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遍读柴静的《看见》。

第一遍读大概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出于对畅销书的好奇和高三看过一部分《穹底之下》时对柴静产生的尊敬。

读了不到三章，书就被我合上了。可能是她那种有点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式的写作语气激怒了我，我丧失了了解这个记者的兴趣。

这次重读则是因为前两日与朋友闲聊时她提到了这本书对她的影响。

我查了一下，《看见》是2013年出版的。在这五年中，无论是柴静、央视还是新闻行业，都产生了许多变化。但这本书对我来说，依旧有着极强的冲击力。

在从第五章开始读到泪流满面时，我跟朋友这么描述，“这本书击中了很大一部分的我。”

 二。

慢慢读着《看见》，我以第三视角的旁观者心态发现，其实自己始终在试图从这个记者的描述中找到一些有关新闻的观点。

我在高考完为自己选的专业是金融学，因为那时的我喜欢数学和统计。

我曾经向妈妈放下狠话，“别的专业都可以，但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学新闻和法律。”

自那之后，我再也不敢随便提到“一辈子”这个词，因为我从自己身上看到了人类短短几个月就可以翻脸不认自己的背叛潜力。

那时之所以抗拒新闻和法律，并不是觉得它们不好，而是自己有种发自内心的害怕。

新闻和法律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是有点冷厉的存在，常常揭露，常常作体面的反抗，而这正是当时的我所害怕的。

在心里，我给自己所构画的世界一直是只见阳光的，不能有阴沟，不能有乌云。

我害怕暴力，害怕看到新闻揭露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害怕法律辩护时的掷地有声。或者说，我其实已经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love&peace的，所以我拼命抗拒接触到那些可能破坏我的美丽遐想的事物，比如法律和新闻。

但在说出那句狠话一年后的今天，我要用自嘲的语气大方承认，新闻和法律是我现在想要从事的职业的top2。

这样的观点的彻底颠覆发生得悄无声息，我再去回想时，怎么也想不到过程。我只能反推，大概这一年里，这个小姑娘变现实变勇敢了，大概这一年里，这个小姑娘越来越意识到新闻的力量了。

这或许是我泪流满面的原因之一。

我记得我是从哪里开始落泪的，是从柴静那一章关于家庭暴力和妇女弑夫的记录开始的。再到后来的同性恋，卖淫女，我的眼泪再没能停下来。

我是为那些被家暴逼到不得不举起刀捡起棍子拿起枪的女人们哭的，因为我也是女性。

但不仅仅是为她们。

我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感觉就在那一段文字里，我突然读懂了柴静，而我内心深处藏着的那个关于新闻关于揭露的抱负，也被柴静看见了。

 三。

柴静在书中写她的无力感，“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不过是个记者，做完采访就要走。”

是啊。在采访中看到令人心痛令人无奈的存在，但她能做的似乎只有回去认真剪片子，让那些镜头和对话尽可能准确地投映到屏幕上。

而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似乎只能坐在书外，一点劲儿都使不上。

不。不够。

你知道吗，在过去的十九年，我听过许多人对我说那一句“可是我们不过是渺小的蝼蚁，我们是不能改变世界的呀”，因为我一直一直，放不下那种带着点英雄主义的大抱负。

我一直是很满意自己当时选的这个专业的，因为我喜欢。但是前不久因为遇到某些事，我就又止不住地开始思考，思考着思考着，就发觉其实金融的本质和我的一些价值观是背离的。

我出身贫寒阶层，身边的许多长辈也好同辈也好，被死死地钉在这个连基本的生活都要苦苦去挣的阶层。而我学了金融，将来却打算帮助手有余富的人用钱生钱，在赚得应有的劳动报酬的同时眼睁睁地看着贫富差距愈来愈向一个不可消除的方向发展。

并不是说金融有错，只是，这是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妈前段时间和我聊天，听我说到不想再继续学金融，她沉默了一下，开口，“或许是这样。但是，你不要想太多，这些事情哪是你能改变的，你一个人不学金融，别人难道也会不学吗？”

我嘴硬，“那至少我不学的话，就少一个人学。”

我心里明白，她对我没有多么大的期望，只希望我能通过自己的专业赚到应得的劳动所得然后带领我们家实现阶级向上流动。

她没错。而我自己，甚至也说不出来，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和我有多大的直接关系，可我就是不安心于此，我就是想改变世界。

柴静说有的制片人不喜欢她，觉得她身上总有一股要把什么表现出来的劲儿。

也有人不喜欢我，所以每每我有类似的感受或想法，总有或亲近或疏远的人跑过来劝我不要那么幼稚单纯。

 四。

柴静常常这样回应那些“你做了这件事世界就一定会变好吗”的疑问，

“我不知道我做了世界会不会变好，但是不做的话，世界肯定变不好。”

这样的对话在《看见》里出现过不止一次，因为柴静被不止一个关心她爱护她的前辈同事劝“别那么理想化”。

在不知道第几次读到她的这句回答时，我坐在床上哭了好一阵。

在那一刻我清晰地感受到被世界需要。

我突然无比地笃定，无论身边的人是否需要这样的我们，但世界一定需要不失理想、常怀英雄主义抱负的我们。它一定需要。

前两天和韩同学倾吐自己心里那个已经默默蓄力很久的媒体理想，我们俩突然就聊起了#MeToo运动。

我说，当我有一段时间频繁在社交媒体上看到#MeToo运动时，我有一种难以压抑的冲动。

柴静在《看见》中多次提到了自己上学时期回家路上总有一个奇奇怪怪的人挑衅地盯着自己看，那个男的在某一次还曾喝得醉醺醺地直接扑倒在她身上。

90%的女性，都曾遭受过或大或小的性骚扰或性侵犯。

抱歉，这个90%是我捏造的，不过，它是我的第一直觉。

高二高三有两年的时间，我回家的那段最靠近家的1/3的路上，也有一个这样的男人。我比柴静要幸运很多，他只是在偶尔出现时用奇怪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我或打量我，偶尔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发出类似于吹口哨之类的挑衅声音。

但仅仅是那一个眼神，就让我提心吊胆了整整两年。

在学习压力最大的时候，这件事也会往我心上压一块儿石头，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常常一边做着题一边想象自己某天会不会被他从路上绑走。

在高考结束之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我终于不用再走那条路了。”

所以我和韩同学说，对于#MeToo，我想做的事情是，引导或者帮助我身边普通的女生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性骚扰威胁讲出来。

我希望能够改变一点什么，能够让人们意识到其实你身边的任何一个普通的女生都可能或曾经经受过性骚扰，能够发出一点公众人物之外的普通人的声音。

不是要等到性骚扰变成严重的性侵犯、性虐待，我们才有必要关注它。

韩同学则跟我讲了他对于#MeToo的一些思考，他是理工科，所以有我们这种文科生少有的理性分析能力。

他说关于#MeToo，他看到的更多是舆论信息的误导，有很多我们看到之后立刻义愤填膺的性骚扰新闻其实可能是一场有预谋有分工的新闻炒作，各种无良媒体利用“人们”这个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特性和道德正义心理获取舆论热度，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善良和义愤沦为无良媒体捞一笔的工具。

在读到柴静的那句“不做就一定不会好”时，我突然觉得，世界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的。

这句话不是站在任何道德制高点上，也不是想要标榜什么，而是在那一刻，我真真切切所体会到的一种荣耀和使命感。

虽然我知道可能最终收集来的关于性骚扰威胁的信息根本无法获得曝光度，无法对舆论讨论的现状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虽然韩同学也曾戏谑地表示他知道想要试图向社会呈现一种客观真实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们从来不愿意放弃那份相信，即相信「个人的行动可能会有用」。相信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五。

在柴静加入后的某一段时间里，央视的《新闻调查》一直在关注一些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同性恋（在五年前、十年前，同性恋被自然而然地定义为病）、家暴下的女性、被戒毒所卖去卖淫的吸毒者。

有人指着柴静说，央视应该去关注国家大事、时政要闻，去关心这些边缘人有什么意义。

我大概能理解柴静那份最原始的冲动，因为这段时间我在和很多朋友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时我说，“我想呈现这个社会主流之外的生活”。

也许是一种原始的反叛心理在作祟，相比于那些按部就班、规规整整的社会状态，我更对靠街头卖唱生活的人、更对那些读了四年大学然后屈服于一个完全专业不对口的岗位上的年轻人感兴趣，相比于朝九晚五的都市生活，我更在意那些从钢筋水泥森林里面无表情地走出来的人剩下的那属于自己的十个小时。

很多选题，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选择去做。就像上次在地铁站上拍的那100个人，我只是被一个末班车上的状态触动，我想，所以我做了。

你问我到底想用照片、文字、视频去表达什么？

我还真说不出来。所以我反复跟韩说，“或许我只是想呈现这些东西”。至于看它们的人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是不在我控制范围内的，也是我不想去设想的。

我不知道当年柴静为什么取书名为《看见》，但对我来说，“看见”这个词有击中我的力量。

我不知道我想要呈现什么。

我只是看见了一些人，一些事情。

而且，还想让你也看见。

看见，或许正是我出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