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起学了熊秉元的两本书《生活的经济解释》和《正义的成本》。为什么一起呢，是因为这两本都阐述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视角：在看似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始终贯穿着一条看不见的经济逻辑。

换句话说，你找什么工作、和谁结婚、生不生二胎、读不读博士、要不要创业，等等，都可以依靠经济分析来做决定。甚至包括一些看似无价的生命，至高无上的正义，都逃不了经济学的视角。

首先《生活的经济学解释》分为“看经济”“读社会”“谈政治”“说法律”四个部分

从本质上说，经济学其实是一种分析工具、一种思维方式。更具体地说，经济学就是人类在面对多种可能性的时候，如何去进行比较和选择的一种思维工具。

他相信经济学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种思维工具，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那么无论是社会整体福祉还是个体福祉，都能得到明显提升。

三个方面来详细说明，如何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生活问题。

一、为什么说现代人更需要经济学这个思维工具？

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重大转向：从主要关注“社会整体”，到越来越重视“社会个体”的行为选择。

总之，现代人必须为生活处处做出选择，并承担选错的全部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古人不需要学经济学，而现代人却非学不可。

经济学的“三观”与传统社会的“三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社会遵循一种“绝对价值观”。而经济学说到底，是一种比较和选择的方法论。

追求公平、正义等任何好的价值，都必须考虑相应的成本，否则只能流于空谈。

二、以经济动机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和用道德力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两种方法哪种更好，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吗？

靠强调道德力量和伦理规范来调整行为，虽然是治本，但见效比较慢；有些社会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必须马上解决，只能靠金钱激励这样能立竿见影的政策。也就是说，从实际效果来看，金钱激励往往比道德约束见效更快，适用于一些“社会急症”。

金钱激励既能立竿见影地缓解某些社会问题，也存在严重的“副作用”，这一事实并不说明金钱激励就完全不可取，而是不能滥用，必须在仔细权衡成本收益、利弊得失的情况下，慎重采用。

三、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机制与实践难题？

对个人来说，投票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是为了维持自我形象而付出的成本。当这个成本不太高时，人们就愿意去维持形象；而如果成本过高，那么人们就会另做考虑。

如果民主决策要更多依靠“理论”而非“偏好”，那么，实际上行使民主权力的人自然也就应该是精英而非普通民众。

对于民主决策可能出现的“多数人欺负少数人”现象，布坎南教授认为有必要将制度设计分为理论和偏好两部分，这也引出了波斯纳法官的一式民主和二式民主之分。

《正义的成本》这本书的精髓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能无视代价。

正义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成本是一种经济学概念，组成“正义的成本”这个概念时，就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思维冲击。思考问题：当一个社会运用法律手段来实现公平正义时，需要斤斤计较地去考虑成本吗？为了维护正义的尊严，难道不应该是不计代价的吗？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正义是一种工具性概念，它不是目的本身。人类社会需要靠正义来维持运作、创造价值，所以，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正义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

在原始社会里主导力量是大自然，正义的落脚点是生存问题；

进入以农牧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后，主导力量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义的落脚点是契约精神。正义的内涵已经渗入了效率的成分。这就要求法庭判案时，不仅需要考虑案件本身，还要考虑重复博弈和长远利益问题。

现代工商业社会，也就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主导社会的决定性力量，经济活动中所强调的效率，也自然而然地变成规范人际互动的最主要原则。换句话说，在现代社会中要确定什么是正义，需要从效率的角度来衡量。

第二，法律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原则，也就是“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以及由此推出的“社会成本最小化”原则；

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里，明确提出了“社会产值最大化”概念。

哪一种界定权利的方式可以使社会产值最大，就选择哪种方式。衡量双方当事人有理无理，不应该从个别正义的角度着眼，而应该从社会整体效益的角度评估。

第三，“生命无价”的立场，看起来是正义的，但是对于解决法律实践中的“定价”问题并没有什么帮助。

对于意外伤害事件，经济活动中服务契约价格的高低，决定了赔偿金额的大小。

总之，如果用四个字来总结全书，那就是，正义有价。一方面，对正义的追求需要社会付出相应的资源，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只能实现有限正义；另一方面，在经济活动占主导的现代社会，经济效率成为衡量正义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