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留言，问我教师是不是知识分子。

      我先是想笑。教师怎么可能不是知识分子呢？不是知识分子却传授知识，这不是太搞笑了吗？

        但接着往下想，我又觉得惶恐。如果教师自己不相信所谓的知识，不是知识的创造者和加工者，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工，那么教师还配称作知识分子吗？

        再往下想，我简直想哭。我们教的那个东西能够叫做知识吗？很多人一轮复习、二轮复习不就为了混个熟能生巧？所谓的考试秘笈、应试宝典不就是一块敲门砖？老师能够当真？学生能够当真？学生不是刚刚拿到准考证就撕书、撕书，考完之后就胜利大逃亡了吗？

        教师是不是知识分子？不妨深入辨析之！

        何为知识分子？

        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

        国外的主流看法是：所谓知识分子，是指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尤其是具有批判精神，是国外通称“中产阶级”的主体。

        如此看来，知识分子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人，更不是传授知识不得法的人。所谓知识，不仅是知“晓”主义者，还要是知“识”主义者。也就是他们不仅要掌握知识，还要践行知识，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有知识，有见识，还要有胆识，具有前瞻性、引领性、批判性、开辟性，这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般具有三大特征。

一是具有修身致良知的人文精神。比如重义轻利、群体至上、舍生取义、正道直行、自强不息等品质。

二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三是具有诉诸纸笔的知行合一能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多知识分子都注重“立德立功立言”。尽管在三不朽之中，“立言”放在最后。但从知识分子内心来说，何尝不想把立言看得更重？只是嘴巴上不便明说罢了。

        但古代知识分子也有先天弱点，那就是他们绝大多数是依附性人格。

        为何古代知识分子是依附性人格呢？

        因为在古代中国，作为学统的“道”与作为政统的“势”，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呼应，相得益彰。

        孔子说：“从道不从君”。但他奔走于六国，累累若丧家之犬是为了什么？待价而沽又是为了什么？孔子尚且如此，可见在现实社会中，“道”屈从于“势”到了何等地步！

        当统治者通过政统的“势”，把“天道”世俗化，君主即天子。君主所有作为即变成了“天道”意志，成为绝对精神。

        君主替天行道，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当然绝对正确，无需反省，更谈不上忏悔，一切罪愆全在百姓、全在臣子。老百姓抗君就是抗天。试问，谁还敢反抗？谁还能有批判思想？不依附还能怎样？

        所以古代知识分子，他们拼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不断“修身、齐家”，不就是想把自己的才华贷与帝王家，实行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所以儒家一定要强调：“学而优则仕。”当“仕”成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甚至是唯一选项，“道”从于“势”便成为必然，而且不可逆转。

        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中国的士女同构，更是赤裸裸的说明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人格。屈原和苏轼一旦被统治者抛弃，也要感慨自己是芳草美人，奈何女人不坏，皇帝不爱？屈原“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苏轼的“多情却被无情恼”，显得多么失落，多么可怜兮兮。

        因此古代少有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很多就是皇帝身边的怨妇。屈原也好，陶潜也罢，其思想的批判深度均停留在“问小人”层面，从来没有上升到“问君”高度。连梁山好汉也知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从对国君的绝对依从，到对一切上级的奴才性顺从，慢慢形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人格。

      以鲁迅先生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有的属于帮忙，有的属于帮闲，有的属于帮凶，还有的属于扯淡。

        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则是“帮忙”；为统治者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则是“帮闲”；为统治者作恶，则是帮凶。无论“帮闲”和“帮忙”都须有才华。可怕的是有“帮闲”、“帮忙”之志，而无“帮闲”、“帮忙”之才，这样的人就称为“扯淡”。

        鲁迅尖锐的指出司马相如和屈原之流，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和“帮忙”。屈原的《离骚》也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牢骚之辞。

        其实屈原和陶潜都没有独立人格，至多属于“帮忙”。其人格依然是依附于“势”的依附性人格，对国君的“势与道”极为忠诚，而不屑与小人为伍。

        许纪霖在《智者的尊严》中写到，中国传统儒生在短短的一生所做无它：代圣人立言而已，死抱三经六义而已，尊仰三王之世而已。这就是依附性知识分子的悲哀。

        但世界上也曾出现过一些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这是什么原因呢？

        过去有一句俗语，叫言必称希腊。因为古希腊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

      古希腊理性文明强调真善美，强调对上帝的信仰。所以造成了学统的“道”与政统的“势”的相对独立。

        赫拉克利特的选择是：“我不可能放弃我对因果律的研究，去当波斯国王。”这是知识分子掷地有声的选择。

        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去看望哲学家狄阿杰尼斯。狄阿杰尼斯正在一个木桶里晒日光浴，亚历山大走上去问候他，问他需要什么东西。狄阿杰尼斯说：“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种知识分子骨头太硬了，皇帝过来了也不买账。在中国，想来也只有李白一人。天子呼我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

        亚历山大大帝无限感慨：“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希望我是狄阿杰尼斯。”这是一代国君的选择。政统的“势”非但没有压制学统的“道”，反而无限神往艳羡。

        这就是两种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知识分子多“舍道从势”的世俗之人，一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高高兴兴地成为依附性人才。西方则多有为知识为真理而献身独立性人格的知识分子。这既有知识分子本身的责任，更有统治者的责任。

        什么是合格的知识分子？罗斯福说，应该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然后你才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在这一点上，教师已经很难做到了。我们靠的就是这份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呢。

        对知识分子而言，除了独立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时代的预言家，还要坚持批判立场。

        左拉在《知识分子宣言》中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

        知识分子是时代的预言者，引领着社会发展，应该担当时代大树啄木鸟的重任。如同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狂风和大海之间高傲的飞翔。

        从这个角度来说，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的传统定位，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知识分子，只能称为知道分子。更何况现在比韩愈所说还要等而下之。很多老师只教书不育人，只教考试不教书，甚至只教解题不教考试，越来越窄化了教育，那就更加与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了。

        胡适说：“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深夜无人，我也常常反思自己，我虽然算清醒之人，但无法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只能坚持本性不作恶而已。也曾怒发冲冠发一些批判之词；但一有风吹草动，赶紧挥刀自宫，前段时间就听朋友劝告，主动删除了很多文章。想做一个知识分子，哪怕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何其难也！

那么老师中有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还是有的。比如著名杂文家南师附中的吴非。比如深圳已经去世了的马小平，还有北京大学的钱理群、陈平原等人。

        宏大叙事不说，作为现代老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堂堂正正教书、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不盲从、不献媚、不表忠心，以专业收获尊重，以人格取得信任，以赤诚之心做对学生终生受益的事。倘能如此，也许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