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3年11月13日，陶行知先生在去武昌等渡轮的空隙时间给妹妹陶文渼写了一封题为《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的家信。 今天拜读了陶行知先生的《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这篇文章，颇有感触。
信中内容有生活气息，但更多的是心怀教育的大情怀。为了更好地理解陶老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在网上查找了他的求学经历:陶老先生是在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1914年去美国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硕士学位，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从师于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2017年回国从事教育。1923年8月，先生辞去东南大学教授职位，放弃了大学教授每月400大洋的优厚待遇，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为“平民教育”四处奔走，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转而提倡乡村教育运动和普及教育运动。
在信中，他告诉妹妹，“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陶文中的这几句话，让人感觉到陶先生对平民的亲近与热爱，他要融入平民之中，做平民教育。行知并不是一个迂腐守旧的人，十几年的学校生活，特别是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生活，使他有些“外国的贵族的风尚”，然而他心中始终“有一定的使命”，即“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命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这种使命感使他始终不丢中国心，始终不谈中国情。
陶行知先生是真正爱国的典范。他针对中国教育阶层固化和隔离的现实问题，决心通过平民教育来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和“深沟坚垒的纵阶级”，以能“叫种种人受平民化”。民众受教育才能觉醒，才能自强，陶行知呼吁“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这就是“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的教育意蕴和教育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