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所长吾人所短
团体与个人是西洋人的老问题，全部西洋史几乎都表现在这问题上面。他们在这问题上所受教训及锻炼既多，自然有许多长处。其中关于团体一面，可以约举为四点：
第一，公共观念
第二，纪律习惯
第三，组织能力
第四，法治精神
这四点亦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
先从末后第四点说起，此处所云法制精神，盖就西洋人之执法与中国人之徇情，对照而说。
在大团体中一办公机关，应付众人，处理百事，只有订出律条而拘守之，无论什么人来一律看待。然后乃少费话，免纠纷，公事进行的快，而秩序以立，群情以安。
中国人的生活，既一向倚重于家庭亲族间，到最近方始转趋于超家庭的大集团；“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托人情。你若说“公事公办”，他便说你“打官话”。
法治不立，各图侥幸，秩序紊乱，群情不安。
次说到组织能力。此所谓组织能力，即指如何作团体一份子的能力，和耐商量着向前进的精神。
有人说“中国人不是自暴自弃，就是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发言权不要监督权，乃至不要自由权作一个顺民亦可以”。
如民国七八年来，各地学生会，其中热心的废寝忘食，真可牺牲一切；但事情必须听他主张。
如果他的主张行不去，他的意见每人听，马上心灰意懒，好歹不问了。赌起气来，闹到分裂散伙亦可以；相持不下；将团体之事搁起来不进行亦可以。
又如乡镇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行之，大家听从没有话说；或由一二领袖做主，亦可行得通。
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众人，以问题付之公议解决，往往就议论歧出，商量不到一处，事情反而办不动。此时再下命令，他们亦不愿听了。
总之，或者受人支配作一个顺民；或者让他做主，众人都依他的。独于彼此商量大家合作，他却不会。
凡此种种，例证甚多。时论所讥“一盘散沙”，“没有三个人以上的团体，没有五分钟的热气”，大抵指此。
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当他在家里关起门来，对于老婆孩子，他便是皇帝。出得门来，以其巽顺和平之第二天性，及其独擅之“吃亏哲学”，遇事随和，他便是顺民。
参加团体众人之中，不卑不亢的商量，不即不离的合作，则在他生活中夙少此训练（尤以士人生活及农人生活为然）。
往者胡石青先生，在民国初年尝遍游全球各地。特别是北美、南美、南太平洋多有华侨之处，他都到过。
他常爱谈所见华侨故事，而结论说：华侨的才干非他侨民所及，亦非当地人所及。不论干哪一项事业，皆能有他的表见；乃至当强盗，作乞丐，亦复出色当行。
但有一点：这都是其个人本领，而非成功于群策群力的组织。就因在团体组织上不如人，又得不到国家保护，终为日本侨民所胜，为当地人之所欺。
再其次，论纪律习惯。所谓纪律习惯，盖指多人聚集场面，无待一条一条宣布，而群众早已习惯成自然的纪律。
在消极一面，例如：开会场中不交谈、不咳嗽，走路不作声响，出入不乱挤，一举一动顾及前后左右而不妨碍旁人等等。
在积极一面，例如：坐则循序成列，行则排队成行，发言则当机得时，动作彼此配合照应，种种细节，难以枚举。
无论消极积极，扼要一句话：必求集体行动起来，敏捷顺利，效率要高，不因人多而牵扰费时。
试看车站或戏院集票的门窗前，西洋人自然鱼贯成行，顺序而进；中国人却总是争前窜后，虽有警察，犹难以维持秩序。
人们的品性，皆养成于不知不觉间；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