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读《金钱与好的生活》
不怕你笑话，拿起这本书的初衷纯粹是想赚钱。早就不记得最初是在哪时哪地哪种情境下与这本书邂逅的了。然而，抚今追昔，似乎也不难想见当时的场景：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在茫茫书海里茫无头绪地瞎转悠，时间一分一秒滴过去，突然，我的眼睛被狠狠地辣了一下，酸水直淌，我用尽力气揉了揉眼睛。这才看清——《金钱与好的生活》。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爱钱，非常爱钱。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黄金屋”就不用说了，“颜如玉”“千钟粟”又何尝不是钱？实质上，就是钱！我爱钱，我能不爱钱吗？曾几何时，如果我有钱，我就能像海龟们一样，去异国他乡感受异域风情并镀一层金回来；倒退五年，如果我有钱，我就能在考博前上最好的辅导班、一门心思地无牵无挂地备战、优哉游哉地轻装上阵……只可惜，我没钱，没有足够的钱——因为没钱，我的博士梦碎、我的学术之路举步维艰，到最后不得不被迫放弃。现如今只落得个没钱、没车、没房、没老婆、没娃，连个北京户口都没了，的悲惨下场。
没钱的人，因钱而受尽屈辱的人，像我更加能认识到赚钱的迫切性。可想而知，我怎不会时时刻刻甚至在睡梦中都想着赚钱、想着金钱？！若此，你说我看到“金钱与好的生活”这几个字眼，能不兴奋地快要背过气去吗？在别人看来，《金钱与好的生活》也许不过是一个平中见奇的书名，而映入我眼帘的则是熠熠生辉的金钱。“金钱与好的生活”，看看、读读、听听、想想，怎不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怎不是急公好义的及时雨？
金钱与好的生活”，题目通俗易懂，揭示了全书主旨。“金钱与好的生活”，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金钱与好的生活之间关系密切。金钱是过上好的生活的基础和保障，过上好的生活则是金钱或人们赚取金钱的目的和归宿。要过上足够好的生活，就必须有足够多的金钱。噢，我明白了。这是一本教人赚钱的好书！不难想见，它开篇一定会先论述金钱与好的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接着一定会运用充足的理论论据和事实论据证明金钱的重要性，最后理论联系实际、现实说法来具体指导人们如何赚取金钱、如何赚取足够的金钱，并不忘提醒人们：虽然望梅能止渴，但是画饼难充饥，要想过上足够好的生活，就得赚取足够多的金钱！若此，这本书岂不正合我意，我太需要她啦！
越想越兴奋，越想越激动，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我已经翻开它读了起来。谁知翻开书后，我大吃一惊。读着读着，我的心里凉了半截，虽然说大失所望有些言过其实。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我羞愧难当，也不知是我的禀赋中曹孟德那种明智犯了错误也死不认账的优秀因子，还是我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犟劲儿又犯了，抑或是我就想看看这本书到底能让我失望到什么程度，总之，我眼泪汪汪、咬牙切齿地愣是把这个《金钱与好的生活》从“献给雨果”读到了“我最开心的事情”。
掩卷深思，我“违心”（有悖初心）地把这个《金钱与好的生活》（正文不过258页）读了一遍——虽然有些囫囵吞枣，虽然有些不求甚解，虽然有些似懂非懂——到底亏不亏？
这本书是没有告诉我如何赚多多的金钱，让我的梦想落空了，这毫无疑问。既然如此，那么这本书是不是就不值得一读呢？！这个问题，还是留给读者自行去判断吧。作为一个读者，显然很不够格，当务之急，我应该先试着把自己的阅读感觉（或者换句话说，尝试回答下读了这本书我知道了啥的这个问题）写下来。
既然《金钱与好的生活》不是一本教人如何赚取金钱的书，那么它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
193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一篇著名的经济学未来预测性质的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在这篇文章中，凯恩斯明确指出：“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见了一个真实且永恒的问题，即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应该如何利用它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为人类赢得的闲暇，使人类过上睿智、愉快和满意的生活。”凯恩斯在这篇文章中，还透露了这样的生活在100年后即2030年就可能会变为现实的观点。这篇文章及上述观点，在当时及以后的漫长时间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这篇文章发表八十余年后，本文的作者独具慧眼，发现了《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尤其是上述观点的价值。作者带着溢于言表的兴奋感，指出凯恩斯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会遭受冷遇，主要是因为当时正值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时，世界经济大萧条，人们无暇顾及其他。不仅如此，作者还从凯恩斯的这篇文章尤其是上述观点中概括出一个经济学论点：“技术进步使每个工时产出的增加成为可能，人们用来满足需求所花的工作时间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几乎不再需要工作。”
作者认为凯恩斯的这种认为人类会有“一个无须工作的未来”的观点，大谬不然。将凯恩斯的观点作为靶子，展开批驳。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凯恩斯的观点并没有进行全盘否定，而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凯恩斯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是准确的，对此作者予以充分肯定，这一点从其所用的“惊人地准确”一词不难看出。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发表近100年后，我们大多数人仍在辛苦地工作——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凯恩斯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其原因是：“自由市场经济赋予了雇主决定工时和工作条件的权力，同时激起了我们内心中竞争性的、追求身份和地位的消费倾向。”
本书由引言，以及凯恩斯的预测失败了、失控的浮士德式交易、财富的价值、幸福的幻影、增长的天花板、美好生活的7个基本元素、这个时代需要变革等七大章内容组成。此外，还有致谢和译后记两部分内容。
在引言中，作者交代了本书的写作目的（“意在反对那种贪得无厌——经济上的不知足，即渴望拥有越来越多的金钱，即让我们——既指个体，也指整个社会——做不到‘适可而止’的心理倾向。”）、研究对象（“主要是富裕国家，这些国家拥有足够多的财富，可以过一种体面的群体生活。至于贫穷地区，那里的民众生活得很贫困，‘不知足’是他们未来才需要考虑的问题。”）、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比较马克思主义和基督徒关于经济上的不知足的观点，作者得出“经济上的不知足根植于人类的本性，我们倾向于跟自己的同胞攀比，从而发现自己的不足。这种本性因资本主义而变本加厉，贪得无厌曾经只是富人的异常行为，现在却成了社会的常态。”）、作者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以及本书的写作方法与主张（“资本主义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使物质条件的大幅改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激发出某些最遭人诟病的人性，比如，贪婪和妒忌。我们所提倡的是，通过回想古往今来和所有文明中最伟大的思想家对‘美好的生活’的阐释，尝试改变现有的政策，以帮助我们实现‘美好的生活’这个目标”，并再度锁住那个‘恶魔’——贪得无厌。”）、国内生产总值（GDP）对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作者指出：“对于世界上的富裕国家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应被视为旨在实现美好生活政策的一个副产品。只有进一步观察，才能看清楚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果是正是负，抑或静止不变。”）、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特色（“本书并不想探讨公正的原则，而是想讨论美好生活的构成。”作者“从个人及其需求入手，并在此基础上设法描绘出一幅共同利益的图景”。作者指出：“现阶段，分配问题处在公平、正义讨论的核心位置，虽然它非常重要，但只在美好生活需要它的情况下才是这样。”）、写作缘起（前文已述。简言之，本书肇始于作者对凯恩斯《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观点的批判性思考。），在引言的后半部分作者简要论述了每一章的主要内容（此处从略）。
如前所述，本书的正文分为七大章。从内在逻辑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1章，第二部分包括第2至第5章，第三部分是第6章，第四部分是第7章。这四部分之间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使得全书结构紧凑，逻辑严谨，说服力强。
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凯恩斯的预测失败了。1928年，凯恩斯在剑桥大学向一群本科生做了一场以“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为主题的演讲，在作者看来这是凯恩斯乌托邦式理想的首次袒露。后来，凯恩斯对这篇演讲做了修改并于1930年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凯恩斯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看法，如：“我们正在遭受的痛苦不是老年风湿病造成的，而是快速变化导致的生长疼痛，是从一个经济周期到另一个经济周期的调整之痛。大萧条至少部分是‘技术性失业’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失业源于我们寻找节省劳动力方法的速度，比我们为劳动力寻找新用途的速度更快。’技术性失业指向一个没有工作的未来，但它是自愿的，不是被迫的。”但当凯恩斯将经济学逻辑用于预测之后，就得出了在作者看来是似是而非的结论，即人类只需要用目前工作投入的一部分就能满足其全部的物质需求，每天最多工作3个小时即可“满足我们的本性之恶”。
凯恩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而“资本主义是一种努力奋斗和赚钱的生活状态，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个目的就是美好生活”。剑桥哲学家乔治·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对这种美好生活进行了细致阐述。作为摩尔得意弟子的凯恩斯，明确表示美好生活是他“内心深处的信仰”。
作为凯恩斯的孙子辈甚至重孙辈，作者对凯恩斯的预言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指出：“凯恩斯的文章提供了两个预测和一种可能性。两个预测关乎‘增长’和‘工时’，简单来说，凯恩斯认为100年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将‘足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所以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必超过3个小时。一种可能性指的是，我们将学会如何利用闲暇时间，过上‘睿智、愉快和满意’的生活。”
作者通过分析比较“凯恩斯的预测”“自凯恩斯预测以来（1930-2000年）的人均GDP增长情况”“自凯恩斯预测以来（1930-2030年）的每周工时变化情况”三幅图中每周工时与人均GDP、凯恩斯的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关系，得出“工时的下降大大低于每小时产出的增长”的结论，这意味着凯恩斯的预测没有实现。既然如此，那么凯恩斯为何会进行这样的预测呢？作者认为： “凯恩斯的预测没有考虑地理因素。他可能认为，到2030年，贫穷国家将接近或赶上富裕国家。凯恩斯的预测并非完全错误。东亚一小部分经济体已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而且一大批中等收入国家不久也将赶上来。但是，人口的急剧膨胀是他未曾预料到的。”而且，凯恩斯也没有思考“为了帮助穷国，富国需要把抵达‘乐土’的时间推迟多久”这个棘手的问题。
在进一步探究中，作者似乎认定凯恩斯的预测失准与我们的测量方法中存在对平均数的误读的现象不无关系。不过，该部分内容似乎比较专业，我看得似懂非懂。依稀觉得，作者以让凯恩斯自问自答的形式来阐明“为什么凯恩斯认为人们的收入越多，就会越不想工作”“为什么他会认为平均收入增加4～８倍就足够了，而不是增加2倍、3倍或者10倍”的缘由。由此不难得出凯恩斯预测失准的一些具体原因，如“富人也会通过增加工时而在收入方面把穷人远远地甩在后面”。
由于在今天闲暇仍是工作的附属品，而非替代品，所以对于凯恩斯所说的这种“可能性”即我们会利用闲暇时间过上“睿智、愉快和满意”的生活是否能够实现，我们还难以下定论。
总而言之，凯恩斯的预测之所以会失准，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工作愉悦感的增加，或者闲暇恐惧感的增加，使得工时出现停止下降的情况；二是工人工作压力的增加是工时停止下降的原因之一；三是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存在永不知足的倾向。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凯恩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被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贪欲可以因充裕而得到满足，人们自此以后便能自由地享受文明的成果” 。
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爬梳古往今来（大致上起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终于当今）最伟大的思想家对“美好生活”的各种精彩阐述，并不时表明作者自己的观点，为后文张本。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凯恩斯有一种矛盾的情感。为了得到好的结果，这种文明将坏的动机放出了牢笼，而把道德打入冷宫，直到我们达到富足状态，每个人才有可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凯恩斯明白，在意识层面上，资本主义文明给以前被视为邪恶的动机发放了通行证，以换取未来的酬报。资本主义文明和黑暗势力达成了交易，作为交换，它将确保让我们希望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成真，不再有辛劳、烦恼、暴力和不公。作者将这种交易称为“浮士德式”交易。民间流传的乌托邦之梦世俗而且天真，反映了人们对闲散和舒适生活的渴望。因经济学的纯粹世俗传统，故凯恩斯支持浮士德式交易。
18世纪初，英格兰和荷兰仍然抱持着贪婪和奢侈是不道德行为的理念。如此一来，虚伪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经济学界的马基雅维利——伯纳德·曼德维尔对那些明明享受到了贪婪和高利贷的好处，但声称不赞成这么做的虚伪的人进行有力的抨击。曼德维尔的观点是：你可以富有而言行邪恶，或穷困而德行高尚，但不能集富有和美德于一身。曼德维尔对邪恶、傲慢的处理方式适用于王朝复辟之后的英国，但半个世纪后，一种世俗的清教主义取而代之。而后，进步的思想家通过重新定义善与恶，来使它们与经济的效用和负效用保持一致。一旦赚钱这件事不再受道德的谴责，它就被人们完全以因果关系来看待。
亚当·斯密有关自利的学说不仅把贪婪变成了美德，还把传统美德变成了恶习。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化的胜利，它是奥卡姆剃刀定律在人类社会行为方面的创造性应用。狂暴的激情被简化成自利这个单一的动机，赋予经济学以独特的分析能力。亚当·斯密对自利的辩护并没有令所有人信服，却让经济学有了“夺走美德的光辉和消除恶习的刺痛”这样一个名声。19世纪中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指出：“在既有的富裕水平上，假设人口增长得到控制，英国就有可能让其所有居民过上美好生活。”浮士德与魔鬼的赌局虽然十分荒谬，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金钱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种工具。
作者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上是道义方面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太可恶、太不公正，必须消灭它。……尽管资本主义不公平，它却是人们脱贫的工具。……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解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矛盾心理的最佳智识工具。……马克思只弄懂了黑格尔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阶段，即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马克思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他所论定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原因。……马克思是首位给资本主义的毁灭性赋予恰当的道德权重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涉足经济学之前，他就坚信资本主义必将覆灭。……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的覆灭设计了两种可能的情景，即‘利润危机’和‘实现危机’。……帝国主义理论的诞生，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出人意料的生存能力。……鉴于资本主义的‘垮台’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之后的世界未能给予更多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们没能实现马尔库塞所提出的性乌托邦梦想的）最明显的原因是，西方经济无法兑现普遍富足的承诺。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浮士德式交易的基础之上。贪婪的魔鬼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其前提条件是要让人类脱贫致富，然后永远消失。一个富足的天堂将会随之而来，所有人都能自由地过着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快乐生活。
启蒙运动之前的经济思想常被视为顽固和无知的大杂烩，因而不受重视。但是，当代社会非但未能兑现乌托邦的承诺，而且处于重重困境之中。作者认为，解决当下困境的秘诀也许就掌握在现代之前那些几乎被人忘记的人物身上。
在浮士德式交易出现之前，关于财富的思考受到“有限”这个概念的约束。维吉尔、马基雅维利、圣方济各，以及印度和古中国的思想家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
作为现代之前经济学思想的来源，亚里士多德没有试图依靠纯粹推理构思出一种理想的社会。其目标仅是将受过教育的同代人的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体系。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著作 “正派、单调、略显平庸，其中更多的是有些浮夸的常识”，作者认为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者进而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思想对12～17世纪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有主导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创建了一个虽经多次修改但一直延续到亚当·斯密才宣告终结的经济学思想理论体系。作者明确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著作”这种说法并不妥当，因为亚里士多德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经济学这门学问。亚里士多德仅仅知道“家政管理”，虽然“经济学”一词可以看作是由其演化而来的。作者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与其他物种一样，人类也是有目的的，人类的目的是达到一种满足或实现目标的状态。亚里士多德将这一目的等同于美好的生活，现在虽然道德辩论分为道德是一种责任和道德是主观的自我表现两派，但他们都不认可亚里士多德的美好生活理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好生活不仅需要卓越的品质和才智，比如勇敢、节制、慷慨和智慧等，还需要某些必不可少的“外部商品”——耕地、种地的奴隶、住房、衣服和家具等。亚里士多德眼中的这些必需品，在马克思看来，是使用价值。除了使用价值以外，财产还有另一种价值，马克思将其称为“交换价值”。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对不知足即贪得无厌有所担忧，很多古希腊人也都有类似的想法。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古希腊哲学家都一致认为“欲望”应以“需要”为限。
哲学将对富人的藐视由古希腊传到了古罗马，从而使对贪婪、奢侈及性无节制的谴责成为攻击富人的一种标准武器。作者进而指出，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哲学家不会对现代社会中的贪婪和挥霍个案感到吃惊，因为在当时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他们并不难理解我们现代的困境。但是，亚里士多德将不可能理解我们将政治上精心设计的集体不知足称为“增长”。
作者指出我们不应忽略亚里士多德思想中那些最深刻、最持久的内容，虽然他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也许是不切实际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两个假设——美好生活的确存在，而且金钱只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工具——是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文明共有的，并非西方文明所独有。
古代欧洲的金钱观：主要指基督教的金钱观，即金钱是“不义之财”。从13世纪早期开始，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接受了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金钱观和和美好生活的理念。中世纪的欧洲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某种生活方式是美好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不再需要工作的生活方式”的假设，武断地确立了美好生活的内涵。在作者看来，亚里士多德的金钱观之所以能够俘获中世纪人的心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高利贷的谴责。这一金钱观的核心是利息之所以是利息，是因为它是金钱的后代。大体上，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的基本倾向与商业呈现调和的状态。“财富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财富而活。”
古代亚洲的金钱观：主要指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的金钱观。古代印度种姓制度下婆罗门的古代法典《法经》清晰地表达了古印度人对财富和贸易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上文所述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家的态度一般无二。《法经》认为，法律高于财富，财富高于快乐。古代中国人不信任做苦行者的冲动，在他们看来，经商或放高利贷并不耻辱，求财也并不亵渎宗教。他们毫不吝啬地赞美金钱。虽然如此，但古代中国文明却并不鼓励为积累财富而积累财富。对儒生来说，财富是获得教育资源和公职的手段；对有哲学倾向的道教徒来说，金钱让他们有时间获得体验。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国家、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的文明都包含了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观点，都认为商业应完全服从于政治和沉思，但同时又担心商业会导致其他活动服从于它的目的。这三种文明几乎都认为，因贪财而崇拜金钱是一种精神失常的表现。
时至今日，西方世界绝少公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话题有兴趣，美好生活的梦想黯然失色了，这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即人们的贪婪本能得到释放，使得贪得无厌大行其道。作者认为这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将美好生活的理念丢在一边，就会使现代经济学走入不区分“需要”与“欲望”的重大误区。若此，则“必需品”与“奢侈品”的区别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进而，“足够”或充足的概念将会瓦解，人们将会变得更加贪婪。
经济学在众多学科的角逐中独领风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制度性权威的衰弱。直到20世纪，尤其在英国，不论是教会和土地贵族还是作家、艺术家和大学教师，他们都在殊途同归地推崇、倡导美好生活的理想。作者指出，美好生活的理想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理想，它会出现在世界各地。作者特别提到，他们是要重建美好生活的愿景，而不是为了复古。
正如“幸福经济学”所表明的那样，发达国家的人们虽然整体上感觉很幸福，但并没有变得更幸福。作者指出，幸福是一个哲学概念，是“本质上存在争议的概念”之一，围绕着它的争论既得不到解决，也不会被搁置。作者认为，除了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之外，几乎古代的任何一种幸福愿景都蕴含着“对人类来说，什么是美好生活，或者最完整、最圆满的生活”这一问题的回答。
20世纪40年代以后，从美国开始，经济学再度成为研究如何帮最多的人实现幸福的科学。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文章指出，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大幅改善人的命运。这篇论文的核心即“伊斯特林矛盾”。作者认为幸福经济学存在“测量谬误”和“道德谬误”两大问题。作者主张我们应该坦诚我们想要的其实是美好生活，让幸福自己来敲门。
环保主义的成败是信仰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作者鼓吹美好生活环保主义，认为其能够提醒我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不是牺牲，而是值得热切渴望的东西。
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归纳总结出美好生活的7个基本元素。作者制定了基本元素清单的四项准入标准，即基本元素必须具有普遍性、基本元素必须具有终极性、基本元素必须自成一体、基本元素必须是不可或缺的。
美好生活的7个基本元素：健康；安全；尊重；个性；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友谊；闲暇。
作者所说的健康是指身体功能完整，这是人类动物本性的完美体现。健康不仅包括维系生命或合理的寿命所需要的一切，还包括活力、能量、机敏，以及托尔斯泰和其他道德主义者喜欢的红润气色。
作者所说的安全是指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合理预期，即期待生活或多或少地按照惯常的路径延续下去，免受战争、犯罪、革命、重大社会或经济动荡的干扰。
作者所说的尊重是指无论是否拥有某种形式，你都认为他的观点和利益值得关注，而不是可以忽略或践踏的东西。尊重不代表认同或喜欢，你甚至可以尊重你的对手。它也不含有任何崇拜的成分。但是，它代表你对他人观点的某种认知或关注，这种态度与我们对动物的态度有本质的不同。你可以很喜欢一只宠物狗，但无关尊重或不尊重。
作者所说的个性主要是指制定和执行反映一个人的品位、性情和对基本元素的理解的人生规划的能力。
作者所说的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指不能疏远大自然，而不是偏爱乡村厌弃城市生活。
作者所说的友谊是指古希腊语词汇philia，即友爱、友情，包括所有健康的亲情和友情关系。
作者所说的闲暇，是指其更古老的含义，即不只是下班后的休闲时间，还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活动。闲暇是我们为闲暇而闲暇，而不是为其他事情。在作者看来，只要人们不是为赚钱而工作，而是为工作而工作，即便这种工作并非无偿的，也可以算作是闲暇。
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现有的政策不尽如人意，我们（尤其是国家和政府）应该尝试适当调整政策，从而将“美好生活”的目标实现，并免于贪得无厌。
凯恩斯时代的经济学家假设，随着人们越来越有效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作为理性人，他们将会而且应该减少工作时间，去更多地享受生活。作者在上面的论述中指出有两大障碍导致凯恩斯预言失准，即权力关系和人类无休止的欲望。两者共同作用，呼唤出了人类贪婪的本性，这种贪得无厌的心理致使社会走向持续且无目的的财富创造。
在作者看来，国际竞争是在给贪得无厌火上浇油。因为，人们为了获得竞争的胜利，总是在干着牺牲享受而赞美贪得无厌的蠢事。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某些地方出现衰微迹象，但英国的领导者从来没有放弃永保经济增长的努力。作者主张将残存的道德碎片连缀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智慧、道德与政治合力，来打败贪得无厌，将人类的目标重新导入美好生活的正轨。
作者从“非强制性的家长主义”的立场出发，给（英国）政府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其目的在于增加个人选择的自由权。作者的主要建议：通过立法逐渐减少工时，限制周工作时间和（或）增加法定休假时间。不将经济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让工作分享成为实现劳动力供需平衡（包括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服务业岗位上）的文明方式。适度发放捐赠资本。依靠教育，鼓励人们享受闲暇。采取措施减轻消费压力，如向金融衍生品等征收交易税以约束金融行业。限制广告播出，禁止公司将广告费用列为成本项目以减少纳税额，从而从源头上限制广告。
作者指出，本章即本部分的目的是寻找一种社会和经济的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反映的是为了获得美好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而要减少的工作量。这意味着我们要放弃经济学的稀缺观点，而这种观点已经深深地扎根在经济学之中，强调效率至上。为了回答“一个已经实现充裕目标的社会，该如何组织这个社会的集体生活” 的问题，作者给出了一些生活建议，但这些以贫困为前提的规划与眼下那些广为传播的经济政策并不完全契合。
在行文接近尾声的时候，作者再次强调指出：“本书旨在帮助人们重新思考我们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金钱有什么用处，以及美好生活的意义何在等重要问题。”“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说服读者，（作为现代文明人我们真的不能仅仅热衷于消费和工作，我们还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白，）美好的生活确实存在，我们应该努力去过这样的生活。我们需要多少钱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呢？答案要经过论证才会得出，而不是一开始就有。”
