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苦难是艺术的温床，20世纪的大疮疤就诞下了许多的果实。在这些硕果中张爱玲和萧红是女性文学中的杰出代表。郭沫若先生说过：“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时代的悲怆连同着个人的际遇造就了永恒的“文学洛神”和张爱玲的“天才少女梦”。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的脚步沉重的喘息，新的西方思想的传入抨击着旧的礼教，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肠胃都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在被奴役和奴役之间苟延残喘，面对这样的景象张爱玲写到：“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萧红如是说。

黄金时代一词意指做什么事情的最佳时机，而属于萧红和张爱玲的黄金时代，随身附着着的是感情的缺失和自我意识丰满带来的悲凉。人们理所应当的认为黄金时代当是一段最辉煌灿烂的日子，而于萧红和张爱玲来说免于颠沛流离和享受一丝的温暖便是她们的黄金时代。萧红把自己在日本修养的这段时间称为她的黄金时代是很确切的。

北方乡村朴素的棉布和南方都市华美的丝绸

萧红和张爱玲的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除却文学上的造诣还有感情生活。多数时候后者比前者更为读者大众所青睐。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不言而喻，无需多做赘述。

萧红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地主家庭，与土地亲密接触过留下的这种质朴也同样延续到了她的作品中。在她的成名作《生死场》中这种气质发挥的淋漓尽致，鲁迅先生曾经在为其做序时写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萧红擅长于用平淡的口吻写出最沉重的悲伤。王阿嫂的死和小团圆媳妇都是都体现着她的这种冷漠中的关爱。

萧红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留下了“萧红体”这种带有散文风格的小说，所以她的小说也带着散文的美感，抛弃了传统的以线索和逻辑来描述事件的模式，而是以人物对外界的强烈感受和场景来组织故事。《生死场》是这种风格成熟的表现，分为许多个小故事进行创作，看似是一个个独立的章节，不同的人物，但实则是一个整体，一整个北方的社会和人民。

张爱玲和萧红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通常被作为彼此的参照物，这与两人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悲壮的文风有关。张爱玲出生在落寞的贵族家庭，但是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温暖她的童年。受过旧式的私塾教育的以及西方文学的影响，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对一些服饰，房屋里的摆设等有着极其精美的描述，利用这些物象来烘托人物心理变化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一大特色。相对于张的繁琐，萧红的文章则一般多用最简单的词语和句式，两人的风格迥异却又营造出了同样“悲凉”的气氛。

萧红的悲壮，张爱玲的凄切

萧红在文学史上被划入“左翼”文学派中，但是就萧红自己来说她对任何派别都是不感兴趣的，认真探究起来她的作品与政治没有太多的关系这点与当时的丁玲一作对比便可得知。抗战文学也是从对人民苦难的这种关怀中很自然的延伸出来的。

人民的质朴和愚昧造就的悲剧是萧红作品的主旋律，北方泛着青灰色的天空，太阳明晃晃的照着人们腐烂的伤疤，所有的痛苦都在明亮的色彩下暴露无遗，这是萧红呈现出来的图景。这种感情，在太阳这一光明的象征的衬托下显现出的是“悲壮”，是喧闹和热烈中更深沉的寂寞。像是五月毒辣的太阳下，被勒紧脖子的凤凰花。“她的悲哀像是沉淀在了淀粉里头，沉重且不可分解”。

相比而言，张爱玲的文字创造出的总是一种即使炎热的六月也后背发凉的感觉。像是走进一个阴森森的大宅院，被厚重的帘子遮住的屋子里面，透过一丝微弱的光看见角落里的人发着渗人的笑。“悲凉”从字里行间满溢出来铺满了整张纸。这种凄切配上张爱玲华美的象征和比喻为后世的我们留下了一场文字的盛宴。潮湿的弄堂口，闲言碎语间打着衣服的老妈子和旧礼教下变得畸形的女性们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随处可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半生缘》中曼桢的母亲将这种畸形表现的惟妙惟肖。

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对张爱玲和萧红的研究也是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大家更加倾向于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去探究两人的人生际遇对其文学作品的影响和塑造。受特殊家庭环境和童年生活的影响，萧红和张爱玲在性格上趋向于神经质，这种性格的人对周围事物的变化和感情有着极其敏锐感知。这种特质创造了她们的文学奇迹，同样也成为两人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绊脚石。

林语堂先生在《京华烟云》中塑造出的人物红玉就是个这样的悲剧。红玉受的是旧式的教育，擅长于作诗，喜看小说最后自己也沉浸在这种复杂的感性情感中，香消玉殒。古人所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或许也是有这层含义的吧！

萧红一路坎坷辗转最后在香港落脚，而张爱玲也是在香港熠熠生辉的。宿命般的偶合，最后在浅水湾画下生命的句点。

“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恨，还有爱和温暖”是萧红对苦难的最终释怀；“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是那么痛快”是张爱玲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写照。属于她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沉淀成一页页泛黄的纸张。你翻阅或是不翻阅，它永远都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