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戊戌变法的关注源于一个想象:如果变法不是仅百日就草草收场，中国的历史会变成怎么样？当年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感觉变法过程中有太多偶然，变法失败的多少有些不服:如果袁大头没有“叛变革命”，也许就不会失败;如果“康圣人”没选择挺而走险，也许就不会失败;如果光绪能再强硬一点，也许就不会失败……可是当自己稍微成熟了一些，也看过了更多的史料，才明白维新只是一群不成熟的年轻人的狂欢。他们选择了斗争，而把一切可能的协作都抛在了脑后。可惜他们不过是没有实力的纸老虎，在视权力为生命的老佛爷面前，注定要失败。最近又读了以谭嗣同为主角的《戊戌喋血》，我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而且更应证了严复老爷子四个字的评价:书生误国。
中国经典学问和实际的官场学问是旧时文人教育体系里的两张皮，一明一暗，一个是敲门砖，一个是安身符，经典里的高大上和实际中的厚黑学虽然格格不入，甚至有点背道而驰，但确是官场行走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在坚持原则和审事从权之间度地拿捏，没几年中庸的锻炼，想来是把握不好的。君不见红楼小说里的贾雨村也得经过了几年官场锻炼，才入了官场的门道，懂得见机行事。可惜越是读书读的好，这点黑厚就越不容易或越不屑于掌握，这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状元朗少有高官得做的原因吧。所以为达目标的便宜行事，便成了这群未经官场的书生的软肋。
更不幸的是，当书生气遇见了“愤青”，就更是将倔强和傲慢发展到了极致。毫无疑问，维新的推动者康梁正是愤青中的愤青，刺头中的刺头，所以在他们眼中的变法自然是要打破一个旧世界，要激烈、张扬、泾渭分明、惊天动地。他们不屑与李鸿章等朝廷重臣为伍，甚至口出狂言要为变法而杀旧臣，这种对权威的蔑视是愤青心底的狂妄，也是不智者的自我陶醉。结果只是为变法树敌，将中立者推向敌营。
当然，在这群书生里，我们还忽略了一个人:光绪。这个刚刚亲政的小皇帝，也是血气方刚。那时光，激扬的文字应该最对他胃口，燃烧的热情应该最合他心意。年轻的皇帝这时写得文字都志得意满，挥斥方遒。原本还有老实持重但政治经验不足的帝师翁同龢掌舵，待翁老被迫告老还乡，光绪帝的行为就更加孩子气了:顺境时飞扬跋扈，逆境时灰心丧气，逆商为零。其上不安，其下必乱。这才引出康有为胆大包天的围园杀后，将所有本该争取的势力都推向了对立面。
总结一下，我倒不是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康有为还是有两撇老鼠胡的），而是想说靠激情澎湃的激化矛盾，终究不如努力创造和平共赢。变法改革，其实就是要动别人的奶酪（好吧，奶酪是外国人的说法，我们换成大饼）。这里无外乎两种方案:一种是明抢，一种是谈判。明抢简单，用拳头说话，这也是青春期荷尔蒙分泌旺盛时最常用的选择（没错，说得就是康梁）。可是这种方法的核心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实力。一个刚亲政不久手上无兵无权的光绪显然是没有这个实力。那就只能谈判了，需要些政治手段，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然后拿着筹码上谈判桌，实现在当前条件下的共赢。可惜变法中的年轻人是不屑于干这个，他们更喜欢更猛烈些的冲突，所以结果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广告说得好年轻人没有失败，可是不幸的是谭嗣同最终“革命人永远年轻了”。当书生意气让你选择斗争的时候，希望能有点理性让你考虑一下有没有协作的可能，毕竟协作才是人类最有力的武器。
好吧，这是一篇介绍书的文章，通篇不提书的点滴有点过意不去。这本《戊戌喋血》里描述了一个有点光芒四射的谭嗣同，但总觉得少了点“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豪气，也没有写出戊戌这百日的荡气回肠，总有点不过瘾的感觉。
本书评价，5星满分，我给2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