋益澧、田兴恕等多人；在他执掌四川军务期间，又有黄淳熙、胡中和、唐友耕、刘岳昭、周达武、刘蓉得到破格任用。骆秉章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驭将有方，为大清朝组建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人才队伍。

（2）选兵

骆秉章不亲自带勇，但对选兵一事也非常重视。骆秉章认为必须募勇必由知县，他说：“湖南勇丁所以稍稍可用者，原于未募之初，先择管带，令其各就原籍选募，取具保结，而后成军。成军以后，严加训练，层层节制。该勇丁均系土著生长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恋，故在营则什长、百长、营官、将领得而治之，散遣归籍，则知县、团总、户长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则营官、将领禀知本省，得按籍捕之。此明臣戚继光所以有募勇必由知县之说也。”[[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他弹劾滥收游勇的周凤山、吴坤修，请旨将即选副将周凤山、广东南韶连道吴坤修先行革职，交江西抚臣耆龄查办。

在四川，骆秉章又弹劾云南巡抚林鸿年“招抚滇匪李开甲，使其得以进入四川掳掠；纵容属下李宜太，借回湘募勇之机，在途招摇滋事。”骆秉章认为不能招募散练遊勇：“即李永和竄扰川省，亦云南之散练也，讵可轻言招募。”[[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可见，骆秉章对于选兵是有严格要求的。

（3）整顿营务

管理军队，重要的就是依章办事，就必得有军规军纪。骆秉章说：“剿办贼匪为治标之计，而澄清吏治，整顿营务实为治本之图。”[[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骆秉章在军纪方面讲究的是严令严行，对不守军纪、作战不勇猛的将领给予严厉处罚，也参劾了许多打仗不勇猛的官员。

咸丰四年底，骆秉章奏劾署提督多顺庸劣湛酒，多顺被罢免。从此之后，军事奏报专于巡抚。咸丰八年（1858），骆秉章参劾署理湖南提督樊燮挪用公款，贪污骄纵。随即又弹劾署永州镇总兵栗襄，说：“近来营务之坏，实由武职大员习气太深，骤难稍察之故。臣既有所闻见，自未敢依违缄默，致重愆尤。”[[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朝廷将樊燮和栗襄免职。入川时，因先前所调人员——湖南候选道孙坦以及候选州同邹寿璋不愿入川，骆秉章奏请将二人革职。

咸丰十一年八月，骆秉章尚未到达成都，就参劾贪污乱纪的布政使祥奎，卖官鬻爵的署督标中军副将张定川等。周洵在《蜀海丛谈》中记述说：骆秉章从顺庆至省城成都仅用了六天时间，“沿途锄强暴，清内奸，惩蠹胥”，当他到省城的时候，已诛戮贪官污吏百余人，官场亦为之一肃[[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骆秉章此举是其整顿四川吏治和营务的开始。

在绵州战役中，唐友耕不服调度，观望不前；绵州战后，唐炯的黔军与楚军曾传理部下争功而械斗。骆秉章上奏弹劾，将在川勇中颇有战绩的唐有耕褫职留营，纵勇滋事之唐炯、不遵调度之尹士超等参革查办[[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经过整顿后，唐友耕和唐炯也变得“谨畏能战”，成为骆秉章麾下的得力干将。经过整顿营务，不断举荐得力人才，培养一大批精兵强将，骆秉章初步改变了川中无良将的局面。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骆秉章奏称：“臣奉命督师，复益以果毅，护军等营，合之川中兵勇，为数已逾四万。”[[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他已牢牢地控制了四川各支部队。

二、战术思想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三月初四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回广东扫墓，上奏了《奏为粤省军情条陈管见摺》[[if !supportFootnotes][14][endif]]，指出了广东当时军情的弱点，希望广东当局能够加以改进。在湖南的时候，骆秉章曾经写过一本名为《用夷图阵》的兵书。他考察古今战例，认为任何战役战术思想在战争中的成功运用，主要是基于对战场情况的侦察，即“审明地势”。《蜀海丛谈》记载说：在四川，每当公事完了，骆秉章就到总督署后花园来喜轩去看地图，时时对着地图进行思考，他对地理的熟悉简直到了神奇的地步。由于对于四川的山水及道路要塞，都已经融会在胸中，所以无论是围剿李蓝顺天军，还是石达开太平军，骆秉章都能指挥如意[[if !supportFootnotes][15][endif]]。

咸丰十一年，骆秉章在《覆陈川省军务情形疏》中详论用兵之道，起首便称：“臣在湖南筹军十年，虽未尝躬历行阵，然于用兵先后缓急之序，亦颇习闻”。骆秉章的战术思想，简单地说，就是“用正、用奇、用间、用势”。

（一）用正用奇

孙子兵法的核心，除了“兵者诡道也”之外，可用一句话概括：“以正合，以奇胜。”意思是：军事是运用力量的艺术，力量对抗的通行法则是强者打败弱者。但是，也可通过灵活变换战术和正确使用兵力，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1）以主待客，以静制动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if !supportFootnotes][16][endif]]在长沙保卫战中，骆秉章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太平军兴，骆秉章估计太平军随时入湘，情势危急。咸丰元年秋天的时候，骆秉章看到长沙城墙很多已经坍塌。便率先带头捐修城款三百两，又即奏请借库款两万两启动修城[[if !supportFootnotes][17][endif]]。城防工程浩繁，骆氏亲临现场认真督催。咸丰二年七月中，城门修好，城垛已备。

咸丰二年六月，太平军攻入湖南。当时清军各路援军以及正帅、副帅皆未到，且省城内外防兵止有一千数百名，并且没有一员有作战经验的将领。骆秉章考虑到防堵工作需要火器，命令黄冕赶造一二千斤大炮和一百斤熟铁炮，并饬制造抬炮一百杆，及鸟枪、火箭、火罐等项，以备轰击。考虑到省城人口很多，粮食储备非常紧要。骆秉章命令藩司筹借银一万两，发交绅士多购谷石，以免短绌。六月二十八日，帮办湖南军务罗绕典抵省城，七月初八日，罗绕典上奏说，骆秉章督促修补修城墙的工程渐次蒇事，铸炮制械，添补军装一律整齐。所练壮勇、广勇、浏勇、湘勇计三千二百多人，査点均实，对骆秉章在长沙筹备防堵的情形表示满意。

七月二十八日早上，萧朝贵率部突袭长沙城南石马铺，逼近南门外妙高峰驻扎。二十九日，太平军攻打长沙南门、浏阳门、小乌门等处，妙高峰上的太平军对城开放枪炮掩护进攻。萧朝贵被长沙南城楼上的清军用大炮击中，伤势危殆，随后死于军中。从八月初五日开始，邓绍良、贾亨晉、王家琳、和春、向荣分别带援兵到达长沙。和春、江忠源在蔡公坟构筑营垒，截住了太平军通向长沙东、北各门的去路。到左宗棠和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八月廿四日槌城进入长沙城时，形势已经基本稳定。当洪秀全、杨秀清等率大队于九月初一日赶到长沙时，清军兵力已达五六万人，城守渐趋稳固，太平军失去了乘虚攻取的战机。最后，太平军只好悻悻地离开长沙，向湖北进发。

骆秉章的修城决策和调度方略正确和及时，不但为长沙防守赢得了地利，也为援军的到来赢得了时间。即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2）集中兵力，速战速决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骆秉章初抵川境。即将川省军务、并经过地方一切情形驰奏。骆秉章在该奏摺中认为：顺天军的特点是散而不聚、漂而不留、伏而不出。他提出了剿灭义军的思路是歼厥渠魁、节节剿洗[[if !supportFootnotes][18][endif]]。

此时，李蓝顺天军统帅蓝朝鼎正集中全部主力之三分之一（约十七万人）攻打绵州城（今绵阳）。由于绵州城垣坚固，易守难攻。署理绵州知州唐炯紧闭城门，婴城固守。蓝朝鼎十余万人围城数月，先后使用了诈降、火攻、筑坝拦水冲毁城墙、挖地道埋藏炸药破城等方法，均未得手。骆秉章最怕顺天军“散而不聚”，蓝朝鼎聚众围攻绵州，正合骆秉章的心意。

骆秉章说：“虽然各处报警，皆有所不暇兼顾，而惟以迳捣绵州为事。”[[if !supportFootnotes][19][endif]]绵州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在三十万人以上。骆秉章铁了心集中全部兵力，合力会剿，发动强攻，速战速决，取得了胜利。

（3）围城打援，数路配合

围城打援，数路配合这一战术这一思想在刘岳昭收复绥阳城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治四年，奉川督骆秉章命，刘岳昭征讨吴元彪，攻打绥阳。在攻破天台山义军阵地后，楚军进逼绥阳县城。围城两月，多次攻城，皆被吴元彪义军击退。楚军进逼城垣，在四方城门外开挖长壕围困县城。吴元彪凭借城墙坚守。

在被围困期间，吴元彪派蓝山虎潜出县城，分别前往遵义刀坝水、贵阳五华山、施秉香炉山以及高粱山苗族四十八寨等处，联合当地义军前来救援。但各路大股支援的义军，均被楚军各营迭次截剿败遁，纷纷恳求反正、具血稟乞降、输诚求抚。刘岳昭命令各营环城逼扎，断敌樵牧，并垒土筑堤灌城。三月初，由遵义、施秉等地前来支援吴元彪的五千青号、苗军等大批义军，在四面山遭官军伏击，全军覆没。楚军一面截剿支援的义军；一面围攻绥阳城。吴元彪无路可退，自缚其身车载棺材出城请降。[[if !supportFootnotes][20][endif]]绥阳、遵义周边悉平。

（二）用间用势

间就是间谍，势就是势能。

军队的统帅可以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通过一定的技巧(术)使得力量的格局在一定时空内重组，来实现敌我优势的转化，要有势借势，无势造势，蓄势待发。

（1）“请君入瓮”紫打地

所谓有势借势，强调的是因势利导，将势导向利于自己这一方。

同治二年(1863)春，石达开率部在云南边境从米粮坝渡江，急进四川。骆秉章深知石达开是个不易对付的敌手。他的计划是：迫使石达开部经冕宁、大桥、拖乌、铁宰宰到达大渡河边上的紫打地。骆秉章调兵遣将之后，仍然担心：“石逆凶狡多谋，一处疏漏，即不足以制其死命”。于是，又命樟木菁村民赖由诚以献策为名，引诱石达开从小路到达紫打地。三月廿七日，翼王终于钻进了骆秉章布置的口袋。

是夜，河水陡涨数丈，石达开赶造船筏，多次组织强渡，均功亏一篑。王应元利用松林村北临大渡河、东有松林河的地理优势，与石达开隔河对峙。由于时间拖延，太平军粮草渐罄，石达开只好向骆秉章投降。

（2）“伐木作堰”蓑衣渡

所谓无势造势，即将未成为“势”的力量放大为“势”。例如蓑衣渡的“伐木作堰”。

蓑衣渡受挫是太平军在出广西期间遭受最大的一次挫折。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言者谓蓑衣渡一战，为保全湖南首功云”。以前人们都认为蓑衣渡一战全是江忠源的功劳。但实际上，“伐木作堰”是由骆秉章、程矞采筹划，和春实施，江忠源执行的。

咸丰二年四月十三日，湖广总督程矞采、湖南巡抚骆秉章奏报说：“前因黄沙河为第一要隘，……又令各文武査明水路淺窄处所，多钉木桩，于两岸设立枪炮，以遏其顺流直下。”[[if !supportFootnotes][21][endif]]骆秉章、程矞采多次写信给和春，说明在水路淺窄处打桩阻挡太平军船队的规划。

江忠源探得水塘湾河水较淺，和春亲往踏勘地势，许给赏银，“连夜督勇数百砍取大树，拦江密下排桩，人地出水，各皆三尺有余。”[[if !supportFootnotes][22][endif]]又运来大炮准备阻击。十八日，当太平军船队通过蓑衣渡口，下驶到水塘湾时，发现河道已被清军“伐木作堰”所堵塞。江忠源伏兵居高临下，以大炮猛烈轰击，和春亲督兵勇四路奋攻，太平军死力拒敌。经过二昼夜的激战，太平军仍无法疏通航道前进，不得不改变原定沿江直捣长沙的计划。

此外，在刘长佑克复江西临江府城以及围攻川南丹棱城中的长壕锁围，对龙孔场的李永和使用长濠、石墙、木栅、梅花椿进行围困。“昼则环营伺守，夜则派队周巡。并堆积木柴作为烽火台”[[if !supportFootnotes][23][endif]]，等都是有势借势、无势造势的极好战例。

（3）“投诚免死”散敌兵

“势”也可以是人势（人员数量）的改变。在咸丰九年的宝庆战役中，骆秉章和左宗棠见到石达开军人数太多，于是贴出告示，设法解散了六七万人。同治二年，在大渡河畔的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即有李、刘二逆，奔赴小水河乞降，先后招出伪宰辅曾仕和、黄再忠及老贼胡天才等六十一名。伪宰辅邹姓先送家属为质，约为内应，立功赎罪。”[[if !supportFootnotes][24][endif]]石达开也出来投降。这些都是用“势”改变敌我力量的很好战例。

（4）“神妙莫测”用间谍

孙子说：间谍的运用有五种，即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间谍同时用起来，使敌人无从捉摸我用间的规律，这是使用间谍神妙莫测的方法，也正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入川伊始，骆秉章就在军中设立相应的情报机构，以便搜集军事情报，为作战决策提供依据；中、下级军官的麾下也都有大量的侦卒与探差，地方州县团练也有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这些情报机构与骆秉章的情报机构并网，提供情报支援。在石达开撤退时，经骆秉章授意，雅州知府蔡步钟就遣心腹，收买耳目，化装成难民刺探石达开行踪。并沿途留下记号，使得后续部队总能咬住石达开的尾翼。“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骆秉章的奏折中有大量利用间谍的例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结论

骆秉章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建军思想，治军思想，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维护了清朝的统治，为同治“中兴”奠定了基础。王闿运说：“秉章督川三年，平群寇，擒大酋，遂以知兵闻于天下”[[if !supportFootnotes][25][endif]]。太平天国的首义五王，除了杨秀清和韦昌辉死于天京事变之外，其余三王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均死于骆秉章之手。

除了本文讨论的骆秉章的建军思想、治军思想和战术思想之外，骆秉章的军事战略思想、军事科技思想与后勤保障也是很值得研究的的课题。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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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if !supportFootnotes][①][endif] 骆耀祖，原韶关学院计算机系主任。刘任文，原韶关大学副校长。

[if !supportEnd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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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贾桢等:《咸丰朝实录》卷33，咸丰元年五月，己亥条。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彭洋中：《湘勇源流记》，咸丰八年十一月。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王闿运：《湘军志》。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周询:《蜀海丛谈》。巴蜀书社，1986。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湘中稿）》卷十四，请调李道总统宝庆诸军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