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边沁认为，能否让大多数人幸福，是衡量一件事正义与否的最大准则。
这句话看起来似乎很正确，因为他从集体主义出发，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这也就是功利主义的核心观念。但他忽略了人的自由和尊严感。
单身的青年对相亲这个话题再熟悉不过了。用功利主义的理论，只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幸福感，这件事就是正义的。那么相亲如果能满足父母，七大姑八大姨的幸福感，那应该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还有伦理学最为著名的电车难题。
不管我们接受或者反抗，功利主义都已经深深扎根我们的社会。在功利主义的推动和影响下，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我们，几乎都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不难发现，功利主义是一个思考的基本点。
比如说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边沁提出的功利主义，建立了一个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公正标准。道德问题，自由问题，都可以用功利的最大化来看。
这个时候，我们才学会思考无用。
我们需要无用，就像我们需要空气。
人生，并不是拿来用的。
世人应该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
人活着的意义在于享受生活，如果活得太实用太功利，便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中写到：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但是愈精炼愈好。”
余光中说：“天下的一切都是忙出来的，惟独文化是闲出来的。”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倡导人生要有用，为社会所用，为国家所用，为家庭所用。一切无“用”之物都成了奇技淫巧。
“我想学哲学。”
“这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
“我就是喜欢画画。”
“画画有什么用，能卖钱吗？”
“我想出去旅行。”
“旅行有什么用？能赚到钱吗？”
从小到大，从生到死，我们都在和“有没有用”这个词打交道。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都被父母、爱人、上司以及我们自己，习惯性地划分为“有用”和“无用”两类。
有用则宠之，无用则弃之。
功利主义，已深深长进我们骨髓里。
于是，大家都忙于投机赚钱而不是实业；
于是，大家都忙于山寨抄袭而不是创新；
于是，大家都那么浮躁而不是静心做事。
但世界上许多美妙都是由无用之物带来的，
比如听一夜窗外的雨打芭蕉声，
比如画一幅夕阳下的大漠孤烟直，
比如写一笔龙飞凤舞的兰亭序，
比如弹一曲心旌摇荡的琵琶行，
这些看似无用的无聊事，带给心灵上的惊喜、抚慰、宁静、安然，却是任何有用之物都无法企及的。
梁文道在《悦己》中写到：
“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如果生命是一场奔跑。
那么终点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跑得快或慢也没有那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