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位置是十分尴尬的，他和强大的秦国为邻，不断的遭受到其它诸侯国的侵扰，除了申不害变法的十几年里享受了太平盛世之外，也就只有韩非子这个法家集大成者值得一提了。除此之外，我看到的就是不断的被攻伐，战争上的不断失败国土的不断沦丧。
韩国的国策也一直是在几个大的诸侯国之间摇摆不定，好像是搞平衡的高手，其实是被几个大诸侯国当猴耍，国土被慢慢的餐食存在感越来越低。
韩昭侯继位后，他有了变法图强的想法，啥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郁郁不得志的申不害，两个人，一个是君权旁落的君主，一个是郁郁不得志的能人，两人一拍即合。目的不同目标一致，韩昭侯要强大的韩国，要称霸天下，申不害要法家术治在某个国家推行，向世人证明自己法家术治才是法家的正统。这里我想到了秦孝公和商鞅，韩昭侯和申不害之间也是绝对的信任。
申不害变法的十几年恰恰是韩国最为稳定的十几年。其它的日子里，韩国总是处在一种内忧外患的境地，不是被其它诸侯侵略就是内部发生政治动荡。连宋国和郑国这样的小国都想骑在自己头上拉屎，可见韩国在诸侯中的地位，一个软柿子谁见了谁捏。
韩昭侯的信任让申不害可以大展拳脚，在申不害执政的十几年里，韩国达到了国力的顶峰，这和韩昭侯与申不害是分不开的。变法期间韩国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整顿吏治，加强君权
韩国一直疲弱很大原因在于君权旁落，权力过于分散，大臣的权力太大，君主缺少对于大臣的制约。因此申不害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顿吏治，当然他还是需要支持的，就是韩侯的支持。具体做法在史记里没有提及，但是从申不害的《申子》中可以窥见端倪。
法家的慎道和商鞅已经成功了，势治和法制都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分别帮助了齐国和秦国走向了称霸天下的道路。现在就差申不害了，在理论上他一点都不比另外两位差，需要的就是一个土壤，让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在韩国申不害看到了机会，在韩昭侯这里申不害找到了能让自己实现抱负的人。
法家术治的核心就是对吏制的整顿，重点在于术，即措施和手段，举贤任能加强对于干部的考核和任命，对于不能胜任的官员予以撤免，同时限制贵族特权，使韩国的君主集权统治得到了强化，从而使国内的政局逐渐稳定。
二、锤炼新军、富国强军
枪杆子里出政权，韩国多年来一直被各国欺凌，源于韩国一直没有一直新军，军队的战斗力低下，没有和诸侯争霸的资本。因此，申不害出于对外兼并战争的需要，重视整军备战，积极编练新军，同时大力支持兵器制造业的发展，使韩国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兵器制造业的发现也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劳动机会，可以说是一举多得，达到了富国强军的目的。通过新军的锤炼，达到了震慑他国的作用。十几年间韩国都没有受到他国侵扰就可以看出，各诸侯国知道主动讨伐没什么便宜可占，这个软柿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好对付了。
三、奖励耕织，巩固国本
在经济方面，申不害鼓励多开垦荒地，多种植粮食，是韩国的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国民的主体是农民，农业乃国家的根本，巩固国本就要让农民满意，鼓励他们耕织，同时也为国家的国库增加了收入。这是巩固国家的根本的做法，明代朱升给朱元璋建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时，百姓满意了就会把自己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知道国家的政策好，要支持国家的改革，因此做到了内部团结一致，这也是十几年韩国没有收到侵伐的原因。可以总结为君名臣贤百姓归附，外敌不敢侵伐。
但是申不害的努力随着他和韩昭侯的去世而土崩瓦解，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术治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具体原因有三：
一、术治的核心在于君主，在于君主控制百官的能力，这就要求君主要十分强势并且有驭人之能，而韩昭侯之后韩国就没有出现过英明的君主，因此术治就没有了根基和土壤。
二、术治依靠的是君主的个人能力，才能做到让臣子摸不透、猜不着，而不是依靠制度和法律，这就注定了他没有延续性，因此在申不害和韩昭侯去世后就无以为继了。
三、申不害的变法主要集中在整顿吏治和锤炼新军上，对经济上的改良有限，就是所谓的没有形成先进的生产力，这就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自然不能持久。
申不害和韩昭侯，一起创造了最强的韩国，也一起目送韩国在争霸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因为无以为继。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