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这句话，不正是“春秋时代”的写照吗？孔夫子曾以“礼崩乐坏”感叹西周森严等级的分邦建国制度在春秋时期遭受诸侯征战日渐崩坏而引起的社会秩序混乱，却也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开创了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春秋无义战”让这段历史充斥着血污和战乱，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和痛苦，但从文化角度，那又是一个贵族失落的时代，也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一个兼收并蓄、吸取精华、思想迸发的时代。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孔子之时，周道衰微，天下混乱，而孔子四处碰壁，他知道自己的主张行不通，于是退而著述《春秋》，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时事的褒贬来表明看法，作为天下后世的是非标准。司马迁以为其“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并被后人引以为“春秋笔法”。而左丘明最先将这种笔法概括为：“《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
确切地说，《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官方版的国史改述而成，但难就难在须又明白又隐晦，又直言又婉转，又要不放过任一个错误又要“削”完再封印好每一个错误。于是在《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问世之前，孔子版的《春秋》的确常常被人读成“天书”。
肯定有人曾像我一样，尝试着将《左传》从《春秋》原文剥离开去，几遍《春秋》经文通读下来却总也挥不去那被压榨一般的失错感。只有果断逃离，让思绪再漫游进《左传》的世界，一幅幅画面、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才重新丰富生动起来。
还有人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春秋》的每一句话都是遂了竹简的长短。为了书写、阅读或者说存放方便，过长的竹简无疑还会被裁开。现在我们想像取出一支，足足有一尺多长：
“秋九月乙丑，赵盾弑其君夷皋。”
这是发生在鲁宣公二年（前607年）的大事件之一。竹简只记下了“弑君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两个主人公的名字——晋国正卿赵宣子赵盾和晋灵公夷皋。至于事件的诸如前因、经过、结果、评价等，无疑凭左丘明的发微探幽才得一一召回复盘。
事件的起因是“晋灵公不君”。晋灵公，单从谥号便可得到一串诸如“乱而不损曰灵”、“好祭鬼神曰灵”、“不遵上命曰灵”等等的差评。其不恪守为君之道，至少从三个例子可以佐证。一是生活奢侈大肆搜括，用彩画装饰宫墙；二是喜欢从高台上用弹弓打射行人，以观看他们惊恐躲避的样子用于取乐；三是有一次厨师没有把熊掌煮烂，他竟一怒之下杀死厨师，并将厨师的尸体放在筐里，让宫女们抬着公开从朝堂上走出去丢到外边。赵盾和大夫士会此前曾多次劝谏，这次从筐里看到死人的手，询问到厨师被杀的原因后深深为晋灵公的无道行为而忧虑，相约规劝晋灵公。
士会认为赵盾作为正卿去进谏若国君不听，那就没有人再能进言，提出由他先去规劝，不成再由赵盾继续劝谏。他前往晋见晋灵公，在阶前伏地行礼三次，晋灵公却假装没有看见。进到屋檐下，晋灵公才抬起头说：“我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打算改正。”士会叩头回答：“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并以《诗·大雅》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指明君主始终坚持向善，国家才有保障，而不止是臣子们有了依靠；即使有了过失，如果能像周宣王补救和弥补过失，君位依然不会失去。
士会被后人称作“人见人爱”，他主动先于赵盾出场劝谏其实早已预料到了晋灵君的冥顽不化。但晋灵君对他只作了闪烁其词的搪塞，后面赵盾跟进的多次劝谏，却直接使感到厌烦的晋灵公动了杀心。
即其一念之间，三位义士轮番闪亮登上历史舞台。
首先是鉏麑，晋国著名的大力士。他为晋灵公所派一大早赶到赵盾家行刺，却见卧室之门大开。赵盾穿戴好礼服准备上朝，而因为时间还早，正和衣坐着打瞌睡。鉏麑退出感叹不忘恭敬、勤于国事的赵盾才是百姓的靠山，不忍枉杀。“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两难之间，不愿背负不忠不信的鉏麑一头撞死在门口的槐树之下。
第二位是赵盾的车夫提弥明。不久之后九月的一天，晋灵公请赵盾喝酒，事先埋伏下武士，准备杀掉赵盾。提弥明察觉到阴谋，快步走上殿堂，以“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为由，扶起赵盾走下殿堂。晋灵公立即唤出猛犬袭击赵盾，提弥明徒手上前，搏斗间将猛犬打死。赵盾边感慨晋灵君的“弃人用犬”，边与提弥明同埋伏的武士且战且退。混乱中，提弥明为赵盾战死。
第三位义士灵辄登场。当初，赵盾到首阳山打猎，在翳桑的路边看见有个叫灵辄的人晕倒，询问病情才得知是因为已经多日没有进食。赵盾送给他东西吃时，灵辄却把食物留下一半。问其缘由，灵辄回答在外做仆役三年，不知道家中老母是否还健在，希望允许把一半食物留给离此不远的家中老母。赵盾让灵辄把食物吃完，另外为他准备了一篮子饭菜，装进口袋让他回家进孝。而这次逃命搏杀，正是已经做了晋灵公武士的灵辄奋力倒戈，才使赵盾终于得以脱险。当赵盾问他姓名、住处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时，灵辄只说是在翳桑的饿汉便退下远走他乡。
接下来的是年九月二十六日，赵盾在逃亡途中得知自己的堂弟赵穿在桃园杀掉了晋灵公。这时赵盾还没有走出国境的山界，听到灵公被杀的消息随即折返回朝。太史董狐以此记载“赵盾弑杀其君”，并公布于朝。赵盾否认，董狐回应：“你身为正卿，逃亡而不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叛贼，凶手不是你又是谁呢？”赵盾无奈，只好以《诗经》的“我之怀矣，自诒伊戚”自嘲。
孔子对此事评价说：“董狐是古代的一位优秀史官，记史直言不讳秉笔直书。赵盾是古代的一位优秀大夫，因为史官的记事原则而蒙受了弑君的恶名。真的太可惜，如果当时他走出国境，便能避免这一弑君罪名了。”
赵盾派赵穿到成周去迎接晋国公子黑臀，把他立为国君，是为晋成公。
至此，这支竹简可以放下了，一桩血案已完整复盘于你的脑海。
除了绝对的主角——“乱而不损”的晋灵公和“夏日之日”赵盾，一支竹简再也掩不住实然在历史场景中的一张张面孔。接捧《春秋》的微言大义，左丘明似乎自觉地走得更远。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说，与其空言论道，还不如因事见义更为显明，所以孔子借史事以论治国之道，通达周王之事，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而也许左丘明从来未把《左传》作为史学来治——《春秋》应该也一样——但却自觉坚守了后来司马迁所归纳的“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史学要义。同样以人物为中心表现史事，左丘明除了所谓王侯将相，更将眼界投向诸如鉏麑、提弥明、灵辄等。在他眼里，即使当然的绝对配角也是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直接影响了历史的方向。
“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是司马迁在答壶遂问时，阐述的以《春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思想。他进一步提出的“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归纳过来就是就是"惩恶劝善"。惩恶即是刺讥，劝善即是颂扬。但这两大史学功能在后世的实践中却往往以后者为主，正所谓以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任。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所言“夫善人少而恶人多，其有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自然是偏激之论。前不久在微信群里遭遇一道学家，对于一些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的文章“上纲上线”骂骂不已，想来他应该忘记了“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抑或他真的不懂，所谓“惩恶劝善”，正应在乱世以颂扬为主，而在盛世则更多地需要刺讥，对某种人、某些事......
是以录此丘明先生复盘的一支竹简，以为代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