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仕途最艰难的时候，父亲病倒了。
自打医生告知我们，父亲是食道癌晚期，已转移到淋巴以后，我的心就再也没有晴朗过。大年初三我们就来到了北京，住院治疗已一月有余，但父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看着病床上眼窝深陷、日渐消瘦的父亲，我越发无助，只能一个人躲在医院的走廊尽头偷偷哭泣。
三月的北京，没有绿意，天总是阴沉沉的，就连树上簌簌作响的干枯叶子也冷得直抖。“爸，再过些日子，就春暖花开了，到时候我和弟陪你去中山公园转转。”父亲答应着，眼睛里流露出些许向往。其实，医生明确告诉我们，父亲的病已经没救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多陪陪父亲，想方设法减轻父亲的病痛。放疗、点滴、流食、鼻饲、翻身、按摩，我们遵从医生的建议，一丝不苟地做着我们应该做的一切。
在陪伴父亲的日子里，我经常坐在床边和父亲聊天，聊聊莫旗老家的事情，聊聊活泼可爱的小孩子们。有时候，我买来几本《读者文摘》《故事会》读给父亲听。偶尔，我还开几句玩笑逗逗乐，活跃一下病房里的气氛。
父亲是最宠我的，平常我已经习惯了在父亲面前开开玩笑，来点小把戏逗逗父亲。
“爸，旗长来电话了，让我回去上班。”我实在没啥法子调节病房里的沉闷气氛，就用这句话来逗父亲。
“嗯，赶紧买票回家吧，工作要紧，有小庆、玉玲和小四儿在这儿就行了。”父亲说的这几个人，是我弟弟和弟媳，他们和我一起在医院照顾着父亲。
虽然父亲的话是由衷的，但是他并非真正想让我离开。此刻的父亲，特别需要我陪伴在他身边作为精神支柱。
“爸的病没好，我怎能回家？我要一陪到底呢！再说了，旗长已经准我假了啊！”我把包袱抖落出来的时候，父亲开心地笑了，病房里凝固了的空气也渐渐流通了。
其实，是否回去工作，我心里已然有了一杆秤。一年前，在政府换届会上，我作为差额候选人被选为副旗长。一年来，虽说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但是在与班长的关系处理上，却说什么都弄不明白了。可想而知，一年来我的工作处境该有多么尴尬。后来，传出一阵风声，说是要把我调到盟里去工作。说实在的，在哪儿工作都无所谓，但是在这当口调走，很容易落下“被挤走”的话把儿。父亲顾虑我的感受，生怕女儿经不起这样的打压，心疼着我，却又无能为力。孰不知，我早已把工作置之度外。既然班长不容我，我又何必赖着卖力！此时此刻，陪伴弥留之际的父亲，是我唯一的选择！
父亲经常望着天花板发呆。我心如刀绞。我知道父亲的心思，他担心我的工作去留，也担心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母亲的身体，他还盘算着能否来得及看到未出世的孙儿，或许还考虑着他的身后事儿，由谁来主持承担。
一天，我接到班子成员一个电话，他跟我透露说，调整到外地的干部不是我。我悬着的心终于归了位。回到病房，父亲定定地看着我，他也许猜到了什么，想知道电话内容。
“爸，我接了一个电话，说是旗政府班子有些变动，调走一个，再调进来一个副旗长。”我凑到父亲跟前说道。我想给父亲一个惊喜，并没有着急说出下文。父亲眼巴巴地望着我，手开始发抖。
“爸，我的工作---没有变动。”我想卖个关子，故意拉长并强调了“工作”俩字，以致把后面四个字说得轻而短促。父亲太期待这样的结果了，反而不相信自己的听觉。他想问又不敢问，仍然眼巴巴地看着我。我实在不忍看到父亲这个样子，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一字一句地给父亲重复了一遍。父亲这次听清楚了，他使劲儿点了点头，欲说什么，却没有发出声音。我把耳朵凑过去，父亲一字一顿地说了仨字：“你——赢——了！”父亲把手伸了过来，我双手一下子攥过去，泪水夺眶而出。
父亲着实快乐了几天，流食也能吞咽了。我们兄弟姐妹也跟着轻松了几天。但无情的疾病，仍然残酷地吞噬着父亲的身体。病痛不仅折磨着父亲的容颜，而且已经让他没有力气迈步了，来回出入放疗室，都是小庆抱着。玉玲负责给父亲调理饮食，进行肌肉按摩。小四则承担了为父亲抠便的活儿，尽量减轻父亲腹胀带来的苦痛。
我不忍直视父亲的眼神，也不敢提及与他春暖花开的约定。父亲常常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不能听我读书了。我心急如焚，只要看到医院附近满大街撒的传单和小广告，犹如抓到救命稻草一般，一张张地过目，绝不放过任何一条对父亲有用的治疗信息。医盲且无助的我，想到了另辟蹊径。我按传单地址找到气功师，说起了父亲的病情，求助气功师把父亲的病灶抓走。气功师煞有介事地舞弄，我则满心虔诚地配合。我似乎感到自己后背的丝丝凉气已经传导到了父亲身上。甚至，我看到了父亲的肿瘤越变越小。那段时间，我着了魔似的穿梭于医院和气功师之间，一走就是一小天。
“爸，气功师给你发功了哎，我都看见病灶越来越小了，你感觉到了吗？”每次从气功师那里回到医院，我都重复着同样的话语，极力给父亲正面的心理暗示。父亲每次都不言语，只是眨眨眼睛，点点头以示回应。多年来，我每每想到这件事情，心就像被揪扯出来似的，一剜一剜地痛，痛至骨髓。我怎么这样浅薄和执拗？耗费大量钱财不说，还白白枉费了弥足珍贵的陪伴父亲的时光！
趁着父亲清醒的时候，我试探着和父亲提及回家的话题。父亲摇着头对我说：“这个时候不能回家，不能让你妈看见我这种状态，也不能把实情跟你妈说。你妈要是知道我这种情况，她会挺不住的。答应我，一定不要说。”我顾虑重重，不知如何是好。我一方面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另一方面还得向身体虚弱随时可能出现意外状况的母亲隐瞒父亲的病情。
父亲要走了，我的心理就要崩溃了。面对父亲，我强展笑颜；当着弟弟、弟媳的面，我强装坚定；在与母亲通话中，我又故作轻松。我每天往返奶奶侄媳家去取她熬好的草药，又一次次求助熟人讨一些止痛药给父亲。我搭乘公交车时经常搭错方向，也曾一次次在厕所里借着冲水来遮掩我压抑着的痛哭声。
父亲得病到去世，仅仅捱过了56天。父亲，走了；家里的天，塌了。我和弟弟们瞬间成长起来了。在我们心中，父亲是永远不朽的丰碑，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
父亲离世多年后，我陪着母亲回了趟莫旗老家。母亲的同学斯琴姨悄悄跟我说了一番话：“阿米杰，你怎么没有趁你爸清醒的时候回家呢？你怎么能对你妈妈隐瞒你爸的病情呢？你怎么没有给你爸妈留点机会说说话呢？”当时，我就哭了，只是没有放开声，怕母亲在隔壁听见。我有苦难言，我知道，这辈子，我注定是负了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