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一个旧旧的行李箱，手上拿着张皱皱的高铁票，正在北京一所985高校读大二的敏娟正式踏上了回家的路途。高铁站外，敏娟的父亲顶着凛冽的寒风，不时朝出站口望去，生怕看漏了任何一名旅客。
敏娟出生在一个经济不算发达的小县城。县城有许多土地都未被开发，从市中心往东走，走个20多分钟就能看到连片的田地。安静、祥和，这是敏娟家乡的特色。由于家庭条件算不上优异，父母常常不在敏娟的身旁，敏娟很小就明白自我独立的重要性。学习上，敏娟很刻苦。无论是什么年级的老师，对敏娟都是赞誉有加：这个孩子蛮用功，也很懂事，学习上经常是班级前列。
高考中优异的成绩，给了敏娟一个走出小县城的机会。之前，她对北京的印象还停留在几个简单的标签中：首都、大城市、繁华。来到北京，敏娟才发现，真正的北京与她印象中的北京，差的太远了。这种远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天差地别，更是精神上的。
对于未来，敏娟无疑比同年龄的其他同学更加焦虑：如果没有适合的工作，就继续读下去。在北京的许多高校中，像敏娟一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他们被网友称作“小镇做题家”。他们出身小城，初中高中六年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可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他们没有父母资源的加成，孤身一人来到大城市拼搏。他们靠着拼命刷题挤进了一流高校，以为人生从此平步青云，怎料到了大学才发现自己不仅泯然众人，与来自大都市的精英同学相比，更是有着悬殊的差距，毕业找工作时完全没有优势。
1 学历正在贬值，评价标准正在多元化
能在国内985高校上学的年轻人，高考成绩一定差不到哪里去。如果说，高考前区分不同人群的标准是通过成绩，那高考后，这道标准就变成了视野、眼界、外语水平、口才、社交能力。对于“小镇做题家”们，划分标准的多元化，让只懂刷题的他们显得无所适从。
2014年，央视拍摄了一部共六集的纪录片——《高考》，豆瓣评分9.1分。《高考》里的何飞爸爸，一家六口全靠他开摩托车养家，全家省吃俭用凑了五万元学费，把何飞送到毛坦厂中学复读。《高考》里的刘洋洋，是甘肃穷山沟里的孤儿，由奶奶和伯伯养大。为了供洋洋读大学，伯伯倾家荡产四处借钱还是凑不齐。不可否认的是，高考这个全社会较为公平的渠道，为许多寒门学子实现阶层跃迁提供了可能。我们认同高考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高考是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最快捷的方式，可高考之后呢？
“好好学习，现在辛苦一点，高考完上了大学就很轻松了。”无数高考学子挤上那狭窄的独木桥，小心谨慎走了过去，结果发现，这时代不只只看纸面的成绩单了。与自小出生在城市的同龄人相比，成绩对于他们已经不再有优势，而第二技能、第三技能成为区分一个人新的标准。前些年网上流传这样一个段子：一个农村来的大学生站在长安街上，对社会的适应度也许还比不上一个从小生活在北京的12岁少年。他们没有大城市的同学见多识广，更没有他们的多才多艺。城市孩子的简历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课外奖项，而“小镇做题家”们的简历上只有不断重复的3个字——“奖学金”。
究其原因，是社会评价人的标准正在多元化，仅仅凭一张985高校的毕业证书已经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的能力，学历正在贬值。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一书中提出过“学历贬值”的问题，他提出了“文凭的通货膨胀”[1]。
据教育部数据，我国2020年研究生在学人数将突破300万。从1949年研究生在学人数仅629人，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突破300万人[2]。
现代社会需要文凭，不是因为它能衡量一个人的知识水平，而是因为它的社会功能。无论文凭发挥着怎么样的社会功能，其背后都是遵循规律的，即其价值与稀缺性挂钩。当高学历人才数量逐渐增加时，文凭的价值自然降低，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不再是优先条件，而是严格的准入门槛。《文凭社会》的出版时间是1979年，但对当前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学历贬值的同时，用人单位相对应的提升了交际能力、实践能力的考察比重，对于“小镇做题家”来说，常年沉迷于做题的他们，又有多少时间实实在在的培养自己的交际能力、实践能力呢？离学校越远，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就越失效，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资源、交际能力的空白。
2 内卷化的时代打击着“小镇做题家”
小时候，我们总能听到父母对我们的唠叨：要好好读书啊，你看看隔壁家的小王，在学校举办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拿了一等奖；业余时间练习钢琴，最近还去香港参加了钢琴比赛呢。你再看看你，惭愧不惭愧。
与他人无休止的竞争，真的会让我们更好吗，又或是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焦虑？
前些年，“内卷化”一词很火，说的是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你考试从50分考到100分可能很容易，但是要从100分考到150分就十分困难，难度是呈指数上升的。高考很多学校个别省份的专业只有一个名额，但是和你竞争的人有几千人，这便意味着1分可能会甩开近1千多人，1分可能决定一个考生往后的命运。为此，“小镇做题家”们必须每分必争不放松，这无疑加剧了他们的焦虑。
内卷化的结果，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军备竞赛”。在这场“军备竞赛”中，中产阶级家庭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苦苦挣扎，小城镇的年轻人越来越难以实现阶级跃迁。这几年我特别喜欢一个说法：以往我们说高考是一场相对公平的游戏，每一个人都拿着相同的装备入场，在不停地“打怪升级”中成长，最终打败了高考这个“大BOSS”。但近些年，这种相对平衡似乎有偏向的可能，“人民币玩家”进场了。“小镇做题家”们拼命打怪升级，可能也无法触及中产阶级的孩子用钱堆起来的“成就”。我不否认“小镇做题家”们有很优秀的老师，有很勤奋的同学，有很慈爱的父母，但相对比之下，城市的发达程度与教育质量，的确存在一定的正相关联系。小镇的文化氛围与信息流动，必然和大都市有所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会无时无刻的影响着教育发展。
耶鲁法学院教授Daniel Markovits去年出版的新书《Meritocracy Trap》给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结论：精英主义正在摧毁美国社会，创造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尖锐的阶级对立，让不同财富阶层的人彼此隔离、甚至仇恨[3]。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医生、律师、飞机师、教师、公务员都是比较体面的职业，但要想得到这种职位，依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勤奋努力，还有家庭财力精力的投入。培养精英后代是一种投资，而且目前来看这种投资可谓是稳赚不赔。富裕家庭用各种资源最大化后代的能力和水平。反观“小镇做题家”们，一来没有丰富的人脉资源、经济资源，其次在综合能力上与他人相比并不占据绝对优势，在残酷的竞争中往往处于下风。像豆瓣社区的“985废物清除计划”就是“小镇做题家”们心中最真实的写照。
3 焦虑，还是无尽的焦虑
如果是学历贬值是一种社会趋势，那带给“小镇做题家”们的就是无尽的焦虑。“知识焦虑”就是在信息爆炸时代，人们对信息的吸收是呈指数级增长，让我们感觉自己欠缺的东西越来越多，似乎各个方面都需要提升，但回到现实发现提升全方面的能力无疑是幻想。每次走出书店，我心中都会抱有遗憾，这种遗憾并不是寻不得知识，而是知识太多了。当今时代一个人就算不吃不睡都不可能将人类历史上所有著作全部看一遍。同样道理，任何一个“小镇做题家”都不可能把人类迄今为止所有试题全部刷一次。
与常识不同的是，做题家们在刷题的路途上走的越远，越容易察觉到自身知识的不足，也就是越刷题越发觉自己不懂，而这种“不懂”会加剧做题家们对学习的焦虑，产生“怎么我那么努力的在刷题了，还是有那么多不懂的知识”的错觉。这也许比较反常识，举个形象的例子：你可以想象一个圆圈，圆圈内是目前你已掌握的知识。每刷一道题，你学会的知识有所增加，你的圆圈半径都会扩大一点点。而随着圆圈半径的逐渐扩大，圆圈的周长随之扩大，与圆圈外相连的面积同时增加，越发让“小镇做题家”们陷入越做越多错的循环中。
如果是这是一种思维模式上的问题，那“小镇做题家”最为致命的弊病是——认为一切事情都有正确答案。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通过高考的驯化，不经意会形成任何问题都存在正确答案的错觉，只要我足够努力，就一定能够够到那个正确答案；只要我足够努力，就能上理想的大学。个人努力固然简单，埋头苦干就完事了，先干为敬嘛，但是高考结束后，进入大学后，“小镇做题家”们越发疑惑，这个世界怎么有那么多的正确答案。毕业后可以到大公司应聘，也可以继续读研深造，更可以投身到外卖行业，成为一名称职的外卖小哥。
美团研究院发布的《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指出：有近7万的硕士毕业生在送外卖[4]。
可你能说硕士毕业生跑去送外卖是“错误答案”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人就是享受送外卖的幸福与自在，这没有什么对错之分。
有的“小镇做题家”一头扎进游戏中，在热门游戏中当起了“游戏代练”；有的“小镇做题家”把旅游当成了自己的一门事业，定期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章，倒也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有的“小镇做题家”在闲暇时间发展自己的第二爱好，或者干脆肆无忌惮的补觉。对与错，其实很模糊，又何必要分个对错呢？为分对错而分对错，只会加剧生活的焦虑，把自己拖进“焦虑困境”中难以自拔。
4 解铃还须系铃人
报考北大考古系的留守女生钟芳蓉选择为考古献身，也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处。钟芳蓉通过十几年的学习走出小镇，本就不是一件易事，如果她能在更大的平台上学习，还能继续发展自己擅长和喜欢的方向，又何尝不好？
“小镇做题家”并不是一个糟糕的群体，他们当中也有及时反思、不断迭代的优秀青年。需要承认的是，“小镇做题家”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小城镇，投入大城市的怀抱中，一定会面对自我的迷茫、他人的歧视。在迷茫、歧视中顶着压力往前走，总还是有一个相对合适的解决方案。毕竟，就算竞争力与中产阶级的孩子有差异，但毕竟走出了城镇，也算是跨出了伟大的一步。
解铃还须系铃人，完成高考走入大学后，“小镇做题家”们还需要独立面对“生活”这道没有正确答案的题。
[1]《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兰德尔·柯林斯
[2]数据来源于教育部
[3]《Meritocracy Trap》，Daniel Markovits
[4]《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美团研究院
注：本文的“敏娟”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