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思想有两条不同的路线:阴阳的路线,五行的路线,各自对宇宙的结构和起源作出了积极的解释。可是这两条路线后来混合了。在董仲舒那里这种混合特别明显。所以在他的哲学中既看到阴阳学说,又看到五行学说。
现在,让我们回到汉朝独尊儒家和尔后复兴道家的政治社会背景上来。儒家的胜利不是仅仅由于当时某些人的运气或爱好。当时存在的一定的环境,使儒家的胜利简直是不可避免的。
秦国征服六国,靠的是以法家哲学为基础的残酷无情的精神,这在对内控制和对外关系中都表现出来。秦朝亡了以后,人人就谴责法家的苛刻,完全不讲儒家的仁义道德。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就宣布,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韩非以及苏秦、张仪之学的人一律不准举为贤良做官。
法家如是变成秦的替罪羊。在其他各家中,与法家距离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所以很自然地发生了有利于儒家、道家的反作用。汉朝初期,所谓"黄老之学"的道家,实际上十分盛行。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一前157年在位)就深爱"黄老";大历史家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指》中对道家评价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学来说,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尽可能少管事情。所以圣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过多造成恶果,他就要尽量消除。这恰好是汉初的人所需要的,因为秦朝造成的苦难之一,就是管的过多。所以建立汉朝的高祖刘邦率领他的革命军队,进入秦朝首都长安的时候,就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废除。汉朝的创建人就是这样地实行"黄老之学",虽然实行了,无疑是完全不自觉的。
所以道家哲学正好符合汉初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政策是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使国家在长期的耗尽一切的战争后恢复元气。到了元气恢复了,道家哲学就不再适用了,而需要一个进一步建设的纲领。统治者们在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它。
儒家的社会、政治哲学是保守的,同时又是革命的。它保守,就在于它本质上是贵族政治的哲学;它又革命,就在于它给予这种贵族政治以新的解释。它维护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这一点是孔子时代的封建的中国所普遍接受的。但是它同时坚决主张,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不应当像原先那样根据血统,而应当根据才德。因此它认为,有德有才的人应当就是在社会居于高位的人,这样是完全正确的。
西方人把儒家称为"孔子学派",很不确切,须知儒家就是"儒"家。这种"儒"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学者,他们精通古代文化遗产,这种双重身份是别家所不具备的。他们教授古代文献,保存伟大的文化传统,对它们作出他们能够作出的最好的解释。在一个农业国家,人们总是尊重过去,所以这些儒也总是最有影响。
至于法家,虽然成了秦的替罪羊,可是也从未全部被人抛弃。法家是些现实的政治家。他们是能够针对新的政治状况提出新的统治法术的人。所以,随着中华帝国版图的扩展,统治者们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论和技术。这就使得汉朝以来的正统儒家,总是责备各朝的统治者是"儒表法里"。但是在实际上,不论儒家学说、法家学说,各有其应用的适当范围。儒家学说的专用范围是社会组织,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学术界。法家学说的专用范围则限于实际政治的理论和技术。
道家也有行时的机会。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政治、社会秩序大乱,人们对于古代经典的研究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很自然地倾向于批评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在这样的时代,儒家学说自然衰落,道家学说自然兴盛。这时候道家学说提供尖锐的批评,以反对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还提供逃避现实的思想体系,以避开伤害和危险。这些正适合生于乱世的人们的需要。
汉朝亡于公元220年,接着是长期的分裂和混乱,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才告结束。这四个世纪,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频繁的战争和朝代的更迭,一系列的朝代统治中国的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朝代统治中国的北部。另一个特征是几个游牧民族的兴起,有的是用武力越过长城,定居华北;有的是和平移入的。北方的几个朝代就是他们建立的,其势力始终未能扩展到长江 。由于这些政治特征,这四个世纪通称"六朝",又称"南北朝"。
这是一个在政治、社会方面的黑暗世纪,悲观主义极为流行。有些方面它很像欧洲的中世纪,时间也有一段是同时。这时候,在欧洲,基督教成为统治力量;在中国,新的宗教佛教迅速发展。可是,若是说,这是文化低落的世纪,那就完全错了,有些人就是这样说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取文化一词的狭义,那就可以说,在这个世纪,在几个方面,我们达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绘画,书法,诗歌和哲学在这个时期都是极好的。
随着朝代的更替,战乱与和平,哲学都是人心与政治的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