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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第4,5章

道统，即道传承的统绪。韩愈是以道统论作为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韩愈提出道统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理论功能。其一，排佛、道，树儒道。与佛、道针锋相对，韩愈虚构了一个儒家的道统。他把儒学渊源上溯至古代圣王，借以强调儒学的产生早于佛、道，为华夏正统。其二，改造和重建儒学体系。道统论的理论功能，就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其三，以道的传承者自任，以正宗正统自居。韩愈的道已经从天命神权观念向以道德法则为中心的客体精神迈出了一大步。

道统论赖以建构的基础和其内在的逻辑，就是道从古至今，由圣传承，百世一揆，千古不变。道虽生于天地之先，但先王圣人是其载体，礼法五常是其具体体现，这就为道找到了寄寓的主体和实体，使道实而不虚。韩愈以道为口实，非议佛老“去仁与义”，“无父无君”，灭裂纲常名教，把儒家排斥佛、道的主张，提高到新的水平。自韩愈以后，道或理成为儒家排佛斥道的理论工具。道的升华增强了儒家与异端对抗的能力。

韩愈的人性论，综合了历史上儒家各种性论之长，集其大成，使儒家性论更加精致细密，为阐发儒家的道德观和政治论提供了一种更加完善的理论。韩愈的性论在儒学性论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和里程碑。

在《复性书》中，他援佛入儒，借助佛学思辨成果，阐发孔孟的心性之学。李翱提出的“性善情恶、灭情复性”的命题，进一步深化了儒学的性论。李翱的复性说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他把“复性”作为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核心内容和最终目的，不仅使宗法伦理道德进一步绝对化，而且标志着儒学已经开始把心性之学作为理论思维所关注的焦点。“

从孔颖达的道论，到柳宗元的天道自然观、韩愈的道统论和李翱的复性说，儒学进一步哲理化、系统化、谱系化。宗法伦理、人类本性与宇宙本体合而为一。从政治思维的角度看，这种理论形态的实质，是使宗法道德借助自然天道、人类本性，异化为普遍的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和近乎宗教式的文化信仰。宋儒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融会、提炼和升华，终于完成了儒学理论形态转型的历史过程。历史一再证明，儒家的王道仁政理想，不可能从根本上医治君主政治的弊端。那些真心实意地高擎仁义大纛的士人，注定要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正是儒家政治文化本身，铸就了这种悲剧。

宋朝上承隋唐，下启明清，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中国封建社会从此由鼎盛逐渐步入晚期。在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租佃制普遍实行，工商业蓬勃发展，自然科学及各种学术思想都有长足的进步。宋朝又是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王朝，面临着许多棘手的政治难题。

官与职又是分离的。太祖钦定的官制是：“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以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官”与“职”都是虚衔，唯有“差遣”才是实职。

宋初诸帝鉴于五代政治之失，较为注重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他们在政治上限制士大夫的权力，同时又宠以名位、爵禄和特权，笼络士人、官僚，扩大统治基础。科举正途之外，又有恩荫制度。宋太祖扩大任子恩荫范围，以笼络朝臣。在北宋，一代为官荫及数代子孙，姻亲、门客皆可恩荫授官。有时一次庆典，赐恩荫官数以千百计。大量养官、不抑兼并、役法繁苛，是宋代三大弊政。太宗两度征辽失利，主要原因是军权过于集中，将帅无法随机应变而贻误战机。弥漫性的吏治腐败和频繁发生的民变、兵变，始终困扰着宋王朝。再加上北方各族的侵扰，宋王朝一直处于内忧外患、危难重重的境地。

冗官、冗兵、冗费是北宋三大弊政。三冗又导致积弱、积贫。积弱，主要表现为北宋在与辽、西夏的对抗中一直处于劣势。积贫，则着重表现为财政困难。人们讨论所及的范围，几乎遍及君主政治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其中又以吏治商讨最详，以役法争论最烈。“庆历新政”以改善吏治为中心兼及役法；王安石变法则以改革役法为重点兼及吏治。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在改善吏治方面提出过系统的主张。这些主张都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朋党之争是政见、派别、意气之争的混合物，是封建官僚政治不可避免的产物。宋代官杂职冗，官僚内部围绕权位的争夺相当激烈，加上政见分歧，故朋党之争尤烈。朋党之争虽涉及是非曲直，但往往夹杂意气，动辄相互残酷倾轧。

北宋改革思潮的目的和宗旨是通变救弊，富国强兵，但是改革的实践却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是君主专制政治的悲剧，也是各派改革思想家的悲剧。面对弊政丛生，积重难返，范仲淹力主变革，他所言及的改革事项几乎涉及方方面面。他不仅言，而且行，在主持“庆历新政”过程中，对十项具体制度和政策提出了重大的改革意见，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些主张涉及君臣、君民及官民关系，重点是整顿吏治，改革人事制度和官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