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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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出版了《娱乐至死》。
对于刚刚度过了1984年的人们，可能庆幸着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可怕语言并没有实现，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却告诫人们，现在美国可能已经陷入了另一个可怕的语言——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波兹曼在本书中主要探讨了媒介对文化的重要影响力，以及两种媒介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印刷机和电视机。
一、媒介即认识论
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信息。”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
而作者从中得到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
比如，《圣经》中的摩西十诫，其中第二条就规定“不可为自己雕刻雕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因为他们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之中，而禁止运用图像等形式去表现上帝，便能够防止新的上帝进入。
而媒介还有一个特性：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我们在看手机、看电视、看手表、听演讲的时候不会考虑手机、电视、手表、演讲者对我们认知世界的影响。
它们会使我们更加倾向于某种观点？还是会使我们的思维方式更加简单？还是会改变我们的认知习惯？这些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思考。
但确实有小部分人想到了这个问题，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写道：“钟表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拘役于时间的人。”
所以，媒介改变着我们的认知。
二、从印刷机到电视机
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
那时的演讲者和听众都习惯于充满书卷气的演讲。在那种喧闹的社交场所，他们并不希望看到一场有趣好笑的表演，而是期待一种理性思维的碰撞，他们崇尚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富有逻辑的话语。
但在到了20世纪后半叶，印刷术退至美国文化的边缘，而电视机后来居上，迅速占据了美国文化的中心。
电视全心全意地为观众提供娱乐。
电视使人们足不出户便能与整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电视传递给我们信息的过程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轻松愉悦。
娱乐便捷电视的优点——供人消遣，获取信息。然而，这同时也是它的缺点——我们获得信息的方式都是娱乐性的。
所以，作者开始感知到了赫胥黎预言的威胁——人们沉迷在娱乐之中，而逐渐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娱乐至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