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矛盾和冲突贯穿了整个西欧中世纪，对西欧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对于教会权与王权之间的这场尖锐复杂、旷日持久的斗争，本文试从中古西欧历史入手，分三个阶段来分析，以期能了解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和对西欧历史发展的影响。
在西欧中世纪的历史中，政教矛盾一直存在，政权与教权一直是此消彼长，处于激烈的斗争中。开始，罗马教皇和神职人员总是从属于世俗的君主或领主的。但到十一世纪末，其地位大大改观。教会利用世俗封建主的相互格斗和厮拼而有力的增强了经济和政治力量，希求确立对整个欧洲的统治。不过世俗的皇帝和君主们是不甘心充当教会走卒的。他们对教会的支持与合作，说到底，无非是个利用。所以，一旦他们感到教会势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时候，便要采取断然措施相抗衡，以至于不惜诉诸武力。总之，在中世纪，教会权（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是尖锐复杂、旷日持久的，二者之间的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是五至八世纪的酝酿期；第二阶段是九到十三世纪，教权高涨，与政权形成对垒之势，期间教权达到巅峰状态，随后便开始由胜转衰；第三阶段是随着君主国家的形成和各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萌发，王权逐步得到加强，教权节节败退，王权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酝酿时期
中世纪伊始，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国家二者只不过被当作统一社会的两种基本的职能机构而已，它们只有分工的差别，并无不同社会性质的对立。它们并没有料到嗣后彼此之间会发生多大的冲突。尽管如此，在某些神职人员的思想理论中，已显露了夸张神权的苗头。盖拉西（492年——496年为教皇）是最早提倡教政二元主义的理论家之一，他提出所谓的“双剑”论。他说，在基督那里，本来是君主、教主合为一体的；但基督深知人的弱点，便在尘世中将这两种职能分开，将两把剑一给君主，一给教主，并令他们互相提携。盖拉西说：“治理现世有两大系统，一为教士的神权，一为人主的君权。在‘最后判决’中，就是君主也必须由教主代向天主负责。就此点而论，则这两种权力中，教士权力的分量较重。”又说：“耶稣·基督在规范这两权各得其所的方法和尊严中，又区别彼此的职务……既：为使来世的永生，信教皇帝应需用教士，而教士应用皇法也是为了尘俗事务的缘故。”由以上可以看出，在中古初期，神权开始觊觎世俗权力，并为以后染指世俗权力寻求理论上的依据。
在六七世纪时，罗马主教趁拜占廷皇帝对意大利的控制削弱之机，首先统治了罗马，继之又在意大利中部占据了大片土地，在格列高一世（590年——604年）任罗马主教时，对西欧教会开始有了较强的影响，此后罗马主教逐渐独占了教皇的名号。在751年，教皇与西欧新兴封建主法兰克国王结盟，支持法兰克王丕平篡夺王位后，后者在754年战胜意大利北部伦巴德人时，强迫伦巴德人把侵占的意大利中部的一片领土交给教皇，教皇从756年起，在这片领地上形成了一个世俗国家，俗称“教皇国”。这样，教皇在宗教权力之外，又获得了相当大的世俗权力，这为盖拉西“双剑论”的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以后神权与王权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
教权与王权的对垒
随着十一世纪欧洲经济的增长，教会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逐渐想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表现为这个时期兴起的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改革者要求严格教会管理，反对世俗政权对教会的操纵。克吕尼运动加强了教会的组织力量，最后由改革者与教廷建立起联系，而打破了数世纪以来政教之间虽有矛盾，但相安无事的局面。1073年，克吕尼修道院修士希尔得布兰德当选为教皇，即教皇格里戈利七世，由此开始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皇帝作为世俗封建主的首领，教皇作为教会封建主的首领；一方主张教权至上，一方主张皇权至上，形成了二者对垒的局面。
导致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生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教会要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和教皇政策中的“世界主义”倾向，即双方都想确立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教皇认为自己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理应控制和指导世俗君主，教皇以开除教籍和褫夺教权为武器来操纵世俗政权，实现其帝国野心。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四处干涉，以俗界领袖自居。双方斗争的焦点是主教叙任权和对意大利的控制权。这两点对教皇和皇帝推行他们的“世界帝国”政策至关重要。首先，教皇视主教叙任权为摆脱世俗政权、培植教廷的驯服仆从的工具，皇帝则一向通过任命主教来控制教会，并把自己控制的教会看作是帝国的重要支柱；其次，教皇要通过控制意大利来捍卫罗马，皇帝则想通过控制意大利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教皇格里戈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1056年——1106年）开始的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最终以1122年皇帝亨利五世（1106年——1125年）与教皇签订妥协的《沃姆斯宗教协定》而告终。按照协定，皇帝放弃主教叙任权，主教由教士选举产生，但皇帝有权出席选举，并在有争议时作出最后的决定，教皇则将授予新主教权标，以象征领地和行政权力的重要特权让与皇帝。从表面上看，教会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废止世俗君主的主教叙任权，但实际上皇帝对教会仍有较大的控制权。教皇要控制整个基督世界的企图尚未实现。因此，从十二世纪后期起，教皇又与皇帝为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结果，皇帝菲特烈一世于1176年林雅诺惨败，而几乎放弃了在意大利的一切要求，教皇权威终于在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年——1216年）达到了极盛。英诺森三世在中部意大利建立教皇国以拱卫罗马；他任命皇帝，英国向他屈服，法国与他结盟；他镇压了南法阿尔比异端，提倡新僧团的福音等等。而且在那个时代，任何不符合神学正统的思想学说，都被斥责为“异端”而受到禁止和迫害。总之，那时“基督教使西欧封建社会各个方面都染上了宗教色彩。”英诺森之后教皇势力由盛转衰。后来神圣罗马帝国霍享斯陶芬王朝的灭亡，教皇受控于法王，宣告了皇帝和教皇的“世界帝国”幻梦的破灭。
王权加强教权衰退
从十二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到十四世纪西欧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经济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消除封建割据，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王权，统一国家。
另外，在皇帝和教皇的争霸过程中，教皇插手世俗事务，削弱了教皇作为西欧精神领袖的地位，日益等同于一个世俗君主。为适应插手世俗事务的需要，在教会管理上，教廷被迫借助于世俗的方式，尤其是一整套税收和财政体系。并且，既然教廷没有一个教会税收体系，因而教廷不得不像世俗国家那样，运用它的司法权力作为一项税收来源，这就必然造成对世俗法权的干涉。教廷的世俗化，它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对国家司法的干涉，以及它苛重的税收，都必然加深教皇与普通基督教徒之间的鸿沟，引起西欧各国王权的不满，所以只有彻底摆脱教皇的控制，西欧国家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从十二世纪起，西欧各国国王便以宗教宗主权为武器来加强王权。所以西欧王权加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与教皇的斗争。
王权逐步加强教权节节失利，这个过程在法国的历史中可以清晰看出来。在路易九世时期（1226年——1230年），国王实行司法、货币和军事改革，促进了经济统一与中央政府权力的加强。到腓力四世时期（1285年——1314年），王权继续加强。腓力四世为夺取附属的城市伊兰得尔，推行战争政策，经常感到财政困难，他便向法国教士征收捐税，因此和教廷发生冲突。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政教斗争激烈时死去，新教皇克力门五世是在法国国王直接压力下当选的。教廷从这时候迁到了法国阿维农城，总共住了七十年（1308年——1378年），史称“阿维农之囚”。腓力四世继续和教皇作斗争，于1307年没收神庙骑士团财产。1312年教皇正式宣布解散神庙骑士团。腓力四世得到完全胜利，教权受到了重大打击。“阿维农之囚”事件充分地表明了教权在这一时期衰落的趋势。
王权能最终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十二、十三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十五、十六世纪大体完成。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总之，教权与王权的冲突，以王权的最终胜利而告终。教皇作为西欧最高效忠对象的地位消失，各国王权成为各国臣民最高的效忠对象。王权的加强，民族意识的萌动，是西欧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