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基本都能摊上一两个“一生之敌”。比如两汉跟匈奴，从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一口气打到了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的金微山之战，才基本上将匈奴打服，从此老老实实的为汉屏藩，不敢再搞事情。比如唐朝与突厥，前者一开国就蒙受了渭水之盟的耻辱，但仅在三年后就一战平定东突厥，又在30年后灭亡西突厥。至此唐朝不但北疆安定无事，还给自己弄回来了一大票姓阿史那的忠心耿耿的名将。
而唐朝真正的大敌，其实是位于西南的吐蕃。话说这个吐蕃真算得上是大唐王朝的前世冤家——唐前千年她默默无闻，唐后千年她见谁降谁，偏赶上大唐就非死磕到底不可。而且吐蕃人憋了千年的火力这么一爆发，那威力还真不是盖的，巅峰时不但尽占河西、陇右、西域，还在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一度攻陷长安并占领了15天。
但吐蕃人崛起得快，衰落得更快。在唐军持续不断的打击下，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时快油尽灯枯了的吐蕃人就不得不与唐人签下了一纸长庆盟约，自此缩回了高原。到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辉煌了200多年的吐蕃帝国土崩瓦解，虽然唐朝也在60多年后完蛋了，但起码先把老冤家给熬死了，也该瞑目了吧。
之后的两宋就热闹了，但凡身边冒出个邻居都能把他们折磨得欲仙欲死。为啥？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打服过人家，后来只能越打越拉胯。不过宋人的本事就俩字儿——能熬。哪怕被欺负得就剩下东南半壁江山，人家照样挺出来个319年的国祚，让人不服都不行。
至于明朝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说大明朝的死敌，总让人第一时间想到满洲人。但事实上努尔哈赤遗甲起兵时，明朝已经立国215年了。等到他绞尽脑汁扯出个“七大恨”的借口与明朝正式开战时，后者距离亡国更是不足30年。这意味着明朝十六帝中起码有十二个怕是连建州女真这个名号都没听说过，更别提什么满洲了（皇太极于崇祯八年、即1635年才改族名为满洲）。
所以当得起明朝一生之敌的，也就剩下个蒙古了。毕竟从洪武开国到俺答封贡，这对老冤家打打停停了整整203年，要说蒙古没这个资格，恐怕连明人都不会同意。
01
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一直有善待亡国之君的传统。比如秦灭六国后，以始皇帝之狠辣直接动手杀掉的也只有一个韩王安，还是因为后者涉嫌搞叛乱。王莽篡汉后没杀掉刘婴，曹丕立国后对刘协也不错，不但得了善终，还成为东汉诸帝中的第二高寿（享年54岁）。司马晋氏一统天下后，对魏蜀吴的三位末主刘禅、孙皓和曹奂也一个没杀，还留下了“乐不思蜀”的所谓佳话。
但从南北朝开始，宋武帝刘裕开创了个非常恶劣的先例，那就是将本已经老老实实将帝位禅让给他的晋恭帝司马德文给咔嚓掉了。从此以后每逢改朝换代，旧朝末帝就再也没好日子过了，被一刀宰了的还算幸运，更常见的场景则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斩尽杀绝，斩草除根。
不多的例外中除了赵匡胤没好意思杀柴宗训外，就剩下个明太祖朱元璋了。
现在我们回看明朝的开国史，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自朱元璋起势后，就一直跟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本应同为战友的江南义军打得热火朝天——说好的一起反元呢？怎么把大反派撂一边自己先干起来了？
其实大反派也没闲着，眼瞅着南方打成了一锅粥，这帮血脉里永远少不了好战因子的蒙古人手也痒了。不过让人薅光头发也想不通的是，蒙元君臣干的居然不是发兵平叛，而是自己人搞起了内讧。
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开始，在朱元璋等汉人义军在江南窝里斗时，同为蒙古人的哈麻兄弟、搠思监、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在北方也开始了大乱斗，而且打得异常残酷血腥，压根没工夫搭理南方的那点破事。
为啥打得这么狠？因为表面上是一帮军阀权臣在争权夺利，真正坐镇幕后操控他们的却是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皇后奇氏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而这一家三口争的，就是在大元朝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
当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一统江南、赢得了这场全国内讧争霸战的南方赛区冠军时，北方赛区的各位种子选手正打得跟血葫芦似的、还难解难分着呢。所以当老朱伸手捞过界、悍然宣布北伐时，大元朝的君臣们彻底傻了眼，还找不到裁判说理去，这可咋整？
此时的蒙古人早把自己打残了，唯一剩下个能打的扩廓帖木儿、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保保还遭削爵贬职，被撵去了晋宁（今山西平阳）。面对气势汹汹的北伐大军，妥懽帖睦尔没办法，只好豁出面子赶紧喊扩廓帖木儿快来救驾。
结果扩廓帖木儿紧赶慢赶，还没跑到大都（今北京）呢，妥懽帖睦尔一家就先溜为敬、“巡幸”上都（今内蒙锡林郭勒）去了。至此大元朝宣布完蛋，被明朝取而代之。
话说妥懽帖睦尔能如此顺利的逃回老家苟延残喘，还幸亏有朱元璋放水——在那篇驰名遐迩的《谕中原檄》中，他明确指出北伐中原的目的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还真不是忽悠人——老朱就是想把妥懽帖睦尔撵走就算拉倒，压根没想过要把蒙古人给一锅烩了。
所以徐达的北伐大军打到通州就止步不前，居然在原地呆了7天啥也不干，这才让妥懽帖睦尔有了开溜的机会。后来徐达杀到了上都，还是照旧给了妥懽帖睦尔一条生路：
“大将军达之蹙元帝于开平也，缺其围一角，使逸去。常开平怒亡大功，大将军言：‘是虽一狄，然尝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将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则纵之固便。’开平且未然。及归报，上亦不罪。”（《智囊·上智部总叙·远犹卷第二》）
朱元璋跟妥懽帖睦尔自然没啥交情，他这么干也有着不得已的理由。
老朱在江南时，不是没跟元军打过仗。不过元朝的统治重心在北方和塞外，驻扎在江南的大多是汉军，战斗力没法跟正牌的蒙古军队相比，所以才让南方沦为一大帮汉人义军搞内讧的战场。
而真正的蒙古军队的战斗力，要说朱元璋不心存忌惮显然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九月因张士诚嘚瑟的太厉害，招惹到了元朝丞相脱脱亲率北方大军前来围剿，结果一路打得老张鸡飞狗跳，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被围在高邮差点自己抹了脖子。后来幸亏妥懽帖睦尔帮倒忙，把脱脱解职并毒死，张士诚这才逃过一劫。
张士诚是老朱在江南除陈友谅外最大的对头，为了解决掉他可是费了老鼻子的劲。然而老张遇到真正的蒙古人就一触即溃，如果老朱真把妥懽帖睦尔给逼急了，豁出老本把塞外的部族军都调来跟北伐军决一死战，哪怕明军仍能战而胜之，但显然也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更何况朱元璋自家后院也不太平。蒙元虽是异族入主中原，但已享近百年国祚，哪怕他们的统治再如何暴戾贪婪，但相比老朱这个泥腿子出身的新皇，仍不乏大把的汉人、尤其是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士人将其视作正统。比如曾在元廷任职户部尚书的张昶，朱元璋重其才略，不惜以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这样的高官厚禄赠之。谁知张昶却不领情，公然在他面前宣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明史·卷一百二十四·列传第十二》）。再如曾在元朝当过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的大儒戴良，就因为蒙古人曾施舍给他个从五品的小破学官，便从此忠心耿耿，数次拒绝老朱的征召，宁死不食“明粟”。最终哪怕被气急败坏的朱元璋抓进监狱也死不悔改，反而在写下了大把慷慨悲凉的怀念故元的诗作后自裁而死，心甘情愿的替他的主子陪葬去了。
而且这种情况还不是个例，相反非常普遍，以至于史书中给出了“明初文人多不仕”（《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的结论。
所以朱元璋必须尽快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妥懽帖睦尔的那个旧朝廷给撵走，而非把后者逼得狗急跳墙、不得不决一死战——万一北伐军出了什么意外，老朱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事实上妥懽帖睦尔还没开溜，朱元璋就急不可耐的打发宋濂、王袆等人赶紧去修《元史》。在他的耳提面命之下，210卷的《元史》仅用了区区331年就告大功告成，创造了二十四史编纂的最快记录。
新朝修旧史，这是历朝历代的传统。一旦这件事做完，就可以象征着元朝的那篇儿翻过去了，大明天下已经名正言顺了。
由此可见，老朱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把这篇儿翻过去，别的啥事都得统统往后排。
02
但朱元璋很快就后悔了。
所谓打虎不死，必受其殃——为啥自打南北朝起历代新朝甫立就必然要对前朝皇室斩尽杀绝？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元廷被明军撵出中原、逃回塞北后并未土崩瓦解，而是继续使用“大元蒙古国”的国号。更重要的是除了妥懽帖睦尔坐镇蒙古故地外，盘踞在山西、甘肃的扩廓帖木儿，辽东的纳哈出，云南的把匝剌瓦尔密都在与其遥相呼应，而像高丽、畏兀儿等中原王朝的传统属国也依旧尊奉北元为宗主国。
这就对明朝的统一和统治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所以为了消除隐患和震慑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朱元璋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起一直到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的27年间，连续发动了13次大规模的北伐，誓要将古元的残余势力吃干抹净才能放心。
结果13仗打下来，劳民伤财且不说，还输了好几次，转悠了好半天连个蒙古人的鬼影子都没找到的也有好几次，当然也打了几个扬眉吐气的打胜仗。不但收复了近塞和辽东，还在捕鱼儿海一战中逼死了妥懽帖睦尔的儿子（也可能是孙子）、乌萨哈尔汗脱古思帖木儿，阵斩太尉蛮子，活捉了一大票蒙古贵族，可以说将残存的北元小朝廷彻底给打散架了。
但很难说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
嘉靖倭乱时，东南总督胡宗宪在诱捕了巨寇汪直后打算把他杀掉。幕僚徐渭出面阻止，认为有汪直在还能约束倭寇不至于太过妄为，一旦把他杀了，倭寇群龙无首，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破坏。
等到汪直被浙江巡按王本固强杀后，徐渭果然一语成谶——倭寇失去约束，肆虐大半个东南，让明朝朱厚熜和胡宗宪这对君臣吃足了苦头。
蒙古问题其实也一样。北元小朝廷虽然丢了中原，但黄金家族的名声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些草原上实力雄厚或者野心勃勃的部族首领虽然在心里对妥懽帖睦尔及其子孙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但表面上必须得保持恭敬。为啥？因为对于蒙古人而言，成吉思汗的子孙是尊贵而不可侵犯的，就像孔夫子之于汉人——甭管孔家的后代有多蠢、多坏、多恶，但谁敢动姓孔的一根毫毛，就得被全天下的唾沫星子淹死。
所以有吃嘛嘛不剩、干嘛嘛不行的妥懽帖睦尔及其子孙镇着，蒙古各部的野心家们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等到朱元璋的大军将北元小朝廷拆个稀巴烂以后，黄金家族外强中干的本来面目彻底暴露，那些信奉弱肉强食的草原部族就不再把他们当盘菜了。在此后的二百多年里。姓孛儿只斤的蒙古大汗动不动就被他们曾经低贱的奴隶当猪狗一样宰掉，要么就被高高挂起当个有名无实的傀儡。而更重要的是，蒙古各部失去了统一的领导，瓦剌和鞑靼相继崛起，成为了明朝的心腹大患。
对此，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应对，那就是铲强扶弱——哪个嘚瑟了，就往死里削；哪个趴菜了，就赶紧扶一把。
表面上看，这与东汉收拾南、北匈奴的策略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要知道东汉敢这么干的前提，是在经过西汉一百多年的持续打击下，已经彻底打掉了匈奴人的战略进攻能力。当然朱元璋和朱棣也想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前者才会发动了13次北伐，后者更是连续5次亲征塞外。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功亏一篑——仗倒是没少打，粮饷更是没少花，但像漠北之战或金微山之战这样决定性的歼灭战却一场也没打出来，反倒是把自己的家底给打空了。
比如战马。经过蒙古人近百年的经营，起码在明初时中原是不缺马的。结果经过13次洪武北伐后，国内的战马存栏量急剧下降，以至于在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朱元璋打算发动第十三次北伐时，他的第三个儿子晋王朱棡吓得赶紧上书，让老爹可别再瞎折腾了：
“我朝自辽东至于甘肃，东西六千余里，可战之马仅得十万。京师、河南、山东三处马虽有之，若欲赴战，猝难收集。苟事势警急，北平口外马悉数不过二万，若逢十万之骑，虽古名将亦难于野战。”（《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洪武三十年五月》）
可惜朱棡的老子是出了名的犟，别人越不让他干啥还就非干不可了，所以北伐继续，战马继续消耗。到了永乐靖难之后，朱棣更是5次亲征出塞，还每回都大张旗鼓，结果就是蒙古人没打着多少，反倒是把国内的战马近乎消耗一空。尽管此后的两百多年间大明朝廷拼命的改革马政，把老百姓折腾得欲仙欲死、无数次造反，可明军的骑兵部队直到亡国也没有恢复元气，只能依靠步兵和坚城被动防御一波又一波来犯的异族骑兵。
没了战马还有步兵和坚城拿来凑合，可要是没钱了，那仗就彻底打不下去了。
朱元璋在位时还算谨慎，没钱了就缓几年，整几个大案子割几茬官员和大户的韭菜，搞到钱了再打。可朱棣这个战争狂人却没这个耐心，况且他不仅要北征残元，还要迁都北京、南征安南、疏通漕运，还打算经营西域，哪件事不是海海的花钱？可大明朝是出了名的穷，他哪来的钱？
办法有两个。其一就是拼命搜刮百姓，据有关资料考证（《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边俊杰著），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全国收缴的税粮就达到了3113万石，而且是连续3年保持在3100万石以上。按照当时的户籍人口计算，每户农民缴纳的田赋超过3石，还没算上各级地方层层的中饱私囊、肆意克扣。而在20年前的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明朝全国的粮食产量才约为2089万石（《太祖实录·卷一七六》）——这可是产量而不是田赋。而且在一场靖难之役把大半个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烂的情况下，莫非朱棣会变戏法、变出了这么多粮食？
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朱棣把地皮都刮出火星子来了。事实上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永乐年间在户籍人口还少于洪武年间的情况下，人均田赋增加了约2.4倍。
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国家突然宣布将个人税收增加两倍半，那日子得过成什么德性？
当光靠横征暴敛仍无法满足朱棣的胃口时，他又把主意打到了大明宝钞上。
纸钞这玩意并不新鲜，早在唐末就已经出现，北宋的交子很出名，但仅通行于四川等局部地区。到了南宋和元朝，就基本上靠纸钞流通天下了。但不管唐、宋还是元朝，对纸钞的发行和流通都很谨慎，虽然最终都无法避免滥发和贬值，但起码还有点责任心。比如看上去比较马大哈的蒙古人，居然把发行纸钞的准备金制度都搞出来了，虽然坚持了十几年后就忍不住超发滥发，但起码人家就算装，也装过老实人不是？
而大明宝钞从诞生那天起，就没有任何准备金，也不能兑换贵金属，更没有任何担保，甚至连想拿新钞换旧钞都没人管——当皇帝的随便找个借口就能印一大堆，这还能有个好？
朱元璋印钞好歹还找个借口，朱棣干脆连借口都懒得找，一没钱了就命令户部尚书夏原吉去印。老夏要是印不出来或不想印，就被朱棣直接扔进监狱去“反思”……这样瞎搞了二十来年，可以想象“永乐盛世”的经济状况成了什么德性——擦屁股都嫌硬的宝钞在事实上已经退出了流通，朝廷又以严刑苛法禁止使用贵金属作为交易手段，使得民间商品交易不得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状态，大明朝廷无论是在信用上还是财政上都已经破产了。
这都破产了，还怎么跟蒙古人打仗？
03
朱棣驾崩后，明仁宗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也没了，明宣宗朱瞻基只好接手父祖留下的那个烂摊子。
有多烂？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打算第三次北征前，循例找夏原吉要钱。这回老夏彻底绝望、直接撂挑子了：
“十九年冬，帝将大举征沙漠。命原吉与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等议，皆言兵不当出……召原吉问边储多寡，对曰：‘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列传第三十七》）
朱棣闻言大怒，一脚将夏原吉踹进监狱，然后找了个愿意继续替他搜刮百姓的官继任户部尚书，又连续发动了第三、四、五次北征。
等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北征无功而返途中病逝时，夏原吉还在监狱里蹲着呢。朱高炽请他主持户部，老夏提出的条件就是休兵、减税，让老百姓缓口气，否则真要天下大乱了。
而朱瞻基面临的局面比他爹更糟。一方面是不到一年间挂了两个皇帝，光是办丧事就让早已寅吃卯粮的朝廷财政雪上加霜。紧接着汉王朱高煦又反了，朱瞻基只能平叛，只能继续花钱如流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大明朝在财政破产的通衢大道上一路狂奔。
所以等到好不容易把这些破事都摆平了，朱瞻基就大手一挥，宣布大明朝从此开始休养生息，谁也别找事，更甭想从朕的腰包里抠出一个子儿。反正从此以后大明朝的国策就剩下了俩字——省钱。
而最费钱的是啥？当然是军费。于是朱瞻基继续大手一挥，就在事实上撤掉了奴儿干都司（调回流官和官兵，将当地一切事务交给女真人管理），再把太祖十三次北伐和成祖五次东征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即那些如钉子一般矗立在塞外草原大漠深处、阻绊着蒙古人南下马蹄的东胜卫、斡难河卫、开平卫等塞北诸卫统统撤销，还一路后撤至长城沿线，最终在嘉靖年间形成了所谓的“九边重镇”。
不光在北方撤军，南边也不放过。安南彻底放弃，大古剌宣慰司、底兀剌宣慰司和底马撒宣慰司这三大宣慰司也彻底不要了。再加上土木之变后长城以北的领土尽陷，以及后来的关西七卫以及乌斯藏都司名存实亡，所以到了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左右，大明朝就剩下了所谓的 “两京十三省”，与1800年前的秦朝疆域大致相当。
朱瞻基不光是崽卖爷田不心疼，还下狠手整治、打压武将集团。要知道二祖在位时，大明朝的武将可没像后来那样混得连灰孙子都不如、遇到个芝麻大的文官都得下跪。相反那时候武将的地位是相当的高，不但能跟文官分庭抗礼，甚至经常能隐隐压过其一头。可问题在于永乐年间争储时，支持朱高炽、朱瞻基父子的都是文官，武将大多倒向了朱高煦一系——押错了宝，怎么可能不遭到清算？
尤其是朱瞻基即位后，转眼功夫朱高煦就在一大堆武将的撺掇下造反了，这更是给了前者整治武勋集团的借口。要收拾武将，首先就不能打仗，不能让他们手里掌握兵权。可问题是开国二祖在位加一块50多年，整天忙着开疆拓土，打下来的江山北起为阴山、大青山、西拉木伦河一线，最南方设有交趾布政使司和底兀刺、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今缅甸、老挝及泰国的一部分），西至今新疆哈密，东到大海：
“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明史·卷四十·志第十六》）
这么大的一片国土看着挺美，但麻烦也搞出一大堆。比如其中不少地盘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或抢来的，人家岂能善罢甘休？所以免不了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和武将显然有恃无恐，觉得朱瞻基没胆子动他们。
但在朱瞻基的心目中，自己皇位稳定的重要性才是第一位的，所以任何隐患都必须削除，所以必须对武将进行削权收兵。至于因此让大明朝付出一定的代价、让自己父祖的赫赫武功变成徒劳无功，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是守成之君与开国之君最大的区别。
所以在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五年（公元1430年）和九年（公元1434年）他三次北巡边塞，还在宽河（今河北宽城）跟兀良哈部打了一仗——至今还有许多明粉将此举与洪武北伐和永乐拓边相提并论，认为这是朱瞻基继承了爷祖遗志，志在追亡逐北的典型例证。
这么睁眼说瞎话，真的脸不红心不跳吗？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朱瞻基第一次北巡后，就从东胜卫、斡难河卫大量撤兵。第二次北巡后，开平卫与兴和所遭废弃，内迁到独石堡（今河北赤城）。第三次北巡后，连奴儿干都司都不要了……幸亏这厮北巡三次后就挂了，否则要是有机会再出去溜达几次，是不是连辽东、宣大、三边都要弃之如鄙履了？
反正朱瞻基的目的，就是撤军、退守以求实现跟蒙古人达到罢边求和的目的，从而削弱武将集团的影响力。而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他又大力抬举、拉拢文官，明朝的崇文抑武之妖风，也正是从宣德朝刮起的。
可问题在于明朝的士大夫从来都是看朱家皇帝不顺眼的，朱瞻基岂能不防着他们一手？所以他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大力扶持宦官势力对抗文官，还专门成立了个宦官的教育培训机构——内书堂，提高公公们的文化素质，支持他们积极参与政事。
可以说明朝阉宦之祸的开端，也是在朱瞻基手里开启的。毕竟史书上同样言之凿凿“宦寺之盛，自宣宗始”（《明史·卷一百六十四·列传第五十二》）嘛。
又是撤军，又是弃土，又是崇文，又是抑武，这样一来自大明朝开国以来对蒙古持续不断的攻势，自然就没法延续下去了。
04
朱瞻基自废武功，按理说就该轮到蒙古反攻倒算了，可事实上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明朝的外部国防压力是历朝历代中最轻的，几乎没有之一。
两汉先有匈奴这个死对头，后有羌人作乱；唐朝东有高句丽，北有突厥，西有吐蕃，哪个都不是善茬儿；宋朝就更惨了，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哪个都打不过，只能成天挨揍。
而明朝呢？终其一朝90%的时间里，就蒙古这么一个大敌，还是个被打残了、打散了，早就没有了吞并中原大志的蒙古。别说跟成吉思汗那阵子比了，就算那个废柴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都算是这帮子落魄蒙古人中最有志气的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这帮蒙古人成天要么在大明朝烧杀抢掠，要么就是走在前往大明朝烧杀抢掠的路上。好像除了给明朝找麻烦，这帮蒙古人就没啥别的正经事可干了，事实上这绝对是想歪了。
起码在90%以上的时间里，这帮被打回老家的蒙古人不是琢磨着怎么跟明朝较劲，而是在忙着闹内讧。
妥懽帖睦尔逃回塞外后不到3年就挂了，然后他儿子爱猷识理答腊即位，又干了7年就轮到那个在捕鱼儿海之战中被蓝玉逼死的脱古思帖木儿接班。
这祖孙三人在塞外一共当了20年的蒙古大汗，尽管成天被明军撵得跟兔子似的，跑得蒙古大汗成天满头大汗。但人家毕竟是黄金家族的正宗嫡系传人，血统尊贵得让其他所有的蒙古人自惭形秽。所以哪怕心底再怎么瞧不上这仨废物点心，但所有的野心家都不敢嘚瑟，更不敢在其面前说出一个“不”字。
但蓝玉在捕鱼儿海之战打得太狠了，简直把黄金家族的裤衩都扒了个精光。所以跟忽必烈一系有着深仇大恨的也速迭儿（阿里不哥的后裔）壮起胆子，趁机勒死了脱古思帖木儿，然后自称“卓里克图汗”。
这不仅意味着蒙古大汗换人了，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卫拉特蒙古（明朝称瓦剌）与蒙古本部（明朝称鞑靼）的分裂。从此围绕着蒙古正统和汗位传承，不同部族的蒙古人开始了为期半个世纪的内战。
所以后来的洪武北伐和永乐亲征为啥总是翻遍草原大漠的地皮，也揪不出几个蒙古人？因为人家正忙着自己打自己，哪有闲心跟明人扯这个闲淡？
在这几十年中，蒙古大汗从阿里不哥系的也速迭儿、恩克换成了忽必烈系的额勒伯克，然后阿里不哥系的坤帖木儿又卷土重来，一不小心又被窝阔台系的鬼力赤占了个便宜。等到忽必烈系的本雅失里拨乱反正了没几年，又被瓦剌干掉，找了个阿里不哥的后裔答里巴继任大汗。结果没几年答里巴又被鞑靼干掉后，瓦剌一时半会找不到个阿里不哥家的后代来接班，权臣脱欢干脆弄了个叫布里牙特·额色库的来充数——这是首个非黄金家族出身的当蒙古大汗，鞑靼肯定不能干啊！权臣阿鲁台划拉了半天，就找到了个成吉思汗胞弟拙赤合撒儿的后代阿岱，便尊其为蒙古大汗，从此蒙古进入了为期14年的双汗并立的时代。
后来脱欢也觉得弄个非黄金家族的冒牌货当大汗实在太扯，就换了个叫脱脱不花的凑合事（据说是脱古思帖木儿的曾孙，属忽必烈一系），并终于在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杀掉了阿鲁台和阿岱汗，暂时统一了蒙古。
也就是说在捕鱼儿海之战后的50年里，蒙古人一口气弄死了至少11个大汗，可见其内讧之血腥与残酷。一开始，瓦剌还专立阿里不哥后裔、鞑靼只认忽必烈子孙，到后来干脆只要是个姓孛儿只斤的就能拿来凑数，更不讲究的瓦剌干脆连忽必烈家的对头都不嫌弃了，紧急时刻甚至非黄金家族的也能拿出来应急凑合……为啥？还不是杀得太多太狠，连成吉思汗的子孙都快被自己人杀绝种了？
所以朱瞻基为啥敢当着蒙古人这个宿敌的面弃土撤军？就是赌后者自顾不暇、没工夫趁机占便宜，才壮起胆子改变太祖、太宗（朱棣庙号本为太宗，后被嘉靖皇帝朱厚熜改为成祖）的“祖训”，将对蒙古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收缩。
从结果上看，他赌赢了——终宣德一朝，虽然明朝大踏步的后退，但蒙古并未趁机反攻，相反倒是为了防止明朝介入蒙古内战，瓦剌和鞑靼实际上的领导者脱欢、阿鲁台还争相向朱瞻基讨封、入贡。因此在这位明宣宗在位的十年间，大明朝的北疆出现了开国以来难得的平静，百姓获得了难得和平，这也是士大夫们拼命吹捧所谓的仁宣之治的重要理由之一。
但朱瞻基此举给自己带来了无数的好处，却给他儿子挖下了个深不见底的大坑——蒙古人内战时，大明朝不肯落井下石，然后感恩戴德的蒙古人就回报给前者一个土木之变。
05
可能会有人给朱瞻基找出各种不作为的理由，比如财政危机啦、比如内忧外患啦、比如军队需要整顿啦，再比如连续打了50多年仗，军民厌战，需要休养生息之类的等等。反正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位朱棣的“好圣孙”做得都没什么大错。
可问题在于，有些事情的解决方式在短期内看好像是对的，但从长远的角度可就不一定了。
朱元璋和朱棣为什么愿意豁出去一切就揪住蒙古人猛打？因为在大明朝周边群蛮蛰伏，唯有蒙古人才是心腹大患，偏偏又处于自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源起兵以来最虚弱的阶段。因此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所以哪怕劳师糜饷、哪怕总是徒劳无功、哪怕消耗得国内经济崩溃，开国二祖也要咬紧牙关打下去——只要把这个关口熬过去，把蒙古人打垮了，他们留给子孙及大明王朝的，就将是万世太平。
可能还会有人不同意，认为只要汉人无法在草原大漠上筑城、移民和耕种，游牧民族就永远打不光。且看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哪朝哪代能将塞外的那些蛮夷斩尽杀绝了？
这话看起来没错，但实际上大错特错。
就拿两汉为例，汉太祖刘邦开国就更匈奴打了一架，结果输了个灰头土脸。紧接着刘家皇帝休养生息了将近70年后，汉武帝刘彻又豁出去一切跟匈奴人死磕了43年，直到打得自己油尽灯枯才歇下来喘口气。18年后，汉宣帝刘询发16万骑兵再度大举北征，紧接着他的儿子汉元帝刘奭又连续发动了西祁王之战、田广明六路击匈奴之战、三路击匈奴之战、瓯脱王之战、犁污王之战、陈汤灭郅支单于之战，终于将北匈奴彻底打垮，迫使南匈奴内附称臣。
王莽篡汉前后，匈奴人以为自己迎来了“中兴”的良机，结果遭到了刘秀及其子孙如同狂风暴雨般的连番打击。前后经过稽落山之战、伊吾之战、河云北之战、金微山之战四次大捷，将匈奴人刚冒出来的那点小心思给彻底打没了。
自此以后，匈奴人老老实实的为汉北藩，直至汉亡仍不敢轻举妄动。
之后的唐朝亦效两汉故智，对突厥、高句丽、吐蕃等宿敌的态度就是一个字——打！一次打不赢，就打两次、三次，总之就是持续不断的打，打不死你也耗死你。宋朝本来也想这么干，结果在高粱河之战和雍熙北伐失利后就改弦更张、全线收缩防守，从此沦为成天挨揍的角色。
前朝的经验教训其实非常简单明了，那就是对这些威胁中原王朝的蛮夷必须打，而且是持续不断的打。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得先把他们打服了再说，否则后患无穷。
朱元璋、朱棣懂得这个道理，并身体力行的践行这个道理。可朱瞻基要么是不懂，要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得了，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事实上经过开国二祖持续不断的打击，蒙古人已经被揍得奄奄一息、就剩下最后一口气撑着，偏偏还自己闹起了内讧。可以说，朱瞻基迎来了终明一朝对蒙决战的最佳良机，只要他咬牙再打下去，连黄金家族的子孙都快被自己人杀绝种了的蒙古人，拿什么去顶？
结果他却怂了，当起了缩头乌龟。
朱瞻基的儿子、明英宗朱祁镇因为在土木之变的惨败，还被瓦剌抓了俘虏而被不少人讽为“明堡宗”，殊不知他是在替自己的老子背黑锅？
朱瞻基的不作为，使得瓦剌权臣也先在短暂的一统蒙古后，立即就向大明朝发起了反攻。年轻气盛的朱祁镇也不客气，连续出兵取得了狼山大捷、亦集乃大捷，又在丰州之役中展现出意欲重复塞外诸卫的雄心。
鲜为人知的是，让大明朝遭受前所未有惨败的土木之变，已经是朱祁镇发动的第四次北伐。在朱瞻基缩头之后，朱祁镇又恢复了洪武、永乐时对蒙战略进攻的势头，只可惜功败垂成。
从此大明朝就走上了两宋的老路，成天就知道守守守，然后成天被蒙古人揍得鼻青脸肿。
可这又该怨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