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乃人生第一大美事，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只能说你还没有在书中找到快乐。读书的最大目的不在于实用而在于虚用，即追求精神世界的形而上，因为“道德尤不济饥寒”，若只将读书作为谋求生存的外在手段而不是用于滋养心灵的内驱动力，那么，这种读书的境界是不足称道甚至带有些自欺的性质。我喜读书，并不是想通过读书量的累积以妄称“博雅”，发表些无关痛痒的文字以沽名钩誉，而是有选择的读那些有品质的书籍，以达悦己达人的目的。
书有优劣之分，好的书是灵魂的伴侣，她能给你精神上的慰藉。一个人读书的优劣决定了他人生的内驱力。从此而论，我更赞成林语堂先生的“树状读书法”，而对周祖谟先生提倡的“次第读书法”却不置可否。因为“次第读书法”是从读自己的专业书出发，当涉及到与本专业交叉的其他专业时，再去研读此专业的书，这种读书法带有明显科研的性质，目的性很强，它是把读书当成了科研的手段，因而很少能从读书中寻得快乐；相比而言，“树状读书法”则打破了学科的界限，任性而为，这种读书法好似一个渐行丰满的实心球体，只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丰富这个球体，结果则是殊途同归的，但两者效果却是大相径庭的。其实，若深得读书之乐的人便会发现自己读书的动机是纯粹出于一种原始求知欲的冲动，好像人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一样，读书完全是一种本能罢了。
有人会说背离了专业的读书是一种“不务正业”，我只能说你的一偏之见是以旁观者的心态阐发的。我倒觉得读书要分文理，理工类的读书必须走“先专后博”的道路，因为对科学工作者而言，“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而人文类的读书大可“先博后专”，只有先“全面洒网”，最后才能“重点收网”，因此，真正的人文学者往往是杂家、通家。上世纪上半叶的学术界之所以大师辈出，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们学问的“博”，记得吴宓在一首诗中盛赞钱锺书道：“才情学识谁兼具，中西新旧子竟通。”一语道破了个中真谛。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好一句振聋发聩的箴言，它道尽了读书人的真谛：读书人是“迂儒”，他们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更不是为生计穷途的市井之徒，他们是“精神的贵族”，灵魂的主人。他们乐于自迂，安贫乐道，他们是行为上的犬儒主义者，精神上的斯噶多派。冯友兰将人分为四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而在至高境界中，亦有庄子的“神人、圣人、至人”之分。读书人也是如此，自然功利境界的人以学问为混饭糊口的工具，根本谈不上为学；而道德天地境界的人，著书立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成“三不朽”功业！
读书真是一个恒久的话题，愈久弥坚，“好酒不怕若巷子深”，相信个中醇味只有身为读书人方能深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