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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的故乡后塘镇还是后塘镇。
那不过是一个东西长不足千米的南郊小镇，拥有几十户人家。
那里的门前有一条大河，浑不见底，即使当时自来水已经普及，家家却仍习惯在河岸的抬该上洗衣淘米。
在我还小的时候，故乡的人除了应征入伍和户口上提之外的，基本都在镇上生活，从托儿所到小学再到高中。很少听到谁谁的家里有个正读大学的，即使有，大多记不得面相和姓名，久而久之便算作后塘镇的亲戚而不是后塘人。
那时候，镇上最好的工作莫不如医院的医生、学校的老师和信用社的职员。
医院坐落于东街的后江塘岸，里面的医生都是外乡来落了户的，是又不是后塘人，日日住在医院的院舍中，和酒精，消毒水为伴，让人亲近不得。医院临河的一角时时堆积着数不清的玻璃盐水瓶，镇上几乎家家人手一个，用做冬天取暖的暖手瓶。
孩子最怕的应该就是医生了，因此我没有对他们的记忆。但老师却时时在我们的生命中。
后塘镇的学校群都在小镇的北面，老师都是后塘镇及周边村子里的乡民——从老师们的口音里就能判断。也是在年长后才知道，若以现下做老师的标准，我们这群启蒙老师怕是连做现在的老师的学生都不够格。但就是这些人，熟知每个学生的情况，在学校外依然常常见到。我曾砍了自家竹园的一根嫩竹，修剪光滑后，让老师用做日常的教鞭，曾落在那些调皮捣蛋、该打的孩子的手心和肩膀。而那些孩子的大人们，还觉得老师管得松了。
信用社是是一幢二层的小楼，嵌在东街居民的宅子间。三开间的门面临着后塘镇唯一的街。建筑通体以钢筋水泥灌注而成，外墙面还有花纹和彩色碎玻璃镶饰，在左右都是红砖黑瓦的民宅陪衬下，更显气派。里面的职员，大概也是靠了建筑的派，成了在镇上比肩医生，超越老师的存在，就像这建筑本身，与周边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的还有东街浅巷里的老式木结构房屋和粮仓里那座被保护的清代辅仁堂。孩子们通常在院门外徘徊片刻，然后便带回神秘的故事，说听到了凄凄吱吱的声响，有一双眼睛透过斑驳的窗子正注视这外面。然后大家又一口气跑回到街上，心有余悸又莫名兴奋。
时光悠悠而恬静，就像后江塘的水。
岸上供销社的雪糕是夏日里孩子们期待，太平桥下货郎熬制的麦芽糖则是隔三差五的惊喜。我们攥着父母给的一张半张的粮票，去点心店换白馒头和花卷，那美味不亚于雪糕和麦芽糖，馋嘴的孩子被大人指派去买三五个，往往却只带回一二，于是大人们骂，孩子们笑。
课余饭后，孩子们小跑着去不远处的烟纸店淘换点粗糙的玩具，男孩选了士兵模型，女孩选了红蓝绿黄的丝绳。士兵被摆成不同的阵型，推演着各家胜负，一个两个地添置进来，加入到队伍里，到成年时已是满满一抽屉。女孩子拿丝绳编织出各式各样的造型——动物、编绳，送给倾慕的男孩子，又或因无人问津而孤芳自赏。
时光悠悠而恬静，就像后江塘的水。
在我稍长一些，在告别托儿所旁又一季的槐角，近看小学堂院墙边的一树腊梅花开时，一切在悄悄地变化。
后塘镇不再是后塘镇了。
信用社最早离开了，职员们带走了他们所有的家眷，仿佛他们从没来过。房屋成了无主之地，散落着各类新旧账本纸张。也关了窗子，也锁了铁栅栏门，但很快被敲碎了玻璃，撬开了铁锁，被投掷进各种各样的无用的物件，成了又一个孩子们的探险地，但最终成了拾荒者的庇护所。
医院随后也撤走了，或许因那里的气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孩子们甚至都不知道那里已经没人在驻守。直到三层楼高的墙体水泥外立面开时剥落，院里的野草漫过一楼的窗户，大家才悟到：哦！又一个！但依旧无人愿意靠近它。
中学也搬走了，但不像前二者，它迎来了新的主人，成了一个工厂，随后又几经换主，最终居然退土还耕，成了一片麦田。镇上的长者有从这所中学毕业的，谈起已经十分模糊的中学时代，会向儿孙们指着北面说，喏，就是那！
小学也因没有生源和交通的便利，渐渐被合并到新镇上去了。失去教育功能后的教学楼和操场跑道的前半程如同中学校舍一般，后半程至今没有着落。多年过去，腊梅花却越长越旺，翻出了墙头，人人见喜。
托儿所自然先于小学停办，原先的两个老师，一个去了新镇上后像远走的大学生一样失了踪影，一个则在到小学堂开了家小卖铺，兜售一些现今的回忆。原址的一片五六个开间的平房不如信用社和医院那边坚固，陆续有坍塌，后来索性被推平，变成一地瓦砾，而门前的小伙伴们的快乐泥地操场如今被批做人家的宅基，盖了新式的楼房。
每每当我回到故乡，看到凋零的院落，新式却无人的宅子，总会对女儿讲，喏，就是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