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有闲阶级制度在未开化文化下的较高阶段获得了最充分发展,封建时代的欧洲或日本就是例子。在这样的社会里，阶级的划分非常严格，在阶级差别中具有最突出的经济意义的一个特点是，各阶级的正式业务彼此之间截然不同。上层阶级按照习惯是可以脱离生产工作的，或者是被摒于生产工作之外的，是注定要从事某些带几分荣誉性的业务的。在任何封建社会，最主要的光荣业务是战争，教士职务在光荣程度上一般认为是次于战争的。如果某一未开化社会并不怎样特殊地好战，那么在光荣程度上教士职务也许会跃居首位，而军人次之。但不管是军人也好，教士也好，上层阶级对生产工作总是置身事外的，这是他们的优势地位的经济表现——这个原则总是不变的，是很少例外的。

整个有闲阶级包含贵族阶级和教士阶级，还有两者的许多隶属分子。各阶级的业务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特点，那就是在性质上总是属于非生产的。这类非生产性的上层阶级业务，大致归纳起来是以下几项——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比赛。

凡是体力劳动、生产工作或是同谋生直接有关的任何日常工作，都是下层阶级的专有业务。这一下层阶级包括奴隶和其他从属者，通常还包括一切妇女。如果贵族中含有若干高低不同的等级，则属于较高级的贵族妇女一般是不参加生产工作的，或者至少是不参加比较粗笨的体力劳动的。至于上层阶级的男性对一切生产工作不但不参加，而且按照传统习惯是不容许参加的。

二.金钱的竞赛

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有闲阶级的涌现与所有制的开始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这两种制度是同一套经济力量的产物。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它们不过是社会结构中同样的一般事态的两个不同方面。

有闲阶级与劳动阶级间的区别所由产生的初期分化，是未开化时代较低阶段发生的男女之间的分工。同样，所有权的最初形态是团体中壮健男子对女子的所有权——说得再通俗些，就是女子为男子所占有，这样说也许跟未开化者的生活理论更加切合。

在较低的未开化阶段，对女子的所有权显然是从对女性俘虏的夺取开始的。对妇女所以要进行劫夺并据为己有，其最初原因似乎是在于以妇女作为战利品切于实用。这种从敌人处抢劫妇女作为战利品的做法，造成了“占有制婚姻”的一种形式，终于产生了以男性为主的家庭制度。这样的奴役范围以后逐渐有了扩大，除妇女外还包括别的俘虏和居于劣势地位的人们，而占有制婚姻也逐渐扩展到了从敌方俘获的妇女以外的妇女。因此在掠夺生活的环境下进行竞赛的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了一种以强制为基础的婚姻形式，另一方面造成了所有权制的习惯。这两种制度在演进的最初阶段是很难加以区别的，两者都起因于胜利的男性的一种意向——把他们的战果在经久存在的方式下显示出来，作为威力的证明，两者也都助长了一切掠夺部落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征服和统治的欲望。于是所有权概念逐渐有了扩大，从对妇女的占有扩展到了对妇女的劳动果实的占有，这就产生了对人和对一切事物的所有权。

后来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以及人们的思想习惯中，掠夺活动渐成过去，生产活动进一步代替了掠夺活动，于是累积起来的财产就越来越成为获得成就与优势的象征，而不再是侵占下的战利品。因此，随着定居下的生产事业的日益发展，以财富的占有为博得声誉与尊敬的基础，其相对的重要程度和有效程度越来越提高。这并不是说显示威力的其他的、更直接的证明不再能博得尊崇，也不是说胜利的攻击或煊赫的战绩已不再能博得群众的赞扬和钦服，或激起成就较差的竞争者的艳羡和猜忌；而是说，借助于优势力量的这种直接表现以博取荣誉的机会，范围越来越窄，次数越来越少。而在生产上取攻势的机会，以及在游牧经济下通过准和平方式进行财产累积的机会，则不论在范围方面或有效程度方面，都在不断扩大和提高。更加重要的一点是，财产与英勇的战绩或卓越的功业不同，它现在已经成为衡量成就的可敬程度时最容易被认明的确凿证据，因此它就成了博得尊崇的习惯依据。如果要在社会上获得相当地位，就必须保有相当财产。如果要在社会上获得相当声望，就必须从事于取得财产，累积财产。一旦累积的财物在这样情况下成为能力的公认标志，财富的保有就必然成为博得尊敬的独立的、确定的基础，就必然具有这一性质。保有的财产，不论是出于自己的积极努力而自动取得，还是出于他人的赠遗而被动取得，已经成为博得荣誉的习惯基础。拥有财富，起初只被看作是能力的证明，现在则一般被理解为其本身就是值得赞扬的一件事。财富本身已经内在地具有荣誉性，而且能给予它的保有者以荣誉。经过进一步的演进，人们觉得由上一代或别的方面移转而来的财富，比之由保有者自己努力挣得的，甚至还具有更大的荣誉性；

上面说，取得财富和累积财富的动机是在于企图在金钱地位上力争上游，胜过别人，从而猎取荣誉，赢得同侪的妒羡；但决不可把这番话理解为取得财富和累积财富的动机再也没有别的了。在近代工业社会累积财富过程的每一阶段，关于增进物质享受以及为了防免困窘而预策安全这类愿望，总是作为一种动机而存在的，虽然这些方面的满足标准，又大大地受到了金钱竞赛的习惯的影响。

三.明显有闲

在竞赛的这类附属要求中最有力的、也是范围最广泛的一个，是必须避开生产工作。在未开化时代，这一情况更加突出。处于掠夺的文化时期，在人们的思想习惯中，是把劳动跟懦弱或对主子的服从这类现象连结在一起的。因此劳动是屈居下级的标志，是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男子所不屑为的。在这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感到劳动是要降低品格的，这种观念相沿至今，并没有消失。正相反，随着社会文化的演进，这一观念已成为古已有之、无可怀疑的成规，已经得到了公理的支持。

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还是不够的。有了财富或权力还必须能提出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财富有了证明以后，不但可以深深打动别人，使人感觉到这位财富所有人的重要地位，使人一直保持这个活跃的印象而不磨灭，而且可以使这位所有人建立起并保持一种自鸣得意的心情，在这一点上其作用也是不小的。除了最低的文化阶段以外，在一切文化阶段，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如果能够有一个“相当过得去的环境”，能够免于“躬亲贱役”，就会感到安慰，感到一种自尊心。

当社会进展到习于定居生活以后，从敌对部落掳掠妇女为妻的这种办法已经难以实行，已经不再能以此作为妻妾的一个习惯来源。文化发展到这一阶段以后，正妻往往出于高贵门第，这就加速了使她脱离粗鄙工作的倾向。至于高贵门第这一概念的起源以及它在婚姻制度发展中所占的地位，这里不容深究。就这里的研究目的来说，只须说明这一点：所谓高门望族，是由于长期累积财富并与某些特权有渊源因而受到尊崇的世家。有着这样出身的女子，在婚姻中是要受到欢迎的，这是因为由此既可以同她有权势的亲属结成姻戚，而且由于她的血统已同丰盈的财货与显赫的权势连结在一起，人们觉得在这样的血统中含有高贵价值。然而她仍然是她丈夫的动产，正同她被丈夫购入以前是她父亲的动产一样，不过她是出于她父亲的高贵血统的，因此人们觉得使她从事于她的婢仆们所做的贱役，在道义上说不过去。尽管事实上她是完全隶属于其主人的，在她所属的社会阶层中，她所处的地位是决于男性成员的，但基于高贵门第是可以传袭的这一原则，她的地位高过了普通奴隶；一旦这个原则获得了习惯依据，她就在某一程度上享有了有闲特权，而有闲则是高贵门第的主要标志。在门第是可以传袭的这一原则的推动之下，作为一个妻子，如果她主人的财力允许的话，她的劳动解除的范围将渐渐扩大，直到一切劳役和手艺工作都包括在内。此后随着生产事业的发展，财富渐渐集中到了比较少数人的手里，于是上层阶级的财富的习惯标准也就有了提高。脱离手艺工作，随后又脱寓低贱的家务劳动，这一点是从正妻开始的，这个趋势将逐渐演进，扩展到其他妻妾(如果有的话)，并且将扩展到贴身服侍主人的其他奴仆。一般的趋势是，作为一个奴仆，跟他主人本身的关系越疏远，免除劳役越迟。

随着公认的财富标准的提高，以畜养仆役与使用仆役来夸富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占有并畜养一批奴隶，叫他们从事生产财物，其所证明的是财富与威力；但是畜养一批仆役，不让他们从事任何生产工作，其所证明的却是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在这样的原则下，就兴起了一个仆役阶级，其人数越多越好，他们的惟一任务是懵懵懂懂地侍候主人，从而证明他们的主人有力量消费大量不生产的劳务。于是在这些仆役或寄食者之间发生了分工，这些人的一生是消耗在如何保持一位有闲绅士的尊荣这一点上。结果是，一部分人为主人生产财货，另一部分人，大都以主人的妻子或正妻为首，则在明显有闲的方式下为主人进行消费，以证明主人能够经受金钱上的巨大损耗而不影响到他的富裕。

四.明显消费

但是在经济演进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远在主妇身份出现以前，作为金钱力量的证明的对财物的某种特殊化消费，就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精密制度。消费上的分化，甚至在可以适当地称之为金钱力量的任何事物出现以前，就已经开始。我们可以把它追溯到掠夺文化的最初阶段；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方面的分化的开始还在掠夺生活开始以前。财物消费中这种最初的分化，与我们极为熟悉的后来发生的分化，其相同的地方在于它主要是属于礼仪的性质，不同的是前者并不以累积财富上的差别为依据。以消费作为财富的证明，应当认为是一种派生的发展。这是通过淘汰过程对于人类特性中的一个新目的的适应，而这种特性在人们的思想习惯中是原来已经存在、已经确立的。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通常只有有闲阶级才能无限制地消费财物，尤其是一些高级的财物，就是说，在观念上只有有闲阶级才能进行最低限度生活需要以外的消费。到了后期和平阶段以后，有了财物的私有制，有了以工资劳动或小型家庭经济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这种限制至少在形式上已经逐渐消失。但是在早期的准和平阶段，通过有闲阶级制度影响到以后的经济生活的那许多传统习惯，正在逐渐形成，逐渐巩固，在那个时候上述原则是具有作为一种习惯法的力量的。人们是把这一原则当作消费行为必须遵守—的一种规范的，如果发生了任何显然的背离，就要被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迟早要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被清除掉。

由此可见，处于准和平阶段的有闲绅士，不仅是他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远在维持生活和保持健康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上，而且他所消费的财物的品质也是经过挑选的，是特殊化的。对于食物、酒、麻醉品、住所、劳务、衣着、装饰品、武器及其设备、娱乐品、符籙或神像等等，他都是任情消费的，是挑最好的消费的。他所消费的物品的逐渐改进的主要动机和直接目的，无疑是在于使改进了的、更加精美的物品，更加有利于他个人的享受和个人的福利。但这一点并不是消费这些产物的惟一目的。这里还存在着荣誉准则，这类改进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会受到欢迎，就会延续下去。使用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证明，这种消费行为就成为光荣的行为；相反地，不能按照适当的数量和适当的品质来进行消费，意味着屈服和卑贱。

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个人之间的接触面最广、人口的流动性最大的社会，以消费作为博取荣誉的一个手段时，它的适用性最大，以这个手段作为礼仪中的一个因素时，对它的要求也最坚决。明显消费的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成分，城市人口比乡村人口为大，前者对这种消费的要求也比较迫切。结果是，为了装点门面，虚饰外表，而过前吃后空的日子，其习惯程度前者也高于后者。

五 金钱的生活水准

荣誉准则对某一阶级的生活方式要有所规定或限制，就必须同那个阶级的经济环境、传统习惯和精神上的成熟程度相适应。这里应格外注意的是，某一礼仪上的习俗，在开始时不论具有怎样高的权威，也不论它怎样切合荣誉的基本要求，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是在其势力下推到较低的金钱阶级的过程中，发现它与文明民族礼仪上的根本依据——即在金钱的成就方面作歧视性对比这个目的上的适用性——相背驰，它就决不能持续存在。

除了自卫本能以外，竞赛倾向大概是纯经济动机中最强烈的，而且是最活跃、最持久的。在工业社会里，这种竞赛倾向表现在金钱上的竞赛上，就现代西方文明社会而言，实际上这等于是说它表现在明显浪费的某种形态上。因此当现代社会的生产效能或商品产量，除供应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以外还有剩余时，明显浪费方面的需要是随时准备吸收这个余额的。

六.品味的财力规范

有一点已经再三提醒要注意，虽说消费的约束性准则大部分出自炫耀性挥霍的要求，但绝不可被理解成消费者在任何既定的情况下所行使的动机，就是本着该原则中最原型、单纯的形态。正常情况下，消费者的动机仅是一种愿望，遵守行之经年的习俗，避免恶意的注视及不利的指摘，在所消费的物品上，无论就种类、数量及等级而言，其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都符合公认的礼仪规范。在普通场合，消费者的动机里确有这种照章办事的意识，特别是对在众目睽睽下所进行的消费更有直接的强制力。然而即便是在很难让外人得知的消费上——如内衣、某类食品、厨房用具以及其他旨在实用多于陈设的家居设备——都会发现相当明显的规范性奢华成分。仔细审视所有这类实用物品，就会查出可增加这些物品的成本及提高其商业价值的某种特点，但并没有在实质用途上等比例的增加该物品的实用性，而实质用途正是该物品表面上应有的功能。

在炫耀性挥霍法则的选择性监督下，就产生了消费崇尚规范的准则，其影响所及，让消费者在进行物品消费时及在时间与精力的使用上，都维持奢华及挥霍的标准。这种照章办事之风的蓬勃兴起，立即影响到经济生活自不待言，但对于其他方面的行为也有间接和较为迂回的影响。对各方面生活的表现所产生的思维习惯，也必然影响到对生活各层面有关是非善恶的习惯看法。思维习惯构成个人意识生活的实体，在这个思维习惯的有机复合体内，经济利益的考虑绝非孤立并与其他利害关系保持距离的。

即使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也得承认以财力赢得声誉的规范确实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我们对神祇属性的概念，还有在与神祇灵交时，什么样的态度和情境才算恰当及适宜。大家都觉得神祇享有的生活习惯必然格外宁静和悠闲。为了启发或唤起敬神的渴望，虔诚的说教者理所当然会以诗意的想象来描绘神祇的住所，并使得听众脑中浮起一张填满富裕与权势标帜的王座，以及被一大群随扈围绕着的景象。在此类描述天国住所的一般趋势上，这群侍从的职责就是越位休闲，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大都放在认真颂扬神祇值得赞叹的美德和功绩这类非生产性的工作上。而在宏法的现场，总是充斥着贵重金属的绚丽光彩和更为珍贵的宝石耀眼的光芒。财力规范渗入虔诚理想到这种极端的程度，只是敬神渴望较为粗糙的表现。

同理，大家认为——在情感上也是如此看待——神的带职仆从不应从事辛劳的生产性工作。任何种类的工作——任何能带来人类实体使用的劳动——绝不可在神祇面前，或在教堂寺庙的辖区内进行。大凡进入教堂寺庙的人，必须洗尽其仪容或穿着上所有亵渎神灵的孜孜营营气息，并穿戴上较平日光鲜的衣物。在假日除了朝拜或与神祇灵交，任何人都不得从事世俗用途的工作。甚至是关系疏远的凡人的侍从，至少七天中也要有一天执行越位休闲。

任何贵重的客体要想引发我们的美感，必须符合美丽和昂贵这两项要求。然而，事情尚不止于此。在这项通则以外，昂贵这一规范也影响了我们的品味。当我们在评鉴某件客体时，常将该客体的美丽本质和其昂贵这一标帜混淆在一起，却将这样综合的结果单纯以美丽评价之名来涵盖。如此一来，昂贵这一标帜竟被视为是贵重物品的美丽特质。这些物品之所以令人喜爱正因为其具有价值不菲的标帜，而在这方面所带来的愉悦和该物品的美丽形式及色泽所带来的愉悦，遂混在一起难以辨认。于是，我们常声称某一物品，例如一件服饰“十分可爱”，经分析该对象的美学价值之基础，竟大都是着眼在其具有财力上的尊崇。

随着人们习惯于对物品的昂贵标帜抱持赞赏态度，同时又经常将赢得声誉视同美丽，渐渐的，一件美丽的物品，如果不够昂贵就不算美丽。如此一来，遂出现，例如，某些美丽的花卉在习俗上被视为惹人厌的莠草；也有些比较容易裁培的花卉，受到那些买不起更奢华品种的下层中产阶级的认同和喜爱，但是这些品种却被某些人斥之为庸俗，这些人有能力负担昂贵的花卉，并且对花匠产品所呈现的财力之美，受过高等的、有计划的熏陶；还有另一种花卉，不见得比前一种更具美感，但要花高成本来培育，却赢得那些爱花成癖者的激赏，这些人的品味是在优雅环境的严格督促下成熟起来的。

此项品味的规范，对于牛只在众人审美的等级排行上所起的作用，前面已有所论及。同样的影响也适用于其他驯化的动物，只要它们对社会有着相当程度的生产贡献。例如，谷仓前的家禽、猪、牛、绵羊、山羊、驮马。这些动物都有着生产性财货的本质，且以专供使用、通常是以谋利为目的，因此美丽的词语不会轻易落在它们身上。至于那些原就不以生产为目的而饲养的驯化动物，诸如鸽子、鹦鹉及其他笼养鸟类、猫、狗、善跑的骏马等，情况就大不相同。这些动物一般属于炫耀性消费的项目，也因此在本质上具有尊荣性，故可顺理成章地被归类为美丽。这类动物一向备受上层阶级所喜爱。至于那些财力稍逊的阶级，以及有闲阶级中那得天独厚的一小群人——他们已不太在乎这套摒弃节约的严厉规范——都能欣赏这两类动物之美，就不大会都以财力来给美丑划出一道严格的界线。

在工业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的现代社会里，上层有闲阶级已累积起大量财富，可令其妇女们摆脱所有世俗生产性的劳动。此时妇女作为越位消费者的地位开始在人们对驱体的热爱中退却。如此一来，女性美的典型又开始走回头路，从弱不禁风的纤细、白里透红和瘦可盈掌的苗条，转向古代形态的妇女，再也不是四肢不勤的人体，或承认躯体上亦有粗壮物质的事实。西方文化民族对于美丽的典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从讲究体格的妇女移向纤纤仕女，然后又逐渐回复到妇女身上，而这一切都遵循着财力攀比中变动的条件。某段时间，竞赛的当务之急是需要精力旺盛的奴隶，而在另一时期，竞赛则首先需要越位休闲的炫耀性示范和随之而来的明显的四体不勤。然而现在的情势已到了开始超越这项最后要求的地步，因为在现代工业的较高效率之下，妇女享有的休闲很可能下滑至尊贵尺度颇低、直至不能再作为最高财力等级的决定性指针的地步。

七.服装作为财力文化的一种展示

人们之所以必须在服装上接受礼节的成规，不仅是为了避免来自别人对其侧目和不利批评的羞辱——虽然这个动机本身就占了很大的分量。更重要的是，以奢华为尚的要求已深植在人们对服装这件事物的思维习惯上，以致厌恶任何平价的衣服就成为本能。毋须反思或分析，凡是廉价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衣贱令人贱”、“便宜没好货”，这些话用在服装上比用在别的消费上更令人觉得恰当。“便宜没好货”这句格言使得一件廉价的衣服用品，不管是从品味和实用性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劣等货。

在展露穿戴者免于生产性劳役这方面的方式，妇女的服装比男士的服装有过之而无不及。愈是式样典雅的女性系绳软帽，比起男人的高筒帽，更使得穿戴者无法工作，这是不需唇舌就能得出的通论。女用鞋加上高跟所造就的风姿绰约，足添强制休闲的明证。因为高跟鞋使得要从事任何的体力劳动，甚至连最简单和必要的，都极端困难。此外长裙和具有妇女服装特色的宽衣垂饰，也有同样的功效甚至更为显著。我们对裙子的偏执性依恋，其实质原因仅仅是：裙子是昂贵的，并且让穿着者举步维艰，从而使她无法投身于一切实用性工作。女性习于留着过长的头发也是基于类似的理由。

当社会仍处在妇女是男士的财产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时，履行炫耀式休闲和消费就成为妇女必须完成的一部分服务。妇女是时尚而非其自身的主人，由其履行的明显性支出和休闲，有助于其主人的声誉多于归诸自身。也因此，家庭中的妇女愈是崇尚奢华，愈是摆明不事生产，他们的生活对于赢得家庭或主人令誉的意图而言，愈有帮助和成效。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到妇女会被要求不光在休闲生活上成为楷模，甚至还要让自身对实用性活动处于无能的状态。

现将上述通则应用到妇女的服装上，并将以具体的词汇来说明：举凡高跟鞋、长裙、不切实用的系绳女帽、束腰衣和所有文明妇女衣物所具有的一种明显特征——对穿戴者舒适感的普遍忽视。在现代文明生活的结构中，这许多的例证即意指妇女在理论上仍为男人的经济依赖者——或许在较高的理想层次上，妇女仍是男人的动产。妇女之所以能享用这一切炫耀式休闲和装束，最笃实的理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妇女都是奴仆，在经济职能分化过程中被指派的任务是显示其主人的支付能力。

八.劳务免除和保守倾向

人类在社会的生活，正如其他物种的生活一样，是一场生存的斗争，也因此是一个选择性适应的过程。社会结构的进化曾是一个制度的自然选择过程。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已有的和正在取得的进展，可以概括地视作建立在最合适的思维习惯上的一种自然选择，和个人对环境的强制性适应的一个过程，且这种环境曾随着社会的成长和人类生活其下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制度本身不仅仅是一个选择性和适应性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形塑了精神态度和性向的各种现行或主要的形态，同时制度还是人类生活和人类关系的特别方式。因此，其本身也转而成为选择的有效因素。换言之，变化中的制度本身，也可反过来对拥有最合适气质的个人进行深一层的选择，并透过新制度的形成，令个人的气质和习惯进一步适应变化中的环境。

翻开任何社会的生活史来看，大凡其居民是由多种不同民族混合组成时，其中一种或某些在体型和气质上具有坚忍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种族类型，总会在某段时间居于统治地位。有些情势，包括在某段时间通行的制度，总会让某一性格类型的民族比另一性格类型的民族适于生存和统治。经过如此筛选下来的人类类型，在继承和发扬从过去传衍而来的制度时，将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其本身的喜好来形塑这些制度。但除开在性格上较为稳定的类型和思维习惯间进行选择之外，同时也无疑存在一种思维习惯的选择性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具有统治地位的一个或多个民族类型特质之各种性向的一般范围内进行的。任何民族的基本性格，都会由于在相对稳定类型之间进行选择而出现变化。但也有一种变化，是由于在同一类型范围内进行细节上的适应而产生的，并且是就任何现存的社会关系或其他各种关系，持特定的习惯看法间所做的选择而起的。

虽然这也许是有点令人厌烦的自明之理，但也不得不指出，今日的各种制度——目前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适合今日的局势。同时，人们目前的思维习惯，除非迫于情势而有所改变，否则就有无限期坚持下去的趋势。所以，这些如此传衍下来的制度、思维习惯、观点、心理态度和性向，或其他一切的一切，其本身都是一项项的保守因素。这就是社会惯性、心理惯性和保守主义的因素。

有闲阶级大都能回避任何现代的、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所盛行的经济急务之压力。这个阶级对于争取生活工具的急务，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来得轻松。而正因其处于这种特权的地位，理所当然的，当局势要求制度上作进一步的成长和对已改变了的产业局势进行再调整时，它是社会各阶级反应最迟钝的其中一个阶级。有闲阶级是保守的阶级。社会中一般经济局势的急务，不会随意或直接地冲击到该阶级的成员。他们毋需改变其生活习惯和对外在世界的理论性观点，来适应已改变了的工业技巧。他们丝毫无损，因为他们不是工业社会中一个十足意义的有机构成。也正因如此，这些急务都不曾使该阶级的成员对现存秩序轻易产生某种程度的不安，而唯有这种不安的感觉，才能促使任何个人放弃其习以为常的观点和生活方式。有闲阶级在社会进化的职能中，是延缓进化的进程和保留业已报废的事物。这个论点绝不新奇，这是长久以来通俗舆论的老生常谈。

富裕阶级本质上是保守的，这个盛行的信念，并不需借助任何理论性的观点，来对该阶级在文化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关系进行探讨，就已为大众所接受。一般为该阶级提出保守倾向的解释，都带有歧视性意味。富裕阶级反对革新，是因为它在维持现状中有不值称道的既得利益。此处所提的解释，没有对其不值称道的动机进行指谪的意思。该阶级反对文化结构上的改变，是出自于本能，并非以既得物质利益的盘算为主。这是任何违背了事物的所做和所想之既有认同下的一种本能反感，是人所共有的反感，唯有借着情势的压力才能克服。所有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上的改变都令人讨厌。

九.远古特质的保存

有闲阶级制度不但对社会结构有影响，对社会成员的个人性格也有影响。某一癖好或某一特定观点一经认可，而成为生活上权威的标准或准绳时，就会作用在那承认其准绳的社会成员的性格上。这种癖好或这个观点将在某种程度上形塑这些社会成员的思维习惯，而且还对人们在性向和爱好的发展上，产生一种选择性监督的作用。这个效果有一部分是透过所有成员的习惯——皆经历过强制性教化而与之相适应——来体现，还有一部分是借着对适应不良的个人及其家系进行选择性的淘汰来完成。大凡无法和公认的方式所设下的生活方法相适应的人类素质，大概都会遭到淘汰和压制。财力攀比和劳务免除这两项原则，就这样被立为生活的规范，并且在人们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局势中，成为相当重要的强制因素。

炫耀性挥霍和劳务免除这两项广泛原则，之所以能影响到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是透过指导人们的思维习惯并进而掌控制度的成长；另一方面是借着选择性，保留某些对有闲阶级架构下生活的便利性有益的人性特质，并进而控制社会的实在气质。有闲阶级制度在形塑人类性格上，大致朝精神上的残存和回复的方向进行。其对社会气质的影响，带有阻扰精神方面发展的性质。这个制度，特别在晚近的文化中，总体说来是有着保守的趋势。

蛮荒文化的显著特征是阶级和阶级，与个人和个人永无休止的竞赛和敌对。这项竞赛式规律，对那些拥有平易相处未开化特质较浅的个人及其世系有利。于是，这项竞赛式规律有着泯灭这些特质的倾向，而且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明显的将受其左右的民众的这些特质减弱许多。即使在某些场合，不能与蛮荒型气质相符，也不会受到怎样严重的处罚，然而至少也会给那些不能符合蛮荒型气质的个人及其世系带来持续的压抑。总括说来，生活是一场族群内个人与个人间的斗争，拥有远古平易相处特质到格外显目的程度，会妨碍个人在挣扎图存中的胜算。

任何现代社会的集体利益都专注在工业的效能上。个人在满足社会目标方面的能耐，是和他在世俗上所谓生产性职能的效率呈正比的。实现这项集体利益最好的方式是诚实、勤奋、爱好和平、善良、不存私心，并且时时刻刻认清和理解因果律。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不掺杂万物有灵的信仰及不依赖任何超自然的干预。拥有这些特质的平凡人，在其天性中所隐含的美感、道德卓越或普世价值感和荣誉性，自不待多言，并且对当这些特质丝毫无损的居于主流时，所形成的集体生活究属何种面貌亦无从置喙。不过这都是题外话。这些特质一旦能够同时并存，且达到人类以此特质作为其性格的特征这种程度时，一个现代工业社会就一定能成功地运行。

职是之故，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在气质上看来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不过，其之所以没有这种差别，很大一部分似乎在于有闲阶级所产生的示范性榜样，以及这些有闲阶级制度所据以存活的炫耀性挥霍和财力攀比原则广为民众所接受。有闲阶级制度产生了降低社会工业性效率，并延缓了人类天性对现代工业生活的当务之急进行调适的作用。这个制度首先透过阶级内部的遗传，以及将有闲阶级的血统往阶级以外渗透这种方式，将远古特质直接传递下去；其次经由保存和巩固远古制度的传统，从而使得蛮荒特质在有闲阶级血统渗透范围之外，亦有较大的存活机会，最终使得具优势的或有效率的人类天性朝保守方向演进。

十.勇武的现代残存

有闲阶级与其说是活在工业社会里，不如说是借着工业社会而存活的。有闲阶级和工业的关系属财力性质远多于产业性质。跻身有闲阶级靠的是财力性向的发挥——那是强取的性向而非实用性的性向。该阶级的生活方式大都承袭过去，并且拥有早期蛮荒时期许多的习俗和理想。此项远古、蛮荒的生活方式也对较下层的各个阶级产生了规范作用，只不过程度有所弱化而已。这种积习和生活方式，反过来透过教育并且带有选择性地形塑人类资质，其作用主要是朝向保存属于早期蛮荒时代——即勇武和掠夺型生活的时代——的各种特质、习俗和理想。

经过文明洗礼的欧洲各国，这项尚武精神的禀赋，出现在世袭的有闲阶级要比出现在中产阶级中高得多，这一说法毋须深论就可获得认同。确实，有闲阶级也是以有此禀赋上的差异而引以为傲，而且还振振有辞。战争是光荣的，并且在一般大众的眼中，好战的勇武是无上的尊贵，还有这种对好战的勇武之赞扬本身，就是好战者具有掠夺型气质的最佳明证。对战争的狂热以及其所标示的掠夺型气质，大都盛行于上层阶级，尤其见诸于世袭的有闲阶级。尤有进者，上层阶级外表上最严肃的职位就是从事公职，而以这类公职的起源和演进的内容来说，也属于一种掠夺型职位。

个人的思维习惯形成一种有机情结，这种情结的走势，必然是往对生活进程有实用性的方向演变。倘若出现要以系统性浪费或有计划的不求实际作为生活目的来融入该有机情结的情形，势必立即并发一种反感。但要是能将注意力局限在以灵敏反应或竞逐发泄为其近似的、不假思索的目的的话，有机体的这种反感或许可以避免。竞赛活动——狩猎、垂钓、体育比赛及与此类似的活动等等——给掠夺型生活中灵敏、竞逐型凶残及狡猾特质，提供了实习的机会。只要当事人生就欠缺反省能力，或对其行为所潜藏的倾向感觉迟钝，只要当事人的生活本质上处于一种靠原始冲动行为而活，只要竞赛活动其立即和不假思索的目的性（在体现优越性这方面）能相当程度地满足当事人的技艺本能即可。如果当事人的主要冲动是来自掠夺型气质中不假思索的竞逐型偏好的话，则情况更是如此。与此同时，礼仪规范又向其推荐这些竞赛活动是财力上无懈可击的生活表现。任何一种职业之所以能保有其作为礼仪性消遣中一种传统和习俗的模式，就在于其能同时满足该两项要求：潜藏的挥霍性和近似的带目的性。既然其他形式的消遣和娱乐，对良好教养和感觉细腻的人士而言，在道德上是不可取的，那在现存的情况下，竞赛活动必然是现成的最佳消遣方式。

十一.仰赖运气

赌博的偏好是蛮荒气质另一项附属的特质。就那些热衷竞赛活动和那些经常进行战争及竞逐活动的人而言，赌博的偏好几乎是其普遍盛行的性格中一种伴生的变异。该特质也有其直接的经济价值。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社会，每当此特质盛行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成为总体取得最高工业效率的一个障碍。

至于在性质上和手工业极为类似的传统式农业，对劳动者的要求来说，同样适用上述的论点。在该两种产业中，劳动者主要依赖的原动力就是自己，而所动用的自然力，大都被视为是不可思议又难以逆料的媒介，自然力的运作是超出劳动者的控制或非劳动者所能驾驭的。在一般大众的理解中，上述两种产业的形态，很少在产业生产工序上让一项全方位机械式的前后关系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前后关系必须以因果关系来理解，并且产业的运转及劳动者的行动必须与其相适应。随着工业方法的开发，手工业者的那些长处，愈来愈难以抵销其贫弱的智能，或对前因后果这种前后关系迟迟不接受所造成的劣势。工业的组织愈来愈具有机械论的性质，在机械论中，人的职责就是分辨并选取能发挥效果的自然力量来为其服务。劳动者在产业中的地位，从一个首要原动力的角色，转变为对与量有关的前后关系和机械式事实进行识别和评价的角色。劳动者拥有对其周遭环境的起因有实时的理解和不偏不倚的评价，这种能力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与时俱进，还有劳动者思维习惯的情结中，任何一种元素掺进了与上述对事理前后关系的实时理解不兼容的偏差，亦将形成一种干扰因素，从而降低劳动者在勤劳上的有用性，此重要性也在等比例地增加。对于日常事务的考虑，如果求诸于与量有关的因果关系以外的根据，即使是一种轻微或不显眼的偏差，经过其对一般民众习惯性态度带来的累积性影响，或许会大幅度降低一个社会集体性的产业效率。

十二.敬祀仪典

当讨论热衷竞赛活动的气质时，曾经提到，认为各种物质事物及各种事件都具有某种万物有灵的偏好这种意识，正是那些热衷竞赛活动人士赌博习性的精神基础。从经济角度来看，此种持万物皆有灵的意识，实际上和以不同形式持万物有灵论的信念及持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教义所表现的意识，是有着同样的心理元素的。就以涉及经济理论必须处理的那些可感触到的心理特征来说好了，那种充斥在热衷竞赛活动元素中的赌博精神，借由难以察觉的进展层次，逐渐转化成以敬祀仪典来求满足的心灵架构。于是从经济理论的观点出发，热衷竞赛活动的性格，渐次转变成宗教虔诚者的性格。当赌徒所持的万物皆有灵的意识得到颇为巩固的传统之助时，这种意识就大概会发展为一种对超自然或超物质媒介明确的信念，同时带有某种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内涵。要是情形果真如此，通常会感觉到，有一种试图以某种公认的亲近及协调方法，来和该超自然媒介打交道的倾向。此种安抚中带着劝诱的元素，与崇拜的粗糙形式多所共通——如果不是来自于历史渊源，至少也是在实际心理的内涵上如此。赌徒的这项意识，很明显渐次又从不间断地转变成、或者被认知为迷信的习俗和信念，也由此和那较为浅陋的持神人同形同性论信仰呈一脉相传之势。

从圣职人员阶级往上依僧侣科层等级制度排列，一般还有一个包含圣徒、天使等超人类层次的代位有闲阶级——或异教信仰中其等同之辈。凡此科层都是根据一套精密的身份制度，照等次逐级而上。身份制的原则贯彻整个僧侣科层等级制度，无论其是尘世的还是灵界的。几个属超自然科层等级制度下的等级，其良好声誉通常也得靠某种程度的代位消费和越位休闲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依序必须有比其低阶的随从或依附者为其执行越位休闲，这种情况和前面章节所说有关父权体制下那些依赖有闲阶级的情况极为类似。

美国下层的或疑似的有闲阶级——一般称为中产阶级，其情况则有些特殊。这个阶级在敬神生活方面和欧洲的相应阶级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只是在程度上和方法上，而不在实质上。各个教会仍然得到该阶级的财力支持，虽然这个阶级最易于接受的各种教义总是缺少那么点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内容。与此同时，很多场合，或许不是那么明显，活动力强的中产阶级宗教聚会，有成为以妇女及老弱的聚会为主的趋势。中产阶级的成年男性明显缺乏敬神的热情，虽然他们对其所赖以成长的公认教义纲领，仍保有很大程度的自我认同和尊崇。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产业生产工序有着相当密切的接触。

这项特殊的性别分化，即把敬祀仪典委由妇女及其子女来代行的趋向，是由于——至少有一部分如此——中产阶级妇女相当程度上属于一个（越位）有闲阶级。各个下层、技术工人阶级的妇女也有同样的情况，只不过程度上没这么明显。她们生活在由工业发展较早阶段沿袭下来的身份制度之下，所以保有一种心情和思维习惯，使她们对各类事物一般总抱持远古的观点。与此同时，她们大都和产业生产工序的系统性关系，没有如此直接到有强烈的倾向要放弃对现代工业目的早就过时的那些思维习惯这一地步。这也就是说，文明社会的妇女们，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而带有保守心态，妇女们这项特殊的敬神之心正是该保守心态的一种特殊表现。对现代男人而言，父权制下的身份制关系绝非生活的主要特征；然而在另一方面，对现代的妇女而言，尤其是对上层中产阶级的妇女来说，她们囿于礼俗规定和经济环境，被限制在“家居的领域”，致这项身份制关系，是生活中最真实和最具形成力的因素。由此遂产生一种心智习性，她们喜于从事敬祀仪典，也喜于常以个人身份制的观点来诠释各类事物。她们将日常家居生活的逻辑和推理的程序套用到超自然的领域中来，在这一系列的观念中悠然自得、心旷神怡，而从男人的角度来看这些观念，却充满着不可思议和愚不可及。

这样看来，敬神的心智习性似乎是在相对远古的文化中取得了其最佳的发展。“敬神”这一词汇，在此当然仅是以其在人类学上的意义来采用，除了指出有从事敬祀仪典倾向这个事实，并不隐含任何与精神态度特别有关的事务。同时，也可看出这种敬神态度也标志着人类天性的一种类型，这个类型的天性和掠夺型生活形态较为调合，而不是和社会那晚近开发的、更具明确和系统性的工业生活进程相适应。这类天性很大程度上是远古个人身份制的习惯性意识——一种统治和服从关系——的一种表现，也因此和掠夺型及平易相处型文化的生产架构相适应，却和目前的生产架构格格不入。也要看到，现代社会中举凡日常生活离产业的机械生产程序较远，并且在其他层面上也是最保守的那些阶级，持有这种习惯可谓根深柢固；而举凡经常直接和现代产业生产工序息息相关，并且其思维习惯也因此受到工艺技术要求的拘束力所支配的那些阶级，则会逐渐把以万物有灵观诠释各种现象和敬祀仪典所源自的对人的尊敬视如敝屣。此外，还可看到，这和目前的讨论紧密相关，现代社会中举凡在财富和休闲上累积到最令人瞩目程度的那些阶级，其敬神习惯在实施范围和安排精巧方面日渐取得进步。于是乎有闲阶级制度的作用，在这方面一如其在别的关系上对人类天性的远古类型和远古文化中的那些元素而言，产生了保存、甚至重建的作用，这些天性和元素都是社会在工业进化到晚近的阶段时所要予以消灭的。

十三.非歧视性利益的残存

所有此类基于非歧视性及非宗教性利益才予以推动的近代有闲阶级活动中，有一点倒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妇女比男士参与得更积极、更坚定——当然，需要巨额开销的那类事业不算。妇女界在财力上处于依附地位，导致她们不能从事需要巨额开销的事业。至于社会一般属改良型的工作范围，神职人员或敬神程度稍弱的教派中人，或已呈世俗化的各种教派的僧侣、牧师和妇女阶级都会携手合作。这种情况和理论所推衍的相吻合。在其他的经济关系方面，这些神职成员处于妇女阶级和从事经济追逐的男士阶级之间的一种模糊地位。依照传统还有礼节上盛行的观点，神职成员和富裕阶级的妇女两者皆是处于越位有闲阶级的位置。构成这两个阶级思维习惯的特定关系，就是臣服关系——换句话说，以私人为依归的经济关系，以致这两个阶级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用人际关系而不是用因果脉络来诠释各种现象的特殊倾向。礼仪规范严禁这两个阶级从事仪轨上视为不洁的图利行为或生产职务，致使他们参与今日的工业生活进程在道德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仪轨上排斥庸俗类生产劳动的结果，就将现代妇女和神职人员阶级很大一部分精力抽调到自我照顾以外的各种利益的服务上。礼仪准则杜绝了让从事有目的行为的冲动得以表现的其他途径。有闲阶级妇女长久受制于不得从事有利于工业的各种活动，其结果就是表现技艺的冲动不断在商业活动以外的其他场合展露头角。

十四.高深学养作为财力文化的一种表现

象征仪式的功效和透过传统辅助道具的巧妙彩排以制造出共鸣效果来促动某些作为或达到某项目的这类意识，当然出现在幻术表演比出现在科学、甚至是神秘科学的训练中要更为明显且重要得多。但就我所知，举凡对学术价值有真知卓见的人士，视科学的仪式型辅助物为无用之物的例子很少见。任何人稍微回顾我们文明中学术的历史沿革，就会明白这些仪式型道具在晚近发展中所受到的重视及依赖。即使在今日，学术团体仍在沿用类似的事物，例如学士帽和学士袍、各种入学考试、开学、毕业典礼，还有学位、荣衔及特殊礼遇的颁发等，都显示出学术上带有使命传承的色彩。毫无疑问，所有学术仪式、装扮、神圣的开学典礼、透过按手礼来传授特殊荣衔和德行及类似的特征，其最接近的源头就是神职仪典的惯例。但如果沿着此点往前追溯，就可查到专业神职阶级本身在分化过程中使其一方面与巫师有别，另一方面与尘世主子的卑贱仆人不同，来确立其专业身份的源头。这些惯例和其所依据的概念，若以其衍生过程和其心理内容而言，所归属的文化发展阶段应不晚于爱斯基摩巫医（angekok）和印地安人祈雨术士（rain-maker）的时代。这些惯例在敬祀仪典各个晚期阶段和高等教育体制所处的地位，是人类天性发展过程中早期万物有灵论形态的残存。

高雅的措辞，无论在写作或言谈中，都是博取声誉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在讨论任何议题的谈话中，能确切知道惯例所要求的古风到何种程度，是极其重要的。讲道坛上和市井场合的语法大异其趣，就后者而言，可以预想得到，即使是最爱挑剔的人，也会允许他人使用较为新颖和传神的字眼还有委婉的表达。刻意避免创造新词语和避免使用新词语是件值得尊崇的事，不仅仅是因为这表明发言者为了养成行将废弃的言辞习惯所浪费的时间，更显示发言者从孩提时就已经和熟悉行将废弃成语的人们相处。由此可见，他出身有闲阶级。高度纯正的言辞是推论有好几代不曾从事粗俗的实用型职业的证明，虽然这种证明对此点绝非如此地具结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