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的经历在各种书籍和电影中都已经有展现。而从他出生到去北京求知（1893-1917年）这段成长经历其实也很有趣。本篇文章从史料中对他这一时期的学习成长经历做些摘录，这里不难发现，他和我们平常人一样也会经历一个从无知到求知到获得真知的历程，读书是他理解和学习这个世界的方法，但同时又能看到他大胆去追求他认为是对的事情，凸显了作为领袖的气质。
毛1893年出生在湖南韶山一个小山村，家里的经济情况在当地算不错，他的父亲毛顺生有二十几亩地，并还可以通过做粮食和生猪买卖以及放高利贷赚钱，家里算是当地的大户。毛8岁入读私塾，13岁离开私塾。离开的原因很简单，他的父亲认为他只在上学前和放学后在家里干活，已经不能满足家里的需要。在毛读私塾的期间，他就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偷偷摸摸的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这些书在当时的清廷统治下还算是禁书。到毛离开私塾时，他对私塾所教授的经典中包含的思路和道德规范十分反感，他认为这种强调秩序和礼仪的古代道德哲学，只会教导人们盲目的服从。在私塾读书期间，他同情一些穷人家的孩子，经常把自己的午饭分给他们。十岁的时候在回答老师问题时不愿意遵从常规的形式站起来回答，被老师训戒后为了抗议离家出走了三天。
从私塾离开后，毛一边帮助家里干农活，一边不忘记读书。在那段时间里，对他触动最深的一本书叫做《盛世危言》。这本书提倡改革和技术进步，使毛初次接触到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中国应当借鉴西方有用的东西，以拯救中国自己的核心文明。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末，各地的饥荒很容易引发动乱，湖南省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农民组织哥老会，在当地发起了一系列暴动。对毛来说，《水浒传》里面的历史似乎已经从书面跳到了现实中，并且就在他自己周围的村庄游走。由着他自己的性格，他对他父亲还在贩卖粮食牟利的举动越来越讨厌。他认为他反对的第一个资产者就是他父亲。到了毛16岁时，他从周边的朋友和支持他读书的亲戚那里获得了资助。在他决定离开韶山去东山的高小读书时，没有和他的父亲告别，行李里面专门放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纵观毛在16岁以前的经历，不能说是因为环境的因素造就了他的性格，而是他的性格使得他不再适应这个让他感到压抑和不自由的环境。这里联想到了《组织行为学》里面一个人的个人特质由先天的基因决定了50%，后天的家庭决定了一小部分10%，还有剩下的40%左右收到环境的影响。也许在这里面，正是由于毛从先辈身上继承下来的大胆的，特立独行的性格加上大量阅读这些启蒙书籍的影响，导致了他的家庭对其影响微乎其微，最终走上了领袖的道路。
毛离开韶山去了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西式的学校，那时候他已经16岁了，其他同学只有11，12岁。他没有接触过数学和地理，个头也比学校里的其他同学要大很多。甚至有些家庭富裕的同学像出钱请他当保镖。他意识到在他和这个现实世界之间还有非常大的差距需要弥补，举个例子，他是在到了东山高小后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死去的消息，这个时候已经距离他们死去有两年多了。在高小读书期间，除了课程外毛接触到了更多的课外读物，包括当时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以及康有为编纂的《戊戌变法》等。这些书籍应该说给了毛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熏陶。毛对历史的认识从《三国演义》开始，他甚至一度以为三国讲的就是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直到学校校长纠正他后他仍然不承认，并起草了一份请愿书给湘乡的市长要求撤换校长。这个能看出毛是个特立独行，坚持己见的人。
1911年毛离开了湘乡去湘潭，并申请了湘潭的一所高小，但由于年龄太大被拒绝了。随后他去了长沙读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实事报纸《民立报》，并且在该报的鼓励下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政见，当时的毛希望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担任外交部长，同年他剪掉了辫子并且参加了革命军在湖南的一支部队叫新军，《建党大业》里面曾经有一个常见就是描写毛这段历史。半年后毛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于是乎就退出了军队，打算继续去读书，当时他已经18岁了。在1913年毛去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他的入学分数最高。在这个学校他呆了有半年，这半年他像个隐居修道士一样闭门读书。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就到，一直到晚上关门才离开。在这时期他读了亚当.斯密，斯宾塞，斯图加特.穆勒和达尔文的主要著作，还读了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书。这半年的读书活动，是他认为的一生中的制高点。就好像“牛闯进了菜园子”。
读书不能当饭吃，由于没有收入付房租。毛又开始在报纸上寻找工作机会，这时候他发现了有一所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很有吸引力，不用付学费、吃饭、住宿都便宜，毕业后可以当老师。他的两个朋友也想进这所学校，并且想让毛在入学考试的时候帮下他们的忙。在他们的劝说下毛帮忙他们写了入学考试的文章，包括他自己的文章在内，三篇文章都通过了考试。这所学校就是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学校的外墙刻着校训，四个字“实事求是”。在这所学校里，毛有选择的进行学习，他研读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在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一书中，他读到了一种思想，并用自己的话记在了笔记本上，“美国谚语说，’吾国说对即对，吾国说错即错。’,这句话源自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就是那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提出者，强调“个体讲求实效,保持情感的距离,并且为了目标不择手段”。
毛在第一师范学院偏科偏的厉害，他的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的得分常常接近零分，而关于文学和道德主题的文章常会得到100分。这个在现代社会怕是连毕业都毕不了，而在当时的师范学校毛的才能得到了杨昌济的赏识。在他们毕业的那年，杨昌济把毛列为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个学生里面最出色的第三名，第一名是萧瑜，第二名是蔡和森。毛被同学选为道德品质、勇气和演讲与文章雄辩能力全校的模范。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的哲学观点正在形成。在师范学院的五年半中，他写下了不下一百万字的批注。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为了锻炼自己的专注能力，经常会带着书去到距离第一师范不远处一个叫南门的地方看书，因为那个地方最喧闹。为了锻炼自己的身体，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下，他经常洗冷水澡。为了体验《尚书》中“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感觉，他曾经半年冒着暴雨从长沙岳麓山山顶跑下来。毛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他认为组织者的才干就是能够把各种人的长处结合起来，不应暴露别人的弱点，或者反复指责别人的弱点，应当鼓励把所有积极的因素联合起来。这个观点和德鲁克的用人之所长不谋而合，德鲁克也认为“管理者的任务不是去改变人。管理者的任务，在于运用每一个人的才干。”。毛在26岁生日后不久，在杨昌济的影响下离开了湖南去了北京，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从此以后开始了他那轰轰烈烈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