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罗胖子的推荐，购买了万维钢老师的书籍《你有你的计划，世界另有计划》，其中第四章《思维中的系统》让我茅塞顿开。想起卫红教练在教练技术五大思维中也特别提到了系统思维，结合书中内容以及平常工作生活，我来阐述一下“系统思维”在家庭教育中的运用。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系统？系统的三大特征？
所谓系统，就是一个由很多部分组成的整体；各个部分相互之间有联系，作为一个整体又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人的身体、学校、公司、国家都是系统。系统有三个特征：第一，系统里有各种元素，也就是各个部分。第二，系统中各个元素之间有各种关系。第三，系统有一个功能，或是一个目的。
思考系统时，要重视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叫“库存”，即系统里某种东西的保有量，库存有“输入”和“输出”，输入增加库存，输出减少库存。比如夫妻感情系统，库存就是两个人共同积累了多少正面的感情。输入是互相之间亲密的表示，可以增加感情库存；输出是各种争吵和矛盾，会消耗情感库存。所以评估一个系统，首先要考虑它的输入、输出和库存。如钱越多，投资产生的利润越多；利润越多，钱又进一步增多。投资—挣钱—投资，这是一个正反馈回路。
第二个概念叫“反馈回路”，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反馈回路，也叫自增强回路，是指库存里的东西越多，输入越大，就会进一步增大库存。还有一种是负反馈回路，也叫平衡回路。负反馈不等于负能量，当库存太多，负反馈回路负责减少库存，如国家看谁太富了就多收他的税，家里看老婆情绪不对就赶紧哄哄，这都是负反馈回路。负反馈总让系统回到“正规”上。正反馈回路让系统或增长，或崩溃，偏离平衡；负反馈回路尽力保持系统的平衡。
如果你发现在系统里起主导作用的回路是什么，你就抓住了系统的主要矛盾，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系统思维是高级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艺术。只有老手才能发现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只有高手才能提出解决方案。
要想改变一个系统，可以有上中下三种政策。同是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罗马尼亚、匈牙利和瑞典政府三个国家采取了不同措施，结果截然不同。
先谈改变系统的第一种政策，以罗马尼亚政府为例。1967年，罗马尼亚政府认为人口出生率太低，迫切希望提高出生率。老百姓不想生孩子无非两种手段，一是避孕，二是堕胎。那政府想让人们多生孩子，干脆禁止避孕和堕胎不就行了吗？罗马尼亚政府推出了禁止售卖避孕药与禁止堕胎手术的政策。
不尊重系统的运行方式，直接干预系统，结果会是怎样呢？罗马尼亚人民在政府强硬政策的高压下，竟依然维持了低生育率。地下非法堕胎手术非常多，因为没有完备的设施和技术，孕妇死亡率大幅上升。还有很多人生下孩子就抛弃，孤儿院里人满为患。罗马尼亚女性宁可冒生命危险，宁可把自己的骨肉抛弃，也不愿响应政府的号召。也许他们的领导人会想，为什么政府的政策你们就不能好好执行呢？殊不知老百姓生孩子是个系统问题。
认识系统问题，最关键是抓住其中的反馈回路。维持系统平衡的是负反馈回路——也就是让罗马尼亚人非得不爱生孩子的原因，也叫平衡回路，其作用是让系统保持稳定。也许是因为养育孩子很麻烦，也许因为生活困难，也许因为女性想要更自由的生活，这些因素导致老百姓不愿意生孩子，这就是负反馈回路。只要这些负反馈回路还起作用，外部的扰动就会被消解掉，系统就会回到稳定状态。所以罗马尼亚政府的政策没有发生效用，后来的新政府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禁止避孕和禁止堕胎的政策。
再谈谈改变一个系统的中策，以匈牙利政府为例。匈牙利政府也面临人口出生率的问题，而他们考虑到了反馈回路，并且使用了激励政策。匈牙利政府考虑，人们之所以不愿多生孩子，一个重要因素是住房紧张。家里房子小，孩子多了没地方住。政府据此出台了一个激励政策，给孩子多的家庭提供更大的房子。这个做法打开了一个反馈回路。
匈牙利政策取得了有限的效果。为什么是有限的效果？因为反馈回路并非只有一个，住房只是决定是否生孩子的一个因素。生下来孩子谁照顾？孩子妈妈的工作怎么办？孩子长大了教育怎么办？我们知道系统都要有一个目标，系统中的各个部分也有自己的目标，而部分目标和系统总目标往往不是一致的。对人口系统来说，政府想要的是维持人口数量，但个体想要追求个人幸福。这两个目标很可能不一致，搞不好还有矛盾。
最后谈谈改变一个系统的上策，以瑞典政府为例。20世纪30年代，瑞典政府也想提高生育率。瑞典政府的做法，是寻求全社会的共识。首先，瑞典政府明白，在多生孩子这个问题上，很难达成全民共识。新时期的女性要追求个人生活，想有自己的事业，根本不愿意留在家里一直生孩子。
但是瑞典政府找到了一个能达成共识的点；如果现在在我们国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是不是应该创造条件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人人都认可这一点。很多人不愿意生小孩，但喜欢孩子毕竟还是人的天性。所以瑞典政府有意识的宣传这个共识，并借此机会大幅度提高了儿童福利。政府给有孩子的家庭提供各种福利保障，甚至直接派保姆去家里帮忙照顾孩子；在医疗、教育上有一系列政策支持，创造各种条件鼓励生育。
瑞典政府的政策相当于全方位削弱系统的负反馈回路，结果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福利不是政府凭空变出来的，高福利意味着高税收。这些针对儿童的福利政策本质上是一个取舍；到底是成年人的幸福重要，还是儿童的幸福更重要。瑞典政府通过引导一个新的社会共识，帮着人民做出了选择。瑞典人宁可牺牲自己的收入，也要帮别人养孩子。所以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瑞典政府是对系统内各个部分的小目标做出了微调——换句话说，瑞典政府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要想改变一个系统，可以有上中下政策：
（1）下策是“直接命令”。为提高生育率，罗马尼亚政府的做法是直接禁止避孕和堕胎，想要什么就直接要，反对什么就直接禁止，效果不理想。
（2）中策是“间接刺激”。匈牙利政府的做法是出台了一个激励政策，给孩子多的家庭提供更大的房子，找到系统中的一个平衡反馈回路，让回路松弛一下，但效果有限。
（3）上策是“寻求新共识”。瑞典政府的做法，对系统内各个部分的小目标做出了微调，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在新的共识上，把全社会团结起来去做一件事。
中国人经常说“团结就是力量”，到底什么是团结呢？真正的团结应该是在某种共识的基础之上，一个系统里所有人自己的小目标和系统的大目标达成了一致。今年提出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系统上策“寻找新共识”的积极运用。
这种政府级别的政策理论，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用呢？我们管不了国家，但可以管公司；管不了公司，还可以管自己的孩子；如果连孩子都管不了，最起码还可以管自己——这些都是系统。如教育孩子，也可以有上中下政策，就拿孩子玩手机游戏为例：
（1）下策“直接命令”，向孩子大吼“放下手机，否则我对你不客气”，甚至伸手抢夺。可以肯定这种方法丝毫不起作用，尤其对青春期的孩子。不要和青春期的孩子斗！
（2）中策“间接刺激”，对孩子说“孩子，你不玩手机，我给你零花钱，你去干点别的事情。”这个做法打开了一个反馈回路。这个做法取得了有限的效果，因为不玩手机的反馈回路并非只有一个，给钱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喜欢钱的孩子可能会因此消停一会儿，而对钱不感冒的孩子会不为所动。
（3）上策“寻求共识”。教育孩子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从“梦想”、“目标”、“价值感”、“安全感”等层面激发孩子内在的潜意识，并且借用老师、孩子信任的长辈等力量全方位、多角度去开导孩子，多组织户外活动等，转移其对游戏的注意力，把孩子慢慢从游戏身边剥离。时间或许久一点，但效果一定比前两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