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手术室外异常安静，手表的滴答声都清晰可闻，哥哥姐姐们都坐在走廊里的长椅上静静地等待。我却有点坐不住，在走廊里踱过来踱过去，努力想使自己平静下来，可是越想平静心里越着急。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终于，手术室的门从里面打开了，大夫用一个托盘将切下来的好大一块血肉模糊的物件端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不忍直视，急切地问手术结果怎么样，大夫说还算顺利，别的没有多说。随后手术室的门又关上了，我们继续不安的等待。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的门再一次打开了，只见躺在手术车上的父亲被缓缓推了出来，显然麻药还没有失效，父亲双眼紧闭，但呼吸不急不缓倒是很均匀。身上除了从鼻孔里插进去的胃管外，腹部又插了导尿管和袋子。经过这十几天的折腾，父亲整个人感觉都缩小了一圈，头上本来就不多的苍白头发，此刻都直竖起来，越发显得非常苍老，我只觉鼻子一酸，悄悄地背过身去，不愿让大家看到我的泪流出来。
把父亲安置到病床上后，我再一次到医生办公室去找大夫，详细询问了相关情况。大夫说，从症状看，这已经是胃癌晚期了，肿瘤长的部位很关键，稍有不慎就会伤及其他脏器，好在当初切除胆囊时，这个部位形成了粘连，将整个肿瘤包裹在里面，手术还算顺利，直观上也没有发现有扩散或转移的迹象，当然，具体怎样还要等做出切片病理分析之后才能有定论。听大夫这样说，一颗悬了许久的心稍稍有点放下来。
父亲手术后的前几天依然不能进食，按照大夫的说法，要等病人放出屁来，表明肠胃是通畅的，才可以逐渐恢复饮食，否则会造成胃压过大，不利于恢复。术后的父亲明显老多了，腿细了好多，裤管都感觉空荡荡的，这使我对弱不禁风有了直观的认识。手术留下的刀口每天需要换一次药，揭开缠绕的药布，一条近一尺长的刀口映在眼前，刀口绝大部分愈合良好，只是在最上端有一小段没有长好，医生说是脂肪消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愈合。换药时，医生用镊子夹了药棉，伸到没有愈合的刀口里，将里面的脓血蘸出来，反反复复好几次，每一次父亲都紧蹙眉头，我们都不敢去看。
父亲口腔溃疡依然很严重，假牙也没有办法戴，整个人仿佛是一下子年老了十几岁。看到我们都很担心他，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不怕死，看到你们兄弟姊妹几个这么团结，这么孝顺，我已经很知足了。想想父亲两次从鬼门关逃出来，如今真是成了“无胆无胃”的英雄，虽然我们心里不是滋味，但还是为能挽留住父亲的生命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从住院开始，父亲几乎是躺在病床上的度过的，身上的肌肉都非常松弛，甚至是脸皮都耷拉下来，为了早日康复，父亲术后没几天就尝试着下床走动走动，一开始是扶着床边走几步，渐渐地可以自己走出病房。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志在支撑着父亲，没多久就慢慢可以吃一些流质的食物了，看得出父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脸色也逐渐红润起来，我们心里才稍微踏实一些。
病理结果出来了，虽然确定是癌症，庆幸当初做胆切除手术时形成的黏连，将病灶包裹住，也算是因祸得福了。不过后来我一直心里嘀咕，会不会是第一次手术时输入大量的血液致使发生病变呢？怀疑归怀疑，没有确证，况且病变细胞没有发现扩散的迹象，也就说手术总体还是算成功的。看到这个结果，我们基本放心了。
不久父亲因为想家不想继续住院治疗，很快出院了，可是刀口还是没有完全愈合，我找了在街道办事处卫生院工作的同学到家里给父亲继续换药。回到家，父亲心情似乎更好了，每天拿着小收音机到街头晒太阳听戏、听新闻，跟街上的老伙伴们拉呱，丝毫看不出是大病初愈的人。小叔、二姑也是每天都过来看望父亲。冬月初五，一家人热热闹闹地为父亲庆祝七十六岁生日。父亲看起来食欲也不错，除了太硬的食物之外什么都可以吃一点，由于胃还保留了三分之一，虽然每次不能多吃，但可以每天多吃一两顿，吸收也不错，渐渐地体重快恢复到手术前了的标准。平日里父亲干家务活不多，现在病好了，父亲甚至开始帮母亲烧火做饭，虽然家里有煤气灶，但老人在冬天还是喜欢用大锅烧火，好有一个热炕头，晚上睡觉暖暖和和的。
记得那年冬天出奇的冷，农村房屋没有集中供热，都要生煤炉取暖。一天凌晨四点多钟，我还在梦中，突然手机铃声把我惊醒。接起一看是大姐夫打来的电话，慌里慌张地说我外甥女夜里晕过去半个多小时，并且呕吐，让我回去帮着送医院。我赶紧起床，都顾不得洗漱，发动车就往回赶，天还很黑很冷，路上几乎没有车，二十五公里我不到十五分钟就赶了回去。大姐和大姐夫也觉得头晕，我一看就知道是一氧化碳中毒，虽然到了父母家门口，但天亮还早，就没有惊动两个老人，一刻不敢耽误赶到黄岛中医院，挂了急诊，果然是煤烟熏得，属于一氧化碳中毒。将他们一家安排妥当，先打点滴，然后再做高压氧，此时已经六点半了。看到没有什么大事了，我因为当天还安排了业务上比较重要的事，就急着开车赶回了开发区。刚到自己办公楼下，还没等把车停稳，我的电话又响了，我一看是父母家中的号码，接起来一听，是四姐家小外甥的声音：“小舅，我姥爷晕过去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