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的冬天，这一天，天空难得的晴朗，一支迎亲的队伍滴滴答答的吹奏着不成调的音乐，走在乡间的土路上，枯干的野草、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瑟缩着，一顶暗红的轿子左晃右晃，轿夫好像喝醉了酒，实际上是报复新娘家的人给的礼钱太少。

张小玉坐在轿子里简直都要吐了，胃里翻江倒海，恶心不止，幸亏早上没吃东西，不然这会儿肯定出丑了。 

她尽量不去想她颠簸的肠胃，她即将面对的新郎是她的一个远方的表亲，小的时候，两人见过面，彼此还算了解，及至长大了还见过两面，算作郎有情、妾有意，想到这里，她不禁微笑了。

虽然李家不算太贫寒，但是请的客人也不多，就是村里的近邻加上近处的几房亲戚，屋里很冷，客人都袖着手，哆哆嗦嗦，灰扑扑的衣服，沧桑的没有表情的脸，几近呆滞。

新郎穿着簇新的大褂，好像不是太合身，不知道是今天的众人的焦点还是因为是新大褂的缘故，新郎很局促，手脚简直不知道放在哪儿，只是嘿嘿的笑着，略带羞涩的招呼客人。

是夜，新郎酩酊大醉，一件新大褂被揉搓的不成样子。

第二天，按照风俗新郎应该陪同新娘回新娘的家，俗称“回娘家”。天还不亮，小玉就起床了，收拾停当，坐在床头等着他醒来，他昨夜喝多了，歪在床头胡乱的睡着了，此刻，睡的正酣，呼噜声不止。

天色渐渐微明，婆婆在院子里轻声呼唤，“二柱家的，二柱家的”，小玉一时没反应过来，倏地她明白了，是喊她，她现在是“二柱家的”，不再是什么“张小玉”，那个小家碧玉了。

她低了头，蹑手蹑脚走出房间。

“怎么还睡？天都亮了，你们该收拾收拾，早去早回，现在挺乱的”，婆婆有一丝嗔怪。

她微红了脸，懦懦地，“他还睡着呢！”

婆婆喊醒了二柱，准备好了礼物，嘱咐他们早去早回。

天光已经大亮，路两旁的枯草上铺满了一层白白的霜。二柱挑着担子，走在她的右边，她低着头，默默跟着。

走过小路，转上大道，再有三里路就到了，他们刚刚转上大路，从不远处乱哄哄来了一群人，前面是被五花大绑的三个年轻男人，后面押送的是骂骂咧咧几个当兵的，帽子歪扣在头上，斜背着乱七八糟的包裹，一边走，一边用枪托敲打被绑的人。 

“坏了”小玉大吃一惊，是拉壮丁的，这种现象这两年她见多了。她推了一把二柱，意思是让他跑到小路上，躲一下。二柱早已扔了担子，一路跑下去。但还是晚了，前面的一个士兵看见了疾跑的二柱，就听见拉枪栓的声音，还有一声大喊，“站住，不站住，开枪了!”

二柱被抓了回来，同样五花大绑和那三个男人串在一起，小玉撕心裂肺的呼喊、叫骂、拉扯中，额头上被重重用枪栓砸了一下，晕了过去。

一九四三年，昏黄的油灯下，小玉在补着婆婆的一件棉衣，门“吱呀”声，婆婆摸索着进了屋，她微微仰着头，眼珠上面一层白白的东西，她在努力寻找光亮。

“二柱家的，”婆婆一步一挪地坐在了炕沿上，“今天你二婶他侄子从南面来了，他说路上见过二柱”。

小玉打了个哆嗦，他还活着？！十年了，整整十年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只说抓的这批壮丁去了南面去打仗，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婆婆的声音暗哑下去，“活着就好，咱们就有盼头了！”一滴眼泪慢慢流过脸上的沟沟壑壑，十年了，婆婆的眼泪越来越少，视力越来越差，现在已经近乎是盲人了。

北屋里传来公公扯肝扯肺的咳嗽声，小玉有时候担心，他会不会把肺咳出来。

“你爹的病，只怕……”婆婆哆嗦着嘴唇，公公近来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可是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钱看病啊。

微弱的灯光下，小玉摩挲着那件大褂，皱皱巴巴的痕迹仍在，这么多年来，再穷，她也舍不得卖掉这件衣服，这是他唯一留给她的念想。

她把衣服贴在了脸上，米汤浆洗过的衣领硬硬的扎脸，胃里一阵阵翻滚。

她还要等多久？

终于等到解放了，全国再也不打仗了，她心里的期盼一日盛似一日，她一天去好几次村头，站在石碑上翘首期盼。

邻村被抓的壮丁回来了，带来了二柱的消息，他们俩曾经在一个部队，后来他被八路军俘虏了，他听说二柱随着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

她听到这个消息，几乎跌倒，台湾是哪儿？这个地方太陌生了，从来没有听说过。

婆婆病倒了，她挣扎着问医求药，公公已经于三年前去世了。

庆幸的是，村里成立合作社，日子倒也过得下去。

婆婆好歹活了下来，还能和她做个伴。

一九五八年，田里颗粒不收，村里都吃大锅饭，她从村里灶上打回来两个小窝头，这是她和她婆婆的一天的口粮，村头田间所有能吃的树叶、菜根都被吃光了。

村里的孩子都七八岁了，还光着屁股，省衣服，每个孩子的肚皮都透亮，能看出里面绿汪汪的，那是常年吃菜叶、树叶造成的。

人们都躲在柴火垛下晒太阳，但凡不动就不动，一活动就要耗费热量，就得要吃饭，可是上哪儿找饭去？即使在地里找到点能吃的，也得生吃，家里的锅都被村里收走了，吃大锅饭了，自己家要锅还做什么用？

婆婆病了，多年的思念加上营养不良，这次她没有熬过去。她终于结束了她苦难的一生。

小玉去找人把婆婆抬出去下葬，走了好多家，那些壮劳力个个面黄肌瘦，走路都打晃，哪有力气抬人，村里还有好几个人去世了，家人都在等着把人抬出去下葬。

那年，村里死了好多人。

大陆和台湾终于可以互相通信了，她托人辗转打探二柱的消息，写了好几封信去，可是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她娘家哥哥几次托人带信来，让她去天津找他，哥哥不放心她一个人生活。

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人人都忙自己田里的话。可是想她这样一个女人，要种、要收、要浇地、要除草、还要去卖棉花，买种子，种种的力气话她一个女人根本应付不过来，就是那些家里有壮劳力的人都整天累的不行。她总不能每件事都去求人。

她决定去天津投奔哥哥，临走时，她把天津的地址留给邻居，千叮咛万嘱咐一有二柱的消息就通知她。

深夜里，她独自一人剪纸，她的剪纸非常漂亮，人物、花鸟鱼虫都能栩栩如生，常有人慕名前来索求，也算作贴补家用吧!

今天哥哥带回来他的消息，他回家了，到了坟上祭拜了父母，看望了乡亲，感谢乡亲们对他父母多年的照顾。

“还有”，哥哥懦懦地，“他，他在台湾成了家”。

她坐着没有动，没有任何反应，似乎是在意料之中，又似乎在意料之外。

他已经回台湾了，他在家乡呆了不到半个月，他应该知道她的地址。

天快亮了，她仍旧在灯下剪纸，纸张破碎的痴痴声在夜里听起来特别孤独，她剪破了手指头，鲜红的血滴在大红的剪纸上，殷出一滴滴的暗红色。

她起身去洗手，猛抬头间，镜子里一个苍老的面孔，眼睛周围满是褶子。五十多年了，她从没有照过镜子。

她摩挲着自己的脸，五十多年好像弹指一瞬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