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虽历史悠久，朝代更替频繁，但大一统王朝却也寥寥无几。而在这些大一统王朝中，不乏极为短命的，如秦隋等。而那些寿命相对较长一些的大一统王朝，通常也都是自“太祖太宗”之后而渐趋衰落，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兴”之说。
当一个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总会出现方方面面的疲症，而使得国家羸弱不堪。此时，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中兴之君”以及“贤能之臣”，对朝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变革，而使国家气象为之一新。但无论是西汉的“昭宣中兴”，还是大唐的“元和中兴”，还是大明的“弘治中兴”，甚至满清也有所谓的“同光中兴”。这些所谓的“中兴”却都无一能扭转一个王朝的颓势，更甭谈超越“太祖太宗”时期的国势。唯有汉光武中兴，倒算是名副其实的中兴，但实质上已经是完全再建的一个新朝代了。
那么，为何历代大一统王朝，都是自建朝以后而渐趋衰落，而很难有所谓“中兴”之说呢？
首先，人口与社会资源的本质矛盾。建国初期，通常都是久经战乱之后，人口较为稀少，此时，人口与社会资源的矛盾并不突出。而至建国中后期，国家承平太久，人口大幅度增加，人口与社会资源的矛盾便日益加重。这也就是为何在明清之前，我国人口每达到五、六千万时，便会出现社会动乱的原因所在。而在过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实则上是，孟子说这“五百年”，就相当於今人所言的“王朝周期律”。大一统王朝，很难超越三百年。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本质是“五百年必有大动乱”，只有经历战争、乱世，才有可能有出现“王者兴”。才有可能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频繁的原因所在。
再则，大一统王朝很难进行有效的改革。任何改革，都是对利益的重新划分，尤其是像我国这种地理上相对隔绝的国家更是如此。大一统王朝的蛋糕就那么大，几乎是恒定不变的。而并不像商鞅变法那样，可以通过对外战争而将蛋糕做大。统治阶级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又如何能对自己动手术呢？就像崇祯帝希望大臣们捐银助响一样，又有几个大臣能慷慨解囊的？也就不怪乎，王安石变法会引来骂声一片，许多正直的大臣都骂其是奸臣、动摇国本。甚至，后来还有人将“靖康之变”的罪责都推给王安石。
第三，跟集权帝制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关联。集权帝制下，资源分配不均，上层阶级穷奢极欲而下层阶级衣不蔽体。西方封建体制，贫富悬殊并不那么大，相对较为“均贫”。所以，就比较容易使得上下同欲，共同追逐海外财富，西方大航海就是如此。而帝制形态的国家，统治阶层生活安逸，缺乏对外冒险开拓的精神，更宁愿通过对内压榨以积累财富。下层阶层缺乏有效的组织能力及必要的物资、军事保护等方面支持，也难有效地向外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