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洲芳文】
我是75年的4月插的队，高中毕业18岁，当时应该可以不插队，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大，父母年岁已大，家里还有个妹妹。可是无奈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我就必须去接受再教育了。
我们班里三个女生三个男生分到了一个队，是大兴县定福庄公社西南次大队，队里人口不多，记得四五十家，二百来口人。大队书记叫柏进茂，队里几乎所有的干部不是姓柏就是姓赵，村里的80%的人都是这两姓的亲戚。村里的生产搞的不错，在那个时候都能吃上白面了。
给知青在村头盖了一溜排房，我们三个女生分到了一个宿舍，宿舍的那一头是几个比我们早一年去的初中老知青。我们宿舍里一开始的时候还好，带的饭盆、脸盆、刷牙缸子、从家里带来的炸酱、咸菜还整整齐齐的摆在窗台上，没过几天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床板和被褥，都被初中的那帮插友拿走了。也试图和他们据理力争，可是他们嬉皮笑脸、混不讲理。觉得我们是共产主义，东西可以随便用。以后去伙房打饭也是抓着那个算那个，没有固定的碗筷了。伙房的饭永远是白馒头，白菜、土豆、萝卜汤。但是那时候也觉得吃什么都香，干活太累，冬天的时候带着冰渣子的馒头也能吃八个。
第二天我们就出工干活去了 ，每人发一把铁锹平整土地。把底洼的地垫平，把土装到独轮车上推走。开始的时候推的歪歪斜斜，有时候一车土折到半路，恨不能把人也带一个跟头，后来掌握了技巧，慢慢地也会推独轮车了。干一天活，手上磨起了泡，慢慢的就变成了厚厚的茧子了，那时候不会偷懒，真是玩命干，正值年盛身体也好，慢慢的也习惯了。后来我们还干了一段基建盖房的活，和泥递砖。还干过烧砖的活，挑着两桶水走到高高的砖窑上浇水，没点劲头真不行，没多久，我们三个女生的工分从8分涨到了9分，再后来涨到了10分。
麦收了，早晨起来4点多出早工，去拔麦子，干2小时再回来吃饭，收麦子是最累的活，老弯着腰干，最后腰都直不起来了。后来把知青都调到场上去打麦子了，麦场有个脱粒机，我们拿着叉子往脱粒机里喂麦子，机器出口有人把麦秸运走堆成一个高高的山，麦粒筛完了装麻袋，场上的活虽然比拔麦子轻省，但是时间长，一天要干十三四个小时，对于年轻觉多的我们真是熬的够呛，有时候站着就可以睡着，有个人实在困了躺在麦垛里睡着了，差点让机器给压着。
夏收过后到田里去干活了，开始是拿一个半圆的家什叫“挖子”去挖地，就是给豆子锄草，地头可真长啊，一眼望不到边，开始的时候分不清苗和草的区别，常常把苗薅了，队长检查过后不管三七二十一臭骂一顿，又不甘心落在后面，所以玩命干吧，那时候也经常有小伙子给接地头，真是谢天谢地谢谢小伙子。到了头可以休息一会儿。在长长的望不到边的中间又累又渴，老是想着：“这会儿要是有一瓶冰镇的北冰洋汽水该多好啊。”汽水给了我精神力量，支撑着我干到了头。那时候觉得到了地头捧一捧河沟子里的水，觉得清凉甘甜，躺在大树底下歇会儿是最惬意的事了，真是觉得渴了喝水，累了歇着，是天下最好的事。
最高兴的事是老天下雨，下暴雨也不好，一会就晴了。最好是连着下几天中雨，我们可以休息两天。村里的小青年来找我们玩牌，“争上游”。年轻的小伙子就是愿意找漂亮的姑娘待着。那时候有三个小伙子老来找我们打牌，收工了，晚上也来。三人也都是生产队里青年人的尖子。记的有一个叫“小生子”，当时宿舍里飞满了苍蝇，挂衣服的绳子能变成黑色的，他能够徒手抓苍蝇。眼急手快。他们三人也给予了我们不少的帮助。有时候还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他们也到北京我们的家来做过客。最后这三人也随着知青调到了城里工作了。
秋收的时节是农村里最好的时候，大喇叭整天广播到场上分白薯了、分梨了、分西瓜了，分棒子了（老玉米）好像没给知青分过，但是干活的时候也是一边干一边吃，在瓜地里干活，把西瓜摘下来，挑到地头，然后装车拉走。摘西瓜的时候，用指甲把西瓜剌成一个口，用手一劈，瓜自然裂开，取中间没籽的地方吃了，其他的用来洗手。我们那块都是沙地，种的西瓜倍甜，落瓜（摘瓜）的时候一会去一趟地头放水（上厕所）。虽然也累，但是比锄地强多了，有瓜吃，有时候老农还给几个甜瓜吃，也是脆甜沙，好吃极了。
落完了瓜，落梨，爬到树上摘梨，一边摘一边吃，大鸭梨黄澄澄的特别的诱人，有一次我一气吃了八个，吃的拉稀，那时候我才知道梨不能多吃。秋收的时候嘴里不闲着，偷点场上堆的梨，偷几颗树上结的枣，吃个老农给的瓜，看见什么吃什么。以至于回到城里习惯了，看见水果摊的水果也想拿了吃。
知青宿舍太乱，我萌生了找个清净地方看书的想法，于是申请去猪场养猪，队长还准了，在猪场了我遇到了我一辈子做人的榜样—戴显英，每当以后我遇到了困难，遇到了不公，我就想起了她，那时候我和她还有另一个女青年在猪场干活。她两轮流倒班，我是辅助，每天夜里还要起来喂小猪仔，睡到最困的时候起来冬天又冷，真是需要毅力，每当她值班的时候她就不让我起来，她一个人干活，脏活累活都是她干，从来没有怨言，也从不计较。她跟我说“不用跟别人计较，就当没有那个人。”这句话让我受用终身。另一个人就不一样了，夜里从不起来，都是我一个人热猪食，喂猪。在猪场干活也不轻省，铡草，碎猪料，拌猪食，挑着去喂猪，打扫猪圈猪睡觉的地方，猪圈底下起猪圈的活由壮劳力干。还接生过小猪仔，下猪仔的时候要守着母猪一夜。
当猪倌的经历可能让我爸爸不爽，给我寄的信写上猪倌收，这个事让书记觉得我爸看不起劳动人民，觉得他受到了侮辱，现在想起来也是，双方都可以理解。
喂猪的小白薯埋到灶坑里变成了烤白薯，知青同伴拿个大盆经常让我给烤白薯。成了那时候没有零食的“零食”。还有一种最好吃的是大秋的时候在临村的地里干活，偷点老玉米，挖一个坑，点着了棒子秸秆，等棒子秸烧成了灰，烤出来的老玉米和蒸的不一样的香甜。
开知青代表大会，队里推举我当了知青代表，去公社开了三天会，开会由公社的先进知青做报告。报告内容记不清楚，记忆最深刻的是吃了三天的猪肉炖粉条，那个香啊，无法用语言描述，知青的伙食哪里见过肉啊，当时我跟我妈说“生肉我都敢吃了。”
我在上学的时候总是搞宣传写字，回家的时候遇到一个同学，她说你可以申请到公社去搞宣传，异想天开就给公社写了封信，过了几天通知我去公社帮忙，去知青办帮助抄写知青卡片，我把每个人的档案都看了一遍，还看到了熟悉的人父母的历史问题。家庭情况等，有时候也跟着知青办的负责人去知青点检查工作。去了三个月又回村了。
接着浇了三个月的花生地，我和当地的一个妇女，那个人总是让我一个人盯着她回家干点活，浇地是个轻省活，开机井，开渠口，然后就看着吧，隔一会就拔一把生花生，在水里涮涮吃了，浇地的时候都不想吃饭了，生花生也很好吃，带着浆的花生格外香甜，浇地是白天夜里连轴转，夜里就把褥子铺在地头睡觉，睡着半夜发大水了，不受管束的大水把我们淹了以后才醒，赶紧起来修渠梗，关机井。抗洪救灾。
村里的出纳要调到公社工作，让我接出纳的工作，还专门给我腾出来一间单独的房子，让一个女生陪着我住，设了一个保险柜，其实那时整个的生产队也没有几千元钱，记得第一年分红一年才分了一百多元，我买了一块北京牌手表。不过干了出纳就是脱产干部了，不用干活了，空闲的时间也可以干点活。出纳干了三个月，这时候开始知青招工回城了，大队妇女主任找我谈话，让我留下，让我入党，让我继续干出纳，我急了利用去公社银行取钱的机会给我爸妈打了个电话，结果那天晚上村里干部开会，举手表决让谁回城，猪场的大姐戴显英的哥哥戴显华投出了关键的一票，五比四通过，我可以返城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的一大早我爸妈赶来了，我说了情况让他们赶紧回家了。
大队的书记柏进茂可不干了，在队里遇到他正在干活，一边推车一边骂，说我利用职务之便给我爸妈打电话，我爸妈来了也没有见他，从小到大没有挨过骂，一直骂的我脸一阵红一阵白，爸妈来了为什么不让见见书记，书记也是讲理讲面的红脸汉子，把一个小村经营的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也是很有本事的人，猪倌的事情埋下了芥蒂，这次又……实在是伤了书记的心。可是当时就是那么不懂事。
回忆起插队的事情，觉得知识青年是应该到农村到工厂受到锻炼，两年的锻炼虽然受了点苦，但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们确实得到锻炼，锻炼了的抗压、抗挫折能力。从一个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娇小姐，锻炼成了一个能吃苦受累的黑铁塔。人生不能缺少这样的锻炼，台湾的青年大学毕业必须要服二年的兵役也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