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尘烟》是写给贫瘠的大西北土地的一首挽歌，将人性最光辉的一面剪辑成一个个随着四季变迁而流淌的音符。

电影的英文名是Return to Dust，房屋飘扬的烟火气迸发的生命力，房屋轰然倒塌砸出的漫天尘土——中英文的电影名相辅相成，演绎了一片贫瘠的黄土地，两个被抛弃的底层农民，三处被相继推到的安身之地，有人不动声息地活着，不动声息地死去，隐于尘烟，归于尘土。

马有铁和曹贵英的第一处安身地处被推到，两个人被逼到了生活的窄巷，这是乡土家园在不断放大的地理空间中萎缩的象征。

费孝通将中国社会的基层定义为乡土性的，人与空间的关系上是不流动的，安土重迁。但文明的进程像一股强大的离心力，将大西北——或其他地方——备受环境、气候、贫穷以及陋习折磨的乡土人甩向远方，并慢慢地改变了他们对生存空间的评价体系。

从大城市归来的家乡人不太可能将贫瘠的故土视为归去来兮的精神原乡，而对于依然生活其中的家乡人也很难具有感同身受的情感。每一个“久未居住”的村屋推到会得到一万五千元的补偿款，于是倒下的旧居将地方家园连根拔去。最后，当马有铁恪守承诺去归还两袋土豆，却只见原本水草丰茂的牧地被无情的沙丘包围——时空移民已将岌岌可危的村屋遗弃和埋葬。

马有铁和曹贵英对土地的坚守，是电影对农耕文化的唤醒，更是对生命轨迹的反省。

“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复杂的生命哲学简化成听得懂一粒麦子的叹息，而只要播种就能生长的麦穗和玉米，诠释了世道变故人心冷却后的依然如我。

始终对自然和大地保持敬畏，是不被人工文明异化，持守人伦底线的前提。

马有铁和曹贵英的第二处安身之地被推到，是两个人的希翼和新的开始，是一段精神童话的落地生根。

不必求同，不必了解，甚至不必有激动性感情的乡土男女之情，通过庄稼、动物、一砖一瓦传情达意，往往比语言更加有效。这是超越了爱情的一种家的功能。

曹贵英常有，而马有铁不常有。曹贵英身体的残缺，尤其是其生育能力的丧失，意味着她被物化女性的体系所抛弃，如若不是马有铁生而有之的善良，这场温情脉脉的婚姻，将会沦为一出现实中能被一眼望穿的悲剧。

但马有铁和曹贵英之间并非双向的救赎，而是相互的唤醒，在为生存而努力中看到彼此生命的价值。

曹贵英对于马有铁，是他生命所承载之重，让马有铁播种下一亩麦子、一陇玉米，让马有铁打出一块块土坯，每到一处都小心翼翼地贴上那个喜字；让他的生活与那头驴产生了质的差别，让他有了对来世的期许，也让他有了在她去世后和他过往的生存方式决裂的决绝。

马有铁对于曹贵英，这个最穷的老光棍是她生命的光。就像他们为孵小鸡做的纸窝，轻轻拨动挂着电灯的棍子，光芒从便纸盒满身的小洞穿越出来，在家徒四壁的泥坯房里转动，瞬间把曹贵英带到了跳动着希翼的完美世界。马有铁按在她手背上的谷粒花，甚至让她开始有了对外部世界小心翼翼的惊奇和向往，让残弱的身体可以拉驴、养鸡、做饭、照顾男人，爆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被虐待过的曾经，却依然拥有爱的能力和想象，这是他们的共同点，让两个被抛弃的失语者开始与世界上的另一个存在有了牵绊，有了使命感。

马有铁和曹贵英的第三处安身之地被推到，是留给观众的切肤之痛。

漫漫大雪里的初相识，到春天的播种，夏天的打土坯，秋天的收获，初冬的死别，一帧帧娓娓道来的图画完成了蝼蚁般人生的循环轮回。越长越高的麦田和玉米、越来越完善的家园、越来越有奔头的未来，却让观众有一种隐隐作痛的揪心。两个被排斥被压榨的人一直有一种命悬一线的宿命，麻绳专找细处断，这根线在渐长的希望中被揉搓，变得越来越细，最后在意料之中预料之外被扯断。

剧中两个最卑微的生命满怀着对生活最基本的悲悯和尊重，纵然拥有麦穗迎风生长般壮阔的生命力，却迎来先让他受尽苦楚、再给点温暖给点希望、最后全盘没收的残忍命运——这是让人最不能接受的结局。

木讷粗鄙的底层农民守着农耕时代的节奏，以圣人般的精神让粮食、家和温暖都在一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以自洽的文化体系在工业文明中苟活，以笃信的价值观念对这个世界回之以歌。

电影推翻了善恶有报的普世价值观，但凡脑壳活泛一点，丢掉对道德的敬畏，便会拥有金钱拥有话语权。但是电影又冷静克制地展现了两个人由陌生到熟悉，到相依为命，清贫苦难的日子过出让人羡慕的朴素诗意，将弥足珍贵的人类品德留给观众去叹息并带走。

人类的幸福或有上限，但苦难的深渊却深不可测。但直视这样的痛苦是征服苦难的必要前提。

我们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周遭的人使我们成其为人。当我们走出电影院的大门，当我们按下电视遥控器的开关，愿我们不会只剩下对马有铁和曹贵英的唏嘘感叹，他们应该被看见，被尊重，被善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