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时代是真的变了，在我读书及成长的年代若是问起身边的小伙伴爱哪个朝代的话，大抵会有两种回答：身强体健，动手能力强的大多是三国水浒，作个万人敌，割草机。而我们这帮子只能摇唇鼓舌的弱鸡则想着去春秋魏晋当个白玉柱，紫金梁。但现在网上则有很多人都对此嗤之以鼻甚至扣上卖*求荣之名。其理由则是那些时代很糟糕，甚至是今日不知明日事，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所以得出结论：凡是向往这些时代的人不是蠢就是坏，或者又蠢又坏。

      网上说法咋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说这话的先生们仿佛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博爱胸怀。但让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这话说的跟我讲的是一个事吗？试问凡是中华儿女，但凡读过或玩过三国的有没向往过去到那个时代体验把割草的快乐或者享受下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优越？那么按上面的逻辑全中国喜欢玩三国游戏甚至战争游戏的人都是蠢或者坏是吗？当然如果这是在网络对话的话应该马上有人会说我偷换概念：玩游戏看电视怎么会和喜欢或向往一样呢？但是你想如果你不是对游戏里的那个时代和内设角色有极高的认同感，你怎么会选择玩它并沉迷其中呢？所以到底是所有爱三国的人又蠢又坏呢？还是这种看似悲天悯人实则颂圣赞歌本身有问题？我想这里面如果不谈有心人在里面的故意扭曲的话，那么赞歌里的向往和我说的向往其实不是一个事。

      中国语言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特别是现代文，口头用语，由于我们不像古人在书面那样因切实需要而规范严谨，所以往往在不看上下文的情况下很难就某个单独的词句含义作出准确判断。而网络上的向往和我们读书成长时的向往其实就是这样，同样是这两个字，表达的却可能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我就说说我更清楚的我们那时候对春秋魏晋的向往。那是基于一种个人内心渴望又难以在现实达到的转嫁慰藉。举个不太贴切但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汉文帝对李广说的那句有名的话“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这是说高皇帝时期老百姓比文皇帝时更好，让大家都回到高帝一朝吗？当然不是，稍微熟悉一点历史我们都能轻易得出，与民休息的文皇帝时代普通百姓绝大多数都比高皇帝那个动荡的年代要好。那么为什么身为帝国统治者的文皇帝反而要替李广惋惜，甚至有点鸣不平呢？因为文皇帝知道自己这一朝要坚持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那么无论是贾谊这样的天才少年，还是李广这样的任俠良家子都很难得到与其能力相当的地位与封赏。所以即便作为皇帝又明明那么欣赏他们也只能为他们表示哀叹。时代整体的繁荣向上，并不意味着个人就能达到其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值。这一点在后面的武帝朝更是得到了充分验证。究其原因是个体在越来越科层化官僚化且不具备足够社会保障的体系下，几乎很难找到并发挥自己能力的最大值。毕竟光应付那些为过往社会需求而设置的通识教育和考试就已经让我们精疲力尽了，更不要说我们如果想出身社会后能进入尽可能好的公司和更高的薪水及社会地位，那么往往我们需要强迫自己选择一个并不那么喜欢的专业并尽可能多的获得第三方对你的认可——职业证书。因为在官僚体制中你想获得认可的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面试时递上一份足够分量的证书，而不是当场表演一个相关的技能，那样对于面试你的人来说选择成本太高，并不符合工具理性。而当你完成这一系列的学习和考试后也不是结束，而是新一轮更紧张却又往往更无趣的学习的开始。所以你个人能获得多大成就，取得多少荣誉和社会认可往往与你这个人本身更擅长什么关系并不大，更多的是你出身的家庭，读书的学校，选择的行业以及进的公司，和社会整体偏好。你个人只能主动或被动的成为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附属品。哪怕你成为了马云，王健林。你依旧不是最特殊的一个。我们会说，没有马云还会有牛云，没有王健林还会有陈健林。个人在这部足够精密庞大且有序运转的社会机器面前微不足道，没有任何个人的意志能彻底逆转这种社会进程的必然，充其量不过是一剂催化剂而已。哪怕是川普那么看起来极度自我的人，他依旧无法去逆转整个社会的进程，他既无法真正阻止非法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涌入，也做不到修改宪法使自己不需选票就能终身连任。他也必须在制度之下。用句《康熙王朝》里的台词来说哪怕是表忠心，也是“皇上要我有多忠，我就有多忠”不能多也能少。

      但春秋三国魏晋这种时代则不同，它既不同于现代的这个科层化官僚化社会，也不像历代治世中遵循传统的老人政治，更不同于秦皇汉武那样的强人威权政治。这些时代最大的特征是传统乏力，社会无常，君权羸弱。彼时社会对于任何个人的特性都极度崇拜而个人能力也有展示的无限可能。你是成仁取义也好，是兼爱非攻也罢或者干脆一毛不拔乃至马基雅维利都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进而影响一地，一国乃至是当世的格局，又或者你只是剑客惭恩或巧舌如簧，那也不妨碍当世还是后书都可能有你一笔，甚至是你的敌人都会为你发出由衷的赞叹。真的就像撒切尔夫人的那两句话“不存在所谓的社会，人必须先是他自己”“骑上你的自行车，去挣你的运气。”

      《叶问》里有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我是个练武之人，遇到不公义的事，我一定要站出来，这是我们学武之人的初心。”很惭愧，作为一个自诩理性的现代人，在听到这句话时，我依旧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这是我自四五岁起看的那些话本小说便接受到的教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国家危亡，匹夫有责。它是如同李广，聂壹这样的自发行为，从不因时局，社会而改变。同时书里与武者相对应的士人又当是如何呢？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范蠡张良的进退自如，是太公的垂钓渭水，是武侯的三顾茅庐。公子小白得管夷吾而霸春秋，楚平王失伍子胥而亡社稷。留侯三策让霸王别姬，汉室得兴。公瑾一炬使魏武仓惶，三足鼎立。读书非为稻粱谋，可安天下定风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不是教你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而是让你不为俗事苦，不坠青云志。

      当然我承认我做不到甚至不敢做这份纯粹。但不妨碍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对于春秋魏晋乃至前朝的向往，是中国千秋士人对其身份认同后的一种浪漫畅想，它是对士这个中国特有阶层的所蕴涵力量的极致体现场景。它不是想让君臣黎庶从安平治世堕入离乱无常，而是看尽兴亡后深知花红易落，盛极则衰，若有朝一日再逢变乱，依旧能聚亿万民心，延千载文明。 它是真正延绵千年的传统，是对千秋家国梦的沉缅。而不是一边生搬“国学，正能量”这类东洋汉词自诩爱国正统，一边却又自大狭隘的如前清遗老。

    《伽利略传》 说“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但我想一个连青年人都没有真正理想，都只遵循工具理性，只要成为一颗好螺丝钉的国家更是令人绝望的。我一直很庆幸我生在了85后这个既远离了苦难又未被完全规训的年代。我有幸曾亲眼见过比我稍年长的那些75后到85前的哥哥姐姐们是何等壮志豪情，那可一点不比当年那三个在德国密谋改变帝国陆军结构的青年军官差。他们悄悄撬开了父母单位的军械库，然后背上偷来的枪，开着老式的卡车，怀揣着梦想，一往无前地奔向远方。直到数日后他们被边防哨所的士兵押回大院，他们的父母才知道自己这群最大也不过十四五岁的孩子，想的却是要奔赴自由主义世界，去解放全人类。我想这是现在大多数只接受了通识教育的孩子想都不敢想的。

      它当然是疯狂且极具危险隐患的。但我自小认知的中国传统士人，任俠都不是会因见到红白之物而面露惧色甚至瑟缩低啜的。他们张扬个性又恪守礼义。轻生死，重然诺。每逢国难，慨然赴义。这不是对当前生活的诅咒，不是觉得这个时代不好，只是对自我可能的期许，对这个时代可以更好的期望。

      我是自小读传统文学长大的。虽也学了些西方科学，但心中到底不忍忘记那延绵数千年的旧梦，背离那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思想传统。我认为钱穆先生有些话说的极好：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报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百家争鸣，魏晋风流，求得不是口腹冷暖，求得是不负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